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造夢記》書影

陳濤：2020年我去寧德拍攝反映脫貧攻堅的紀錄片時，曾多次聽當地人講到龍潭村的神奇，只是一直沒有機會感受，現在通過閱讀你的《鄉村造夢記》對這個地方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為何要創作這樣一部作品？

沉洲：2019年 6月，和一群作家赴閩東高山縣屏南采風，那時我正為三聯書店寫一本閩地飲食的文學隨筆《閩味兒》，想寫該縣藥膳飲食題材。抵達當晚，老朋友來敘舊，除了聊藥膳，他還講了個奇葩事：有位藝術家在偏遠的龍潭村教農民畫畫，引來一百多位城里人常住，村民也回流了三百多人，空心村變成網紅村。他的理念是發展文創產業，憑借暢達的網絡鼓動年輕人創造文創產品。

這引起我的興趣。此前，通過各種資訊，耳聞目睹的鄉村振興進行時，就是雄渾的鋼琴交響曲，這個地方居然用二胡、嗩吶演奏，不同凡響，還充滿了在地文化。這事有天方夜譚的感覺，居然發生在一個空心村？當時心里也糾結了一下，是不是換個選題，去采訪這個人這個村？

陳濤：你為人相對散淡，怎么會突然想投入兩年時間來介入這個主旋律題材的創作？

沉洲：我的確不輕易一朝為某人某事感動。屏南的事只是偶爾會在腦海跳出來，與我熱衷大自然游走的經歷自行鏈接。記得曾經在游人如織的閩南云水謠古鎮，當地朋友說：外出打工的村民紛紛返鄉，別小看這一間間小店鋪，一年掙十萬不算事。也曾經走訪武夷山自然保護區的村落，村主任介紹：年輕人都不去城里打工了，按人頭分到各家的茶園，單賣茶青一年十萬打底。

前者靠自然人文景觀，土樓申報世界遺產成功，成為多部當紅電影的外景地，遂成旅游打卡點；后者依托獨有的物產資源，以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品位，獲得高附加值。

這觸動了我的神經，廣袤的鄉村大地上，還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觀和物產資源不見特色甚至匱乏的鄉村，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進程中，等待它們的命運必定是人去樓空，直至消亡嗎？

無意中看到一篇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據國務院參事馮驥才先生調查，全國自然村每天以 80到100個的速度消亡。

冰冷的數字讓人觸目驚心！我像被拋進冰窟里再倉皇爬出來，內心受到極大刺激。這時《閩味兒》書稿交了，屏南鄉村發生的事，冷處理半年，居然還惦記著。感覺自己與那里的人和事確認上眼神，不再遲疑，馬上聯系老朋友周芬芳。她剛從縣政協主席位置退休，我知道，屏南傳統村落文創產業是她在任上親手抓起來的。我要到一大堆資料，也關注了“文創屏南”公眾號，花了一個月瀏覽文字、圖片和視頻，發現這個題材真的不一般。突然有了緊迫感，內心蠢蠢欲動。

自從決定寫這部書，我便認定它進入了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的深宅大院，而屏南文創復興古村的特別在于，它是從側門走回廊再繞進正廳的，并非媒體宣傳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一個非體制內、毫無背景的藝術家，以其對當下時代的宏觀預判和個人智慧，通過藝術教育直接把鄉村系統換成智能基座，就地現代化，讓最沒文化的農民變成文化創意的貢獻者。事后反省，我是被他這個人和他竭力去推行的事，以及那些縣鄉村干部們的情懷感染了，才情不由己地踏入這座原本離自己生活非常遙遠的一座大院。

新年伊始，周芬芳電告，幾位外地藝術家年前都在。我立刻動身，先做粗線條采訪。十多天后回來，武漢突發新冠疫情，這于我無礙，窩在家里昏天黑地整理采訪錄音，閱讀屏南方面不時傳來的資訊。到了4月底，屏南疫情防控警報解除，立刻赴屏南的文創村采訪了近兩個月。

陳濤：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村，從寂寂無名到聲名鵲起，肯定經過了一段異常復雜的時光，根據你剛才談到的采訪，你肯定擁有非常多的采訪素材，如何使用這些材料，如何完滿地展示這段歷程，在藝術上有哪些考量？

沉洲：整理近百G采訪錄音的同時，我開始考慮結構問題。對長篇文學作品，一個好的結構是它不可或缺的藝術之美。但從掌握的資訊又苦于無從下手。五年多來，屏南傳統村落文創產業進程架構龐大，現身的人彼此糾纏、發生的事紛繁雜沓。從 2015年3月林正碌團隊進駐屏南漈下村開始，先后來了“中國獨立藝術批評第一人”程美信團隊、復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張勇團隊、天津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馬惠東團隊、中國美院藝術管理與教育學院陳子勁團隊、南京先鋒書店錢小華團隊和本土的寧德市千乘橋文化創意團隊，他們創建了漈下、雙溪、廈地、前洋、龍潭、四坪、棠口、前汾溪等一批傳統村落文創產業基地。

