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份，《小說月報》組織了八位作家，一起寫“有麗江元素”的小說，說是寫完各自發(fā)表，然后結(jié)集曰《麗江故事集》。八個人結(jié)伙去了麗江，回來后欠下八份作業(yè)。于是一邊焦慮，一邊想象著——來年，那本《麗江故事集》將放在麗江古城里每一家客棧的床頭柜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里，起到深不可測的功效。

五月份在海口，田耳，黃德海，我，在一家賣燒鵝的小館子里喝酒。一貫奇計迭出的黃德海倡議：三個人，分別以對方的舊作為名，各自寫一篇新的小說。爬梳一下，就是：我寫一篇田耳寫過的，田耳寫一篇黃德海寫過的，黃德海呢，寫一篇我寫過的。沒錯，就是一個圈，或者一個閉環(huán)（眼下的西安，正在抗疫進行中，這“閉環(huán)”之意，就顯得尤為嚴肅）。三個人可能是被海南的熱風吹暈了，可能是被火上澆油的酒搞傻了，竟均無異議。總之，我認領了田耳的《瀑布守門人》。

七月份，關在京郊評全國兒童文學獎，繁重的閱讀之余，作為調(diào)劑，評委們或跑步，或走路，我呢，動手寫一篇“有麗江元素”的、曰《瀑布守門人》的短篇小說。正是這樣，我把兩份作業(yè)“打了個包”，想要達到的目的，不外乎是將隨機性與規(guī)定性一并處理了，它們壓在頭上，讓人沒空跑步和走路，有點喘不過氣來。

當我寫下“在麗江古城一家略顯冷清——其實就是寒磣——的客棧，我見到了郭老師”這個開頭時，我還沒有確定“郭老師”的性別；直到寫出“郭老師說客棧的男主人來自玉門油田，算是與她有著鄉(xiāng)誼”，“她”才出現(xiàn)了，令郭老師成為了一名女性；我要承認，這么寫過一千五百字之后，我終于決定，讓小說里的“我”，與“郭老師”成為一對母女。

這些全是隨機性的，可能在潛意識里，我是想以此報復寫作業(yè)時強壓給我的諸般規(guī)定性——什么“麗江元素”，什么“閉環(huán)奇計”。但寫著寫著，我認識到了，終究，當你在寫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無可救藥，你就是被規(guī)定了的。

譬如，我不想讓小說里的“我”與“郭老師”是一對男女之間的關系，仿佛這種關系就是一個討厭的、規(guī)定性的套路，但充其量，我也只能讓她們成了母女。我有能力讓“我”是一條狗嗎？也許行，但我又不想寫一篇寓言或者童話——要知道，斯時，我正在集中閱讀著海量的“兒童文學”，寫小說，就如同跑步和走路一樣，是對寓言和童話的調(diào)劑。

除了男人和女人，其實，我們在小說里可以結(jié)構的角色關系，并沒有太多的余地。尤其是，當你已經(jīng)寫出一千五百字之后，你的余地就更加逼仄了。是的，我所能寫下的，不過是一個老套的故事，一如人間的那些事兒。和每一次的寫作一樣，你只有不斷使勁兒，在規(guī)定性中，看看能不能搞出些隨機性。值得慶幸的是，在那個海口的悶熱黃昏，我暈頭暈腦認領下的，是田耳創(chuàng)造出的這樣一組詞：瀑布守門人。不是嗎，這組詞本身就是對于規(guī)定性的一個漂亮的反動。為此，小說還沒寫完，我就就迫不及待地、慨然以題記的方式，在篇首寫下了鄭重的獻詞——本文致敬老田。

我想，在這個短篇小說中，完全是有賴了這組詞，我才重拾信心和耐心，又寫了一遍世界的規(guī)定性強壓在我們身上的巨大傷害，又寫了一遍那種傷害著我們的規(guī)定性，原來有相當一部分是源于我們的“自重”——我們本身，就是自己的施壓者。我們受制于自己強勁的欲望與愛莫能助的軟弱，對此了如指掌，只能盼望夜觀天象，在一場夜空的高潮里，短暫的、心悅誠服地去做回一個平靜的小孩。

八月底，我把小說給了《收獲》。

來年，就是現(xiàn)在，小說發(fā)表出來了。我想，應該在不久后，這個故事還會擺在麗江古城每一間客棧的床頭柜上，但愿它不會和另外七個故事一同敗壞游客們的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