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我在侯寶林大師家里陪他排練相聲的時候，侯寶林師爺經常跟我這個晚輩聊天。他跟我說：“你聽過我跟南方生活內容有聯系的相聲嗎？”我就開始學他相聲里的上海話，管洗頭叫“打頭”，他聽了哈哈大笑。他說：“這就是相聲中的學方言。相聲要學呢，一定要學南方藝術的特點和真諦。比方說學越劇，我學唱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唱段‘小別重逢梁山伯’，這是越劇名家戚雅仙的唱段，我既要學唱得很像，味道濃，還要保持相聲藝術特色，把‘梁山伯’戲謔地用手勢比出‘兩、三、八’（方言諧音），引得觀眾哄堂大笑，這才算學到家。”

我跟師爺聊開來，他說，上海有他很尊敬的幾位滑稽戲演員，其中一位叫周柏春，一位叫姚慕雙，他們是在上海深受觀眾喜愛的獨腳戲演員。還有一位出名的演員叫袁一靈。師爺跟我說，袁一靈演唱的繞口令唱段“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寶塔十三層”，一層一層地算，你居然聽不出他是在什么地方換氣，表演的技巧非常高超。有時間到上海去的話，你一定要去拜訪和學習他們的表演，要去學南方的曲藝風格。

這句話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不過，北京人到上海，在那個年代是不容易的事情。誰出錢買火車票、住什么地方、怎么吃飯，不是出差，根本沒有條件呀。

二

1978年，我跟李文華老師合作演出，在相聲界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

1980年夏，赴上海的機會來了。那一年受上海電視臺的邀請，我們到上海錄制國慶晚會，排練一檔與上海滬劇表演藝術家丁是娥老師合作的節目。這個節目，導演設計了我和李文華老師坐火車到上海，丁是娥老師專程到車站接我們，我們向丁是娥老師取經的情節。這樣，我們有了一次走進上海“大世界”的機會。

在上海的一個星期，我們馬不停蹄，看望了上海滑稽戲的老前輩楊華生，探訪了上海獨腳戲的頂尖人物姚慕雙、周柏春，拜訪了上海說唱的頂尖人物袁一靈。我們還結識了姚周兩位的弟子——雙字輩演員吳雙藝、童雙春、王雙慶、翁雙杰等諸多同仁。在這期間，我們還到劇場觀摩了《性命交關》這出當時紅極一時的上海滑稽戲。那時候王汝剛還是初出茅廬的演員，和我們一樣，名氣不大，他給我們介紹了許多滑稽戲和獨腳戲的歷史。

三

記不清是在誰的帶領下，我和李文華老師一起，搭乘公交車，走進了上海新閘路一條弄堂“三元里”，叩響了我們敬仰已久、卻未曾謀面的上海滑稽大師周柏春老師的家門。周柏春老師的家，是幢小洋樓，這種小洋樓對于我們北京人來講是非常新鮮的。尤其是我和李文華老師，我們都是平民家庭出身，到小洋樓還有點兒像鄉下人進城的那種感覺。

周老師家里的老阿姨替我們開了門，我們在一個旋轉樓梯前的小廳里落座。老阿姨告訴我們周老師正在睡午覺，麻煩稍微等一下。我們想，周柏春老師已近花甲年齡，那是應該的。一路擠公共汽車，又跑路，我們兩個滿頭大汗，一邊擦汗一邊看著這座西方格調的洋房。小門廳有一個吊燈很漂亮，一看就是外國貨。旋轉的樓梯也像我們在電影里看到的那樣，非常別致、排場。

我們正在環顧的時候，老阿姨手里托一個盤兒，把切好的兩塊冰西瓜給我們拿過來。“周先生囑咐，要給客人準備消暑的西瓜。”當時天氣很熱，可能她看我們兩個人走得滿頭大汗，所以，沒等主人起身，就趕緊把家里準備的水果拿出來招待我們。這可不是個平常的待遇，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那時候西瓜是一個什么樣的價值。那不是有錢就能買得到的，那時候買西瓜要憑票，一個家庭一個月能有幾張票決定你能買幾個西瓜。如果有病人，必須有醫生證明，證明你是高燒，才可以憑證明買西瓜。現在人可能以為是天方夜譚吧。我和李文華老師從北京來，上海人把他們最珍貴的西瓜拿出來，又是在冰箱里冰鎮過的，讓我們覺得非常暖心，難得的冰鎮西瓜呀。雖還未曾見面，我們已經感受到上海的大師對我們北方相聲演員的一種情誼。

