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22年，大西洋兩岸的人們漸趨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大流感（The Great Flu，亦稱西班牙大流感，指1918-1920年間的全球性流感）的震蕩中平復，這些深刻改變了世界與個人的事件終于得以在文學中被言說：美國作家薇拉·凱瑟的《我們的一員》（One of Ours）于當年出版，小說描寫了大流感如何在開赴歐洲戰場的美國遠征軍運兵船上橫奪近百名新兵性命；英國作家D.H.勞倫斯的中篇小說《狐貍》（The Fox）同時在現代主義文學陣地《日晷》（The Dial）上連載，講述了一戰后歸家的士兵在大流感期間的愛情與婚姻；而身處戰后各種激流中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于同年出版了名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Brief einer Unbekannten），其中的陌生女人和她的兒子均死于大流感。

《我們的一員》將大流感融入了一戰敘事，成為了戰爭的序章。主人公克勞德原為內布拉斯加的農場青年，大學肄業、婚姻無愛，而一戰重燃了他的生命之火。當他從新兵訓練營回鄉探親時，火車上乘客們對他的贊賞令他倍感自豪，“就如《奧德賽》里面那位歸家的英雄一般”。1918年夏，在“安喀塞斯號”運兵船上，大流感來勢洶洶，他作為軍醫的助手，幫忙集合病患、記錄姓名和體溫、用酒精擦洗病人身子等。面對洶涌而至的死亡，他卻顯現出早熟的鎮定，因為他已然將之默認為戰爭這個“宏偉計劃中的損耗”。

小說中瘟疫與戰爭的疊合，與不時閃爍的古典色彩相呼應，共同指向了西方古典瘟疫書寫傳統，使人物悄然獲具了“英雄”的光環。譬如，運兵船船名“安喀塞斯”是古希臘傳說中特洛伊的皇室成員，埃涅阿斯的父親，在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中，安喀塞斯曾帶領特洛伊人前往克里特建造城池，卻因一場突然降臨的瘟疫而不得不停止。這種關聯著瘟疫、戰爭與英雄的敘事同樣出現在荷馬的《伊利亞特》中。開篇處，瘟疫便“把戰士的許多健壯英魂送往冥府”，迫使阿伽門農歸還阿波羅祭司的女兒，進而霸占英雄阿喀琉斯的女人，激起后者憤而不戰，造成特洛伊戰局的變化。相似地，史書《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也敘述了瘟疫與戰爭的交疊——戰爭期間雅典城遭遇慘烈瘟疫，人口因而減少了三分之一，使得提洛聯盟在后續的戰事中處于被動。另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中，底比斯城的瘟疫揭開了俄狄浦斯悲劇的序幕，預示著英雄后續對自身缺陷的“發現”。

這種對西方古典瘟疫書寫傳統的互文意味著凱瑟旨在謳歌遠征軍，塑造英雄。事實上，其寫作動機在很大程度上緣于她真實的感佩之情。凱瑟的堂弟格羅夫納·佩里·凱瑟（Grosvenor Perry Cather）少尉，曾服役于著名的美國第一步兵師，于1918年英勇犧牲于法國康蒂尼戰場。《紐約時報》曾報道了他的英雄事跡：“他以非凡的勇氣與冷靜登上戰壕防護墻，暴露于德軍七架機關槍之下，引導了兩個自動步槍隊進行了毀滅性的側面攻擊。”在一戰停戰日的當天，凱瑟專門寫信給痛失愛子的姑姑，稱頌堂弟的光榮與偉大以作慰藉。

與《我們的一員》中一戰與大流感的重合所不同，《狐貍》中的大流感發生于戰爭剛剛結束時。英國士兵亨利回到戰前居住的農場，發現親人已故，新主人則是兩個姑娘，瑪奇和班福德。當時，鎮上的人“都得了流感”，而這偏遠農場則彷如一塊飛地，隔離了病毒，也圈住了原本可能短暫邂逅便相忘于江湖的人們。與馬爾克斯筆下令人們在無法靠岸的船只中相愛的霍亂相似，《狐貍》中的大流感也如一道屏障，切斷了離開的可能，將亨利與瑪奇圈禁于固定的空間中，使愛情得以發酵。在亨利這邊，盡管勞倫斯未著筆墨，血雨腥風的一戰構成了他急于歸家、組建新家的無需多言的深層動因；在瑪奇這邊，英氣瀟灑的她不僅與閨蜜在戰時經營起農場，而且肩挑打獵伐樹等曾由男性壟斷的農務，當一戰的結束帶來男性的回歸后，她對男性的渴望亦悄然復蘇。

