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編輯學會確定《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這樣一個選題，并且斷斷續續堅持了數年，花費了很大的氣力，終于編著成書，修成正果。至少有這么幾個原因促成了這個選題的立項并推動其前行。

其一，中國編輯學會的宗旨使然。中國編輯學會是一個全國性、群眾性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團體。學會總的任務是通過理論和業務研究追溯編輯學歷史，分析現實，探索編輯工作的規律和科學原理，建立編輯學理論體系，培養高素質的編輯人才隊伍，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版事業竭誠服務。

其二，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的創新點使然。從史入手，固然是學術研究的一條比較成熟的沉潛之路，而這個選題的亮點或創新點，就在“近代編輯史”上。關于“中國出版史”的著述不在少數，簡史也好，通史也罷，業界同志交談議論起來，總能列出一張長長的單子，但關于“中國編輯史”的著述則少之又少，很難覓得幾本。《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不只是關于出版的斷代史，而是在此基礎上更側重對編輯史展開探索和研究——側重于編輯職業群體的形成、編輯機構的發展、編輯人物的凸現、編輯成果的梳理、編輯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探討與研究。

其三，必要性與可能性結合才構成事物必然性的規律使然。中國編輯學會所轄的編輯史研究專委會聚集了若干長期在總編輯、骨干編輯、編輯教學科研崗位上工作，對編輯史研究頗有興趣，且有一定積累的專家學者同仁，使得選題的可行性有了現實的人員保障。

該書唯物辯證地揭示了近代社會變遷與出版行業變遷的邏輯關系。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從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于通商口岸和沿海一些城鎮紛紛建廠、通商，對科技、商業信息不斷增長的需求，催生了近代最初的報刊業；伴隨著殖民主義者來華的傳教士，紛紛開辦教會報刊，印制教會圖書以及部分科技圖書等。“師夷長技”“救亡圖存”的潮流引發官辦書局及服務于洋務運動的同文館等出版機構紛紛建立。科舉制度的廢除，“壬寅學制”“癸卯學制”的實施，公眾對新式教科書的大規模需求，又引發了民營書業的急速產生。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具有資本主義某些特征的中國近代編輯出版業的誕生與發展。

新式知識分子群體與中國近代編輯出版事業，可以說是相伴隨而產生、相依存而成長的。最初的中國編輯出版人在教會出版機構里面求職謀業，逐漸掌握了一定的編輯出版技術與經營管理知識，其中一部分人就開始自己獨立辦廠辦企。開始主要是承攬印制、發行等業務，慢慢地也直接辦起編、印、發一條龍的書刊企業。編、印、發一條龍的利潤明顯高于只擁有其中一兩個環節的利潤。

新式教育的發展和科舉制度的終結，使得大批新式知識分子進入編輯出版業，這些新式知識分子有著較新的知識結構、較好的西學素養、較開闊的世界觀，不再把讀書作為人生價值的唯一取向，他們成為編輯出版隊伍中最有近代化特征的群體，傳統書業中單純的印制工廠也向具有編、印、發職能的現代出版企業轉變。印制業務的近代化與其發行業務的郵政化，要求編輯環節集約化與職業化（專職化），于是“編輯所”制度逐步形成并不斷完善。一些有遠見卓識的編輯出版家，比如包天笑和夏瑞芳認為：要擴展業務，預備自己出書，非辦編印部（所）不可。應該請有學問的名人來主持。出版企業一家又一家誕生，編輯群體一個又一個地形成，成為中國近現代編輯出版事業發展的鮮明特征。中國近代編輯出版史演進至20世紀20年代后，恰恰是中國共產黨誕生、成長、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我們從中可以發現黨的誕生壯大與中國近代編輯出版事業的淵源。

前面講過，近代編輯脫胎于舊知識分子陣營，中國近代第一批職業編輯是在西方傳教士在華創辦中外文報刊的過程中產生并成長起來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后，“啟蒙”“救亡”“保種護國”成為中國社會急迫的主題，維新派報刊催生了具有政治自覺的媒介知識分子群體，20世紀前后維新派的政黨報刊使得報刊編輯本身的社會形象、職業地位得以提高。中國近代史的跌宕起伏，無不與報刊密切相關，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大都直接介入了報刊的編輯工作。出版與國家興亡有了深入關聯，與開啟民智有了密切關系，與科學啟蒙有了堅實呼應，與民主革命有了直接瓜葛。

編輯出版人的精英化在出版機構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生活書店等民營出版機構為代表，近代出版業在數十年時間內集中了大量的文化精英，他們在謀取職業、求得生存和有尊嚴地工作的同時，開啟民智、昌明教育，為救亡圖存、喚醒民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們總體上表現出一種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勇于并善于表達自身的文化主張和政治主張。他們一方面抓住廢除科舉制的契機，推出能滿足近代社會需要的不同層級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在維系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或進步的、科學的內容為我所用，興我中華。這個時期的新式知識分子群體不僅介紹新的思想，創造新的文化，還不斷地擴充新式知識分子團隊或準知識分子隊伍，共同為出版業發展作貢獻。

蓬勃發展的近代出版業和職業編輯隊伍為社團活動提供了基本條件，這種社團活動與職業編輯隊伍相互推動，相互催生。一方面，職業的共同性、共通性、差異性與理想性促使編輯結成緊密聯系的社團（學會），通過交流信息、集思廣益、思想碰撞和智慧聚合，達到聯絡感情、提升職業能力的目標。另一方面，在這種議論、碰撞、聚合的過程中，職業編輯漸漸地意識到這種新式學會的紐帶和平臺作用，逐步產生一種依賴感和獲得感，新式學會進而逐漸成為中國近代各類學術社團的源頭。學會、會刊與年會構成了“三位一體”的學術體制。有學會必有會刊，有會刊必有年會。創辦會刊與舉辦年會，是中國近代學會最重要的事業和主要的活動方式。可以說，報刊和書籍是近代學會的媒介基礎，而學會又是報刊編輯與書籍編輯能力提高及報刊、書籍質量提升的推進器，是報刊編輯與書籍編輯之間的共同理想和共同志向的加固器。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報刊和書籍的編輯出版工作，建立起紅色的編輯出版隊伍，極大地推動和保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書寫了我們黨的紅色出版史。

（作者：郝振省，系中國編輯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