剛剛吃完西瓜，周柏春老師從樓上走下來：“哎呀，這幾天拍戲、演戲忙不停，慢待了！歡迎你們來呀，歡迎歡迎歡迎！”他那么熱情地一連串說了好幾個“歡迎”。“對不起，我昨天累了一點，中午休息了一下……”周柏春老師太客氣了，我們趕緊站起來：“周柏春老師好，我們今天專門來拜訪您，向您學習來了，看您身體這么好，真高興！”“來來來，坐到這邊來。”周柏春老師把我們讓到了旁邊的一個小房間里邊兒，雖然是初次見面，但是雙方就像極其熟悉的老友相見那樣聊起了家常。我們向周柏春老師表達了我們的敬意以后，告訴他：“侯寶林大師讓我們過來看望您，我們說唱團的團長馬季老師也讓我們兩個人來看望您，拜訪您，向您問好。”

說話的時候，姚慕雙老師也聞訊趕來。這一次，我們才知道他們兩個雖然不同姓，但是親兄弟呀。姚慕雙老師住在太倉路，特地趕來與我們見面。

兩位大師高興地說：“我們對北京的京劇大師、曲藝大師非常敬重。我們上海人蠻喜歡京味兒藝術。像侯寶林大師、駱玉笙大師，他們在上海都有很多很多的戲迷觀眾，他們到我們這兒演出的話，我們這兒票都很難買哎。”姚慕雙老師說：“我們南方演員其實有一點好處啊，我能聽懂你們的話，但是我們演的可能你們聽不懂我們嘞。”說得我們都笑了起來。

周柏春老師還幽默地說：“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上海有文化的人、有層次的人都喜歡北方的相聲，拿我來講，我就是代表啊！”說著，也哈哈大笑起來。

周柏春老師身體比較消瘦，姚慕雙老師健壯一些。那一年他們年已六十歲左右，不過，從他們的臉上、身體、表情和動作各方面可以看得出，盡管曾受了不少的磨難，好在現在迎來了文藝的春天，他們如此精神矍鑠。李文華說：“兩位大師，北方的演員都學過你們的段子，比方，我和郝愛民就演過《寧波話》，北方人非常喜歡。”兩位大師說：“我們也演過《戲劇與方言》呢！”那天我們聊了好久，真是領略了上海獨腳戲大師獨特的風采。

四

告別了姚周兩位大師，我和李文華老師馬不停蹄地趕到了楊華生前輩的家中。他家是地地道道南方特色的風格和擺設，而書架上堆的書讓人感到前輩頗有學識，不是普通的戲劇家。我樂呵呵地講述了我看的電影《三毛學生意》，楊老師告訴我：“那是范哈哈的大作，非常棒。你看過《七十二家房客》沒有？”李文華如數家珍地學了幾句偽警官“三六九”的山東話：“我一看就看出來，你不是好人。”楊大師非常興奮，他說：“方言技巧是我們的看家本領、基本功，必須地道才行！”

一陣歡聲笑語后，我們繼續趕路，到了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附近袁一靈大師家。我把師爺侯寶林對他的盛贊告訴他以后，他非常謙遜地說：“侯寶林才是大師，我是小人物，你看我演的都是小人物，小山東、王小毛、小偷、小販……”我連忙說：“您是小中見大、小題大做、非同小可呀！”樂得袁大師拿扇子直敲我的腦袋瓜，整個見面其樂融融。

40年過去了，那時候的許多情形已經記不大清楚了，但是我在上海上門訪大師這一段，依舊是歷歷在目。南北藝術家的濃濃情誼、互相學習的風范和傳統，讓我永記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