不過，勞倫斯并不旨在以一戰與大流感的無情來襯托人間的有情，他的關切其實在于愛情與婚姻的反差。盡管瑪奇希望與亨利牽手，但她與閨蜜班福德的友情亦難以割舍。于是，為了娶到瑪奇，亨利必須與班福德“搶奪”瑪奇，他進而看似無意地用伐倒的大樹砸死了后者，從而成功占有了瑪奇。但從此，身為人妻的瑪奇不得不褪去男性氣質，選擇做“柔順的水草”，這違心的屈從使得曾令倆人向往無比的婚姻成為了共同的囚籠。

某種程度上來說，《狐貍》中愛情的甜蜜與婚姻的失敗所影射的正是勞倫斯自身的困境。曾經，勞倫斯愛得轟轟烈烈，毅然與比他大好幾歲的已婚女人弗里達私奔。但在創作《狐貍》的1918年秋冬，夫婦倆的關系持續惡化，一戰的結束給來自德國的弗里達帶來的僅僅是短暫的解脫與快樂。她借口大流感的威脅而不愿與丈夫在倫敦見面，勞倫斯因而在獨居狀態中寫完了《狐貍》。1919年2月中旬，他染上了流感，癥狀非常嚴重，其醫生一度擔心他“熬不過去”。但正如《戀愛中的女人》里厭惡疾病的厄休拉一樣，弗里達對病重的他缺乏同情、不愿照料。倆人的關系跌至冰點，勞倫斯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表示，“這場病倘若對她而言不是一次教訓的話，對我則是”，他甚至想“在身體足夠強壯時給弗里達一記耳光”。

如果說《狐貍》中的大流感令愛情得以發生的話，那么《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大流感則給一段凄美的愛戀畫上了句號。借助書信形式，茨威格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陌生女人從13歲開始對曾居住在對門的作家R的隱秘之愛。這段愛情故事的雙方猶如流動的風與靜止的樹，形成了變與不變的對照，前者的身邊總是變換著女伴，而后者則至死不渝，哪怕對方在幾次短暫的風流中始終未能認出她來，哪怕她需要克服各種困難生養著她與作家的孩子。但大流感卻終結了一切，不僅包括這段刻骨銘心的單戀，還有陌生女人與他們的孩子的生命。在信的開始，女人便告訴作家：她的兒子剛剛死于流感，而她自己也感染了流感，此信若成功寄出便意味著她也已死去。該小說寫于1919至1921年間，陌生女人所說的“正在挨家挨戶地蔓延擴散”的大規模流感顯然指向了西班牙大流感。

彼時，茨威格回到了奧地利，但一戰已令山河破碎，曾經似乎江山永固的帝國皇權一去不返，他身處舊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的各種探索、奔突與劇變之中。在自傳《昨日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1942）中，茨威格回憶了1919年曾親眼看到奧匈帝國的皇帝與皇后棄國而去的一幕，感慨于榮耀千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坍塌，而盡管前路未卜，時代巨輪已勢不可擋地駛向未來。

這一未來必將不再是“昨日世界”，人們難免驚恐彷徨，但亦不乏革命激情，無數的變化與可能在積聚與沖撞中被醞釀，正如茨威格所寫：“戰后的這一代人猛地一下子掙脫了一切迄今為止行之有效的規矩，背離任何傳統，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擺脫一切陳年往事，一舉撲向未來。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個完完全全嶄新的世界，一個截然不同的秩序隨著這代人開始”。這種革舊迎新的浪潮席卷了藝術、文學、音樂、戲劇，乃至政治等各個方面。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發起了“清朗運動”，旨在“本著和解的精神使全歐洲的知識分子聯合起來”。茨威格懷著對新世界的憧憬，積極參與其中，作為德國小組的負責人之一。然而，這項運動漸趨極端化，慢慢違背了其初衷，不久也無疾而終。正是在這樣一個激變的背景下，他創作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而故事中被大流感所終結的經年不變的愛戀，仿佛現實中一戰所結束的那安如磐石的昨日世界，反映出作家對被一戰和大流感所帶來的現代性的敏銳體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