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亮，內蒙古太仆寺旗人，文學碩士。曾為刀筆吏，現為火頭軍。”《爸爸的文學課》一書勒口上，寥寥兩行字，是“文學中年”王亮的自我介紹。王亮，一個聽起來普通的名字，做著一份普通的工作，現在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爸爸——正如我們身邊熟悉的許多人一樣，但他做著一件不太普通的事情：在業余時間，堅持和自己的女兒進行有愛又別致的“文學共讀”，在伴隨孩子成長的漫長時間里，將文學對自己的浸潤，以一種親近的方式流貫到孩子身上。

這些關于文學共讀的文章，王亮斷斷續續貼在網上，如今匯成了一本書。這是他的第一本書——他稱之為“小冊子”，質樸里有許多珍貴的東西，關于文學，關于家庭，關于教育，關于愛，它們藏在字里行間，藏在父親和女兒的童真不失哲思的對話里，也讓我們看到一個家庭內部如何通過讀書建立起親密的、文學性的親子關系。

沉浸閱讀的“火頭軍”

與專業的教育工作者不同，王亮的“爸爸文學課”，是個人性的，甚至有一點私人性的，比起何種“目的”，單純源自他對孩子的愛和對文學、閱讀的情緣。沿著他并不算復雜的經歷回溯，會發現這份情緣久已內化在他的生命經驗中。

王亮的故鄉在內蒙古距離北京最近的一個小鎮，他相當詩意地描述說，“南面是草原，北面是戈壁，春夏短暫，寒冬漫長。至今我對故土最深的印象依然是漫無邊際、點綴著玻璃酒瓶碎片、因混雜灰塵而呈灰黃色的雪原。”高考時，他像所有小鎮青年一樣，向往著離開故土，越遠越好，于是報了分數段內最遠的云南大學。本科時聽從家里意見，學了一個并不喜歡的專業，畢業前決定跨系考研，才報了心之所向的中文系。

回憶起在云大中文系讀研的日子，王亮覺得那是人生中最重要和最愉快的三年，幾乎都是在學校圖書館和周邊書店中度過的。書店里經常遇見中文系的老師們，會問他最近在讀什么書、有什么感想。給他觸動最大的是遇到趙仲牧先生的情景，趙先生當時還健在，已是古稀之年，卻依然拄杖躬身屹立于書架之側，翻閱最新出版的文史哲類書籍。王亮見之似有所頓悟：一個人應該去追尋自我完善，無論年齡和際遇。多年后，他總結自己人生最大的理想，依然是“做一名始終保持熱情、心無旁騖沉浸于閱讀之樂的普通讀者”。

畢業后，漠北人王亮留在了西南昆明，工作，定居，轉眼二十余年。他先后做過電視臺記者、雜志編輯，后來進入機關單位從事辦公室工作，近兩三年主要負責管理單位的職工餐廳和其他物業，正如個人簡介中的戲言，從“刀筆吏”成了名不副實的“火頭軍”。盡管離開學校多年，工作十分忙碌，他也從未讓文學離自己遠去，依然堅持閱讀、寫作，以此抵抗庸常生活給自己造成的“內傷”。

2012年，女兒之月出生，改變了王亮的生活。讀書的時間被大大壓縮，他只能塞一本詩集或散文集在包里，隨時利用碎片時間讀上一小段。但伶俐的女兒很快讓他從做爸爸這件事中獲得了新的樂趣，那就是和女兒一起讀書，他愿做一個蒙臺梭利所說的“聰明的有修養的向導”，將她引入他所熱愛和依賴的精神世界。

讓文學與經驗相認

王亮回憶起來，有意識地陪女兒共讀，是從她5歲開始的。那年，王亮給她買了一套“世界文學大師繪本”，其中有一冊是拉美文學爆炸代表人物之一科塔薩爾的《熊的話》。讀完之后，女兒一度熱衷于去衛生間聽水管里的“管道熊”有沒有動靜，讓王亮覺得很有意思，父女倆從閱讀賦予的想象中獲得了無窮的歡樂。

和女兒共讀時，王亮起初也是讀給女兒聽，像多數家長一樣，但不知不覺間，“文學中年”的屬性就流露出來。他總忍不住夾帶一些“私貨”，不僅以新的方式來重新講述《靜夜思》《江雪》等熟悉的作品，還帶女兒“造訪”了卞之琳、汪曾祺、吉卜林、特德·休斯、里爾克等離小孩子稍微“遠”一些的作家，只要不完全脫乎兒童的理解和認知經驗的作品，都會被他介紹進來，成了還在上小學的女兒的文學課材料。

一篇篇閱讀王亮給女兒的“文學課”，時常讓人莞爾。這位“爸爸老師”，不是一板一眼地說文解字或傳達何種“意義”，而是親切地調動著一個小孩子所擁有和理解的成長經驗，開啟她的情感通道，從中尋求與紙上文字的共鳴。讀由余光中翻譯的土耳其詩人塔朗吉的名詩《火車》時，他和女兒探討為何“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起初女兒不解，他耐心描述起一家人上次在火車站送別外公的情景，還有幼兒園畢業時全班小朋友不管關系遠近一起哭起來的情景，讓她逐漸體會到這是一種送行人的“共通”的情感體驗。疫情隔離在家時，他則會給女兒講杜甫的《江村》，在老杜“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這對草堂日常景象的描摹中，隔著一千多年，一同體會在風暴眼中，家庭、家人的珍貴與相互依賴之處。

