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概念出現至今不過百余年歷史，但圍繞文學出現的批評和理論著作已然卷帙浩繁，其中文學批評標準更是被反復提及和討論的熱點議題。是否存在客觀的文學批評標準？誰有資格提出并建構這些標準？這些標準具體包括哪些內容？是否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些構成了當代文學理論中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核心問題，也是今日中國文學批評界亟待解決的幾大難題。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必須在中西文論發展史的視野中考察文學批評標準是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文化語境中被逐步建構的。

西方文論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論爭

20世紀初期以來，隨著文學批評在西方學科體系中的科學化，主流文學批評標準也出現重大轉向，即由19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基于批評家個人經驗和觀念的印象式批評標準，轉向基于更具有普遍性和規范性的科學式批評標準。

但在諸多方面，不同批評流派對文學批評標準的看法存在顯著差異。形式主義批評和新批評派主張建構本體論的批評范式，將文學批評標準限定在文本內部，不僅排除任何文學之外的社會歷史因素，甚至也排除包括作家和讀者在內的文學內部因素。他們認為，通過對文本形式的細讀便能把握最正確的文本評價方式，進而建構一種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客觀形式論批評標準。結構主義批評和原型批評則將重點放在考察文學意義在文本中生成的方式，從而回避正面建構文學批評標準。但他們解讀的往往是經典作品，所以，在選擇分析對象的過程中，便已暗中將建構文學批評標準的資格交給了文學的經典化進程。現象學批評和詮釋學則將文學價值置于作者意識、文本意義和讀者解釋三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中進行考察，否認存在純然客觀的文學批評標準，轉而提倡一種相對化的批評標準，并相信這一標準可以在評價文學內部因素時長期有效，但這一觀點又帶來了相對主義批評標準泛濫的風險。

西方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批評和倫理學批評則更多從文學外部因素入手建構文學批評標準，他們分別從作品對特定時期歷史現實的反映程度、對文化或社會的無意識結構的表現程度和對道德意識形態本質的揭示程度等方面，來建構自認為合理的文學批評標準。盡管這些批評流派在一定程度上對文本中心主義的批評標準有糾偏之效，但這樣一來也難免將作為有其獨立價值和意義運作方式的文學當作其他領域的背景或注腳，同樣存在矯枉過正之嫌。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大量涌現的批評理論普遍認為，話語自身的“牢籠”將真理隔離在我們所能認識的范圍之外。這些批評理論試圖通過摧毀固定的文本意義來推倒既有的文學價值觀，這不僅取消了此前所有批評標準的客觀性和權威性，而且也阻礙了新的批評標準的建構，甚至文學批評標準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遭到了質疑。不少學者擔心，這些“后”理論通過對文學經典的解構與顛覆，將價值論置于文學本身之前，會使文學研究失去評價的根基并最終導致文學的衰亡。文學批評標準在當下多元化的理論語境中是否以及應當如何存在，依然是西方文論界的論爭焦點。

中國文論對西方文學批評標準的借鑒與反思

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西學東漸對中國文論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面對文學批評標準這一眾說紛紜的問題時，中國文論界在不同歷史階段均結合自身國情和思想語境進行探索，推動了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

中國學界在五四時期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討論，主要集中于文學中的“美”（藝術標準）與“真”（現實標準）究竟何者占據主導地位的問題。求真派在繼承“詩言志”“文以載道”等傳統文論資源的基礎上，吸收經俄蘇現實主義改造后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更重視文學對社會的反映與批判作用，故在建構文學批評標準時更強調文學介入現實（“為人生”）的程度。求美派則在繼承“詩緣情”“詩有別趣”等傳統文論資源的基礎上，借鑒新批評和其他形式主義文論，更重視文學超越現實的審美意蘊和情感表現的張力（“無功利”）。這兩種文學批評標準之爭持續了二十余年，直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這一論爭才告一段落。

改革開放以來，以伴隨著思想解放而來的“翻譯熱”和“美學熱”為標志，如何建構新的文學批評標準再次成為學界熱點問題。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學界開始自覺建構富有原創性的中國文學批評話語，如何建構文學批評標準這一議題也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探討。包括“文學主體性”“中國文論失語癥”“重寫文學史”“日常生活審美化”等一系列涌現的新概念，引起一波又一波的爭鳴。在反思西方文論的基礎上，學界提出眾多初具中國特色的關于文學批評標準的主張和觀點，文學批評標準問題也從純粹的理論演繹轉化為對正在發生的中國文學經驗的批評實踐。

近年來，中國學者圍繞“強制闡釋論”“本體闡釋論”及“公共闡釋論”展開的討論，不僅質疑、反思當代西方文學批評標準的適用性和局限性，而且推動了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理論與實踐不斷向前發展。

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標準

時至今日，文學批評所面對的作品和現象均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全球化、大眾化和新媒介化成為文學發展的新趨勢，這對于文學批評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今天應如何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標準，已成為新時代文藝面對的重要問題。

面對這一問題，首先需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標準為指導。恩格斯當年提出的“美學的和歷史的”標準由于其包容性為日后研究者留下了充裕的闡釋空間，也使其在今天依然被普遍視為中國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文學創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優秀的文藝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藝術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場上受到歡迎”，能夠“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這不僅是基于中國文藝創作實際對“美學的和歷史的”標準的全新闡釋，同時也為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標準提供了指導思想。

其次，中西對話依然是新時代建構文學批評標準的重要途徑。在媒介融合和全球化已成為大趨勢的背景下，中西對話不應像過去一樣僅僅是對國外學術觀點的翻譯介紹或簡單解釋，而是應轉變為更加廣泛且富有深度的雙向交流。具體路徑包括但不限于邀請國外學者長期來華訪問講學，中國學者出國訪學并與西方學界直接交流、發表外文論文與西方學者進行直接的理論對話等，在此過程中積極對外展示來自中國學界的最新思考和成果，真正做到“請進來”和“走出去”。

最后，還應立足本土的文學實踐，探索建構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標準體系。歷史已反復證明，拿西方的理論話語直接“剪裁”中國文學實踐是行不通的。在當下中國的文化語境中，文學需要新的批評標準進行體系化的評價，且針對不同類型文學的批評標準應有不同的側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網絡文學，其不僅在本土飛速發展，而且已通過翻譯初步產生了國際影響。因此，建構中國網絡文學的批評標準已迫在眉睫。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顯然需要考慮到文化、讀者、市場與媒介等諸多因素，而非“市場標準”或“文化標準”能夠簡單概括。

任何文學批評標準的提出與建構都不應脫離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相信文學批評標準的建構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能夠在今天煥發新的生機，成為“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以此為契機，為促進世界人文學科的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