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九歲的時候，我收到一雙旱冰鞋。送的人是無心的，隨意挑了一雙漂亮的粉紅色，九歲的女孩兒都會喜歡的那種。我穿著它走街串巷，逛文具店，吃路邊攤，滑著去上學，爬樓梯，到班級門口脫下，換運動鞋。拎著它從課桌與課桌間的過道穿過，以為自己和別人有什么不一樣。我開始發現自己會寫點東西的時候，就是這種，自以為和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在意識到那是個錯覺之前，我不羞恥地覺得自己挺有天賦的。中學二年級，一個平平無奇的下午，焦黃色的方格作業本，我對著它郁悶了很久。上面是我第一篇自稱為小說的東西，末尾有老師隨意勾的“閱”。老師是無心的，她不過是普通地布置作業、普通地批改，我卻無法再好好聽課，整個下午都在揣測，這個“閱”到底是什么意思。很想當面問問她，可不知道如何開口，于是在她的辦公室外徘徊了很久。一直以來，我都是被類似這個“閱”字的事物所困惑的。或許它沒什么意思，但一想到它沒什么意思，我就特別難過。

才穿上旱冰鞋的那段時間，還是挺有趣的。從無法掌控它，到能夠操縱它，仿佛身體長出了新器官。當我開始試圖給自己設置障礙，事情就難了起來。起先我只喜歡在順滑的柏油馬路上飛馳，直到我在家附近的胡同里發現了一個帶坑的長坡。坡窄坑深，稍不留神就會從上面滾下來，或者掉到坑里去。我要做的是蓄力沖上去，直面它，跨過去，穩住，登頂。當然成功過，成功后也又失敗了好些次。在千百次嘗試登頂的過程里，我的膝蓋摔得面目全非，直到連褲子都穿不了。

2017年，大學二年級，我開始認真地去寫點什么。《一條狗》是我最初始時的習作，觀察父母破敗的婚姻生活，表達自己在現實里沒法說出口的想法，完全靠著直覺和敏感推著，完成了它。寫它的時候，我父母的婚姻已岌岌可危，后來果真如被詛咒那般應驗了。隔了幾個月，我寫了《背野》。這是我第一次給自己設置難度，像又一次發現了童年里那個帶坑的長坡。小說里茂盛又荒蕪的野草，來源于我對故鄉的記憶。提到那個西北小城，我也說不清，腦袋里總浮現出一大片憔悴的綠、風的手、無限蜿蜒的鐵軌。它們有時候像噩夢那樣糾纏著我，讓我止不住地逃。這兩篇之后我完成了《幼齒》，曾念長老師給了它很高的評價。他常是我的第一讀者，在寫作這條路上給了我太多鼓勵和安慰。那一次習作，我發覺自己有了進化之勢。

后來的寫作中，我依然認為有難度的寫作才是有意義的，但首先要有設置難度的能力。大學三年級，我開始讀陳希我的小說，第一次有了三觀被震碎的感受。像走路走著、天靈蓋被掀開了那樣，我一下子知道該怎么寫了。要足夠深，足夠復雜，足夠糾結，在明暗的交界看世界；并不指情節和技巧，而是精神向度的。雖然我還沒能做得好，但大學時期能感受并理解到這些，已是人生中難得的收獲了。在這種趣味指引下，我不止一遍地讀遠藤周作的《沉默》、哈代的《苔絲》、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像愛理想那樣愛著它們。

膝蓋摔壞后，好一段時間都沒能去學校。我坐在自己的小床上，晾腿上的膿，心里還想著那個帶坑的坡。看著自己受傷的膝蓋像一個爛蘋果，時不時散發著腐爛的味道，我無能為力，除了對著傷口吹氣。氣流從潰爛的皮膚滑過，疼痛的感覺淡去，癢癢的，像是一種回應。大概有半個月，它才完全愈合。每天我看著窗外的天色亮起又黯淡，時間不可控地流去，我捧著自己的膝蓋，一遍遍無力地吹著，像一個療而不愈的人。

寫東西的時候，這種感覺常冒上來。很多次，我對著電腦，手邊的熱咖啡放涼，變酸。我意識到得去倒它，起身發現房間漆黑，一天過去了，都沒能翻過一頁。于是眼前又浮現出那個帶坑的長坡，它或許要陪伴我一生。這樣想的時候，我就不焦慮了。有時候八百字，有時候五百，有時候兩百都沒有，有時候好不容易有了一千，第二天又全刪了重來……我發現，自己對抗什么的時候，永遠都還是個孩童。一遍遍，無效地吹出氣流，只不過是用另外的方式。

2019年，我大學畢業，充滿期待地回到校園、宿舍，一片狼藉里匆忙地整理行李和垃圾。沒有告別，也沒有象征告別的儀式，一切是在潦草中結束的。四年，那里是我寫作開始的地方，是我被啟蒙的地方，甚至它無形中培養出了，我另外的一種性格。我預感從那里離開將成為我新的瘡。

回憶起自己剛高考結束，在所有能選擇的學校里，毅然決然地去了一個最遠的城市，像極了再也不想回家的孩子。一年級所有的課程，我都用來適應他們半普半閩的說話方式。二年級，我可以容忍食堂在每一道菜里放糖。三年級，我去了與它僅隔了一個海峽的小島，差點變得滿口地瓜腔。四年級，畢業臨近，我又被故鄉的噩夢糾纏，開始著手新一次的逃跑。一個關于逃離和無法逃離的故事，里面有我身上還在流膿的瘡，是我為這次發表準備的一個中篇。編輯說，我的語言變化得厲害。我說，好吧。心里想，可怕，連我自己都沒發現自己的變化，到底是哪里變了。有點溫暖，編輯說。好幾天，我擔心自己或許再也寫不回之前的那種作品了，又或許以前的我也未必是真的。如果寫不好了，也沒關系，能不能吃這碗飯，得看天意。我唯一能認清的是，我仍然愛寫作，還會一直寫下去。

回到九歲，大人們問我為什么非要去爬那個坡，我回答不出，他們便沒收了我的旱冰鞋。現在沒有誰會問我，干嗎要寫這些，也沒有誰再能從我這里，沒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