正如王亮自己的經歷，在引導女兒進入文學時，他很重視這種文學與生活、與自我經驗的聯結。他講起一件事情：女兒剛上小學時，他曾拿起語文課本翻看，第一冊第一頁赫然印著一首對韻歌：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照今古。令他感到疑惑的是，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本應是由熟悉逐漸拓展到陌生，但語文教育似乎背道而馳，“為什么要從如此抽象的表述，而不是孩子們身邊的事物開始呢？比如學校、課堂、老師、同學，哪怕是一支粉筆、一張課桌呢？”王亮始終覺得，唯有把個體的經驗與文學作品相體認，文學作品才會對“我們”具有意義，而也正因為一代代讀者的參與，把他們的情感與思想“寄托”在文學作品上，它們才能不斷煥發生機。他做了一個精當的譬喻：“陳列在博物館的藝術品固然美麗，但很多卻喪失了其現實基礎，成為了供我們瞻仰的標本，唯有那些環繞在我們身邊的事物，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他帶女兒讀的每一篇作品，都因加入了當下時空里父女倆的交談、玩笑和解釋，而構成新的文本。

文學是一種生活方式

因王亮自己工作繁忙、女兒學業緊張，留給“文學課”的時間并不豐裕——這從他更新文章的頻率也能看出來，因此他常常選擇的文本是詩歌、散文和故事。尤其是詩歌，占了絕大篇幅，從駱賓王的《鵝》到里爾克的《預感》，不拘古今中外。這也和王亮自己對于詩歌的閱讀偏愛有關。

雖然是給小學低年級的女兒“講課”，王亮卻毫不敷衍，認真“備課”，將女兒看作是可以平等對話、甚至給他啟發的對象，帶她從文本表面進入更深闊的文學場域和文化背景。因而盡管是面朝女兒，從一般的視角看，王亮對詩歌的解讀也相當有洞見。譬如講《江雪》，王亮找來《漁歌子》和《楚辭·漁父》、姜子牙和嚴子陵釣臺故事等與之對讀，讓女兒初步理解“漁父”在中國古代文化意境中的象征意味。或如講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除了另外一些古代送別詩外，他還“動用”了堯十三的《雨霖鈴》（改編自柳永詞）、陳鴻宇的《別送我》兩首歌作為輔助材料，在這些文本的交互中，讓女兒漸漸體會出屬于中國人的送別的情愫。

王亮愛好古詩詞，但對所謂“傳統文化傳承”，有他自己的觀點。女兒學校發國學講座通知，他看了看宣傳，開給孩子的書單里竟然有《太上感應篇》和《黃帝內經》，覺得不靠譜，干脆選擇放棄。在他看來，隨著時間流逝，古典文學文化已經有些“礦化”，“燃點”更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讓它重新綻放光熱，而這艱苦的工作應是成年人的責任，而不應成為年幼孩子的重擔。這和他在這本書序言中所討論到的“親子讀書”的問題有異曲同工處：在今日的讀圖和視頻時代中，成年人選擇了更簡單直觀的捷徑，卻讓孩子去“開卷有益”，走一條更艱難的路，很難有說服力。因此王亮的文學課，正如他在網上所說明的，是他在自己身上、在自己家庭內部所做的一種“實驗”，從具體的問題和方向，探索教育的一種可能性。

開始上“爸爸文學課”時，王亮女兒剛剛上一年級，現在已經十歲了，可以自主看《哈利·波特》和《魔戒》，父女倆之間也漸漸由共讀變成了獨立閱讀之后的討論。王亮說，他的書架從來都是對女兒開放的，只要感興趣，她可以隨便從上面抽出書來讀。這個寒假，女兒看上了爸爸書架上托卡爾丘克的《怪誕故事集》，要和爸爸一起讀。這本諾獎獲得者的小說比較風格化，對小學生來說并不算友好，王亮覺得“頗有挑戰”，但轉念一想，既然“一個愿打一個愿挨”，何妨一試呢。“爸爸老師”唯一要做的，是對閱讀材料適當挑一挑、分分級，以免太出乎孩子的經驗和理解。

中文系出身的王亮，沒有成為職業作家或詩人，他給孩子上“文學課”，也并不抱懷這方面的職業性目的，只因他相信文學屬于廣泛的大眾，是一種生活態度和方式，“只要人類還在使用語言，需要彼此交流或有表達的訴求，文學就會存在和發生，或隱或顯地環伺在我們生活周圍。”王亮說，他自己曾經從文學和閱讀中獲得滋養，因而，也愿他的孩子通過閱讀和學習文學，能夠更加獨立、更加尊重人性、更加體會生命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