我想到做減法，其他幾個村落的人和事，只得忍痛割愛，僅留下林老師這一條主線。即便如此，梳理起來依舊千頭萬緒。龍潭現象很多人迄今還不知其前因后果，雜音頻出，但它真真切切從泥土里長出來，而不是誰耗資修建一個花圃，再移植來幾棵名木向人展示。我提醒自己，結構只是外衣，應該為所寫的人和事量身定制。

為了讓人看明白文創理念怎樣一步步兌現，大的結構上，采取順時間軸的方向往前推進，分三個文創村鎮展開，把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講述清楚。這個結構好比瓜藤，在橫向往前生長中，縱向分枝開葉綻花再結出果實。結果過程打破時間囿限，從小長到成熟。人與故事是這樣，三個村鎮亦如此，上部寫漈下村時，按時間順序點到了雙溪古鎮，為中部埋下伏筆；到了中部，從頭細寫雙溪古鎮，再埋下龍潭村的伏筆。三部分彼此勾連，然后再回歸時間軸方向，繼續講述城鄉融合的故事。這避免了平鋪直敘，產生變化，同時讀者也能將林老師長袖善舞的策劃套路看清楚，并把這種成功經驗傳揚出去，惠及更多的空心村和農民。

屏南文創振興鄉村一直在健康地豐富和壯大，它的內生動力使之不會停滯下來。這個結構的時間軸，緣起林老師到漈下村開展公益藝術教學，此前發生的人和事全部倒敘插入；截止于疫情后的五六月，是因為如何激活一個空心村的原理已然成型。

全書選擇第三人稱的敘述基調，以求客觀。寫作中偶現第一人稱，這樣可以變換一下節奏，豐富層次；其次有些人親歷的事多、時間長，選擇第一人稱可以簡潔筆墨。下部寫到八位城市來的新村民，全部采用第一人稱視角，對這些區別于主流觀點的逆城市化者，“我”的敘述角度有帶入感，親切可信，同時也揭示出他們的復雜心理，更有說服力。

陳濤：通過閱讀這部作品，以及你藝術化的處理方式，我可以感受到你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與心血，尤其是看到其中許多性格各異的人物，你跟他們有比較深入的交流，創作過程中，有沒有比較深的觸動？

沉洲：8月理好大綱，進入寫作狀態時心里急起來，恨不能轉瞬成書，快快把這件讓人腦洞大開之事告訴天下人。時常白天無流暢思路，躺上床要寫的人物又在腦海里輪番登場、想寫的故事也一幕幕上演，還不時借夢排闥闖入，讓人夜不成寐。我只得晝夜不分地寫，白天困了睡、深夜睡不著起床執筆屬家常便飯。一百多天里的寫作時間里，身體倍感煎熬，最后失眠成癮。

那些用生命激情為一方農民謀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為鄉村振興義無反顧的人，那些冒仕途風險、勇于工作創新的人 …… 寫作時活靈活現在眼前晃動，被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動，經常鼻頭一酸，雙眼便淚水盈眶，這在我相對理性的寫作經歷里是不曾有過的情狀。

寫作過程中，我思考了很多現實中難以解開的結，對那些基層干部開展工作之難感同身受。

按理說，鄉村振興上升為國家戰略，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是很多地方，今天的城鄉學校師資配比依舊同一標準，有執業資質的教師也沉不下去。兩三年前，起碼在我采訪的行政村還有拆點并校的現實存在，希望留在鄉村創業的中青年，為了孩子只能進城，這無疑加速了鄉村的空心化。

中央要求農村機構要健全，功能發揮要充分，現實很難做到。我所采訪的行政村，村兩委里只有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基本工資加績效補貼是一千九百元，其他十幾位村兩委干部月津貼兩百元。鄉村留不住人才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化，使得艱苦的付出待遇反而更低。但凡培養出一位優秀老師、醫生什么的人才，都會往條件好的城市流動。人才是鄉村造血機制的核心，如何解開這個死結？

農村老宅通常聚集了三四代人口，原本就不夠住。城市工業化進程加速后，很多人進城務工，甚至成為城市人口。如今鄉村振興了，一些想回流的村民沒房子住，而配套農民新村又與土地紅線相左。

空心村的山壟田、山坡地，因為與他處工業用地統籌置換，變成十八億畝紅線內的“農保地”。這樣的地，機械化程度低，勞動力成本高，種一畝水稻要倒貼幾百塊錢，不少土地已經拋荒了二十多年。如何在生態植被不受破壞的前提下，發揮更大效益？

寫完這部書，我這個原本散淡的人也變得憂心忡忡起來。

陳濤：也正是有這些現實困境，我們的鄉村更需要不斷的“造夢”。《鄉村造夢記》是一個既形象又有著豐富內涵的書名，在你看來，龍潭村所呈現給世人的是一個怎樣的“夢境”？

沉洲：最初書名是《我那山清水秀的鄉村》，從主觀感情上講，是想把自身融入進去，鄉村發生的人和事與我有切膚之感。用第一人稱介入和收尾，就是希望產生帶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進入龍潭時，對匪夷所思的現實發出眾多疑問；尾聲是我最后一次到龍潭采訪，發現林老師對疫情后龍潭現象又有新解。但這個書名太寬泛。

屏南的文創振興鄉村在外人眼里就是一個夢幻，而造夢不是做夢，是有目標地把夢想一步步呈現出來，整個過程猶如造屋，一塊磚一片瓦，在時光里聳立藍天下。而且，復興中國百年夢，鄉村夢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也是鄉村振興成為國家戰略的意義所在。

講述這樣一種成功經驗的書，叫《鄉村造夢記》，就把事情發生的區域和性質講清楚了，也有了指向性，一眼明了。

陳濤：你認為屏南經驗對我國的振興鄉村有何價值和啟示？

沉洲：首先是工作創新機制。屏南傳統村落文創產業總結出“三引三創四加”經驗。

引進高人，專家團隊駐村實施文創項目，保障待遇，給足施展空間；引回親人，復辦鄉村“完小”、優化人居環境、落實創業獎補，吸引村民回鄉創業；引來新人，以公益藝術教學為平臺，引導城市人到農村認租老屋，打造鄉村新型人文社區。

創新老屋流轉機制，以村級組織為中介，避免哄抬租金、權益糾紛等無序現象，解決了閑置民居保與用的難題；創新老屋修繕機制，新村民出資，駐創專家設計，村委會代建，便利城里人認租，實現老屋保護和傳統營造技藝傳承；創新項目管理機制，試行“工料法”計算成本，由村級組織購料、聘請工匠施工及全程監督，提高效率，節約成本，增加農民收入。

“工料法”已經引起福建省委和國家部委辦的重視，被吸收到“三農”工作的實施意見中。

“四加”即“黨委政府+藝術家+村民+古村+互聯網”。

在屏南的鄉村振興中，黨始終起著主導作用。屏南縣的黨和政府心系“三農”，勇于工作創新，先行先試，并不斷出臺政策保駕護航。而且，修建村黨校，現實中也比較少見，它成為一個宣傳國家戰略的堅實平臺。

其次是文創產業振興鄉村，這為當下如火如荼開展的鄉村振興開辟了一條新路。發展農業產業除了生態、綠色和有機，還要強化在地文化，譬如傳統農業二十四節氣的農耕知識，它不僅讓城市人深受裨益，還使別人眼里無文化貢獻率的農民成為傳授知識的老師。如此思路，在土地原始價值上產生出更高的附加值，為那些資源匱乏的鄉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一二三產融合，激發出生生不息的內生動力。

最后是宣傳生態文明，推廣一種新生活方式，實現城鄉和諧融合。互聯網時代，年輕人也可以在鄉村創業，實現自我價值，造福于社會。

陳濤：結合你這部作品的創作，你覺得在鄉村振興當中，我們作家何為？應該如何去做才能更好地展示出文學的力量與魅力？

沉洲：鄉村振興是一個世界性課題，中國的鄉村振興是在舉國體制背景下登上國際舞臺的，放眼全球，沒有可資借鑒的經驗。我們已經進入了智能、大數據時代，個人的知識面、經驗程度、想象力遠不足以涵蓋日新月異的當下生活。我們置身的新經濟環境日新月異，它給人的意外常常是顛覆性的。

廣袤大地如火如荼的鄉村振興，每時每刻都在涌現滿腔情懷的人和神奇的事件，這里有不成功的經驗等待甄別，有向成功萌芽抽枝的經驗等待總結和業已成功的經驗等待傳揚，文學作品，特別是非虛構類文學作品不應在此缺席。投入火熱的現實生活，采擷、收集始料未及的素材，讓川流不息的生活來感動自己，激發抒寫能量，創作出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的文學作品。

沉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小說、散文、報告文學作品400多萬字見諸《中國作家》《北京文學》《十月》《萌芽》《散文海外版》《紅巖》《福建文學》等報刊。著有歷史長篇小說、散文隨筆集《追花人》《武夷山——自然與人的天合之作》《有種痛苦叫迷戀》《閩味兒》《鄉村造夢記》等八部。兩次獲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作品入選國內多種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