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生前倡議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有人擔心藏品難以征集，巴老頗有信心地說：有唐弢的藏書，文學館就有了半邊江山。如此可見唐弢的分量。唐弢曾有詩云：“我自書生甘白袷，人生不盡滄桑感。”如此書生般作家，文壇還會有幾何？

一、郵局里的進步“文青”

唐弢（1913年3月—1992年1月）原名唐端毅，字越臣，生于浙江省鎮海縣古唐村的一個農戶家。雙親目不識丁，但父親堅持借債讓他讀書，又讓他跟同村的人到上海去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十三歲考入華童公學，勉強讀到初中二年級，因父親患病，他被迫輟學，早早挑起養家重擔。正巧得悉上海郵局招人，他應考被錄取為投遞組揀信生。十六歲的他，在上海開始了人生新篇章。

唐弢先生

他做信件分揀工作，一般作業時間是在傍晚至第二天凌晨一點左右，這個工作特別適合他，完工后去宿舍睡一覺，第二天白天，他就去四川路橋郵局附近的圖書館待一整天，如東方圖書館、申報量才流通圖書館、市商會圖書館，去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郵務工會圖書館。可見他年少志堅，求知欲之強。

抗戰中，在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郵政分會里，地下黨辦了一份進步刊物《驛火》，報頭是一排綠色大雁，唐弢受命以筆名“馬前卒”寫了一首《獻詩》作為發刊辭，以鼓舞郵工們，最后兩句寫道：“在激蕩的風雨中宵/驛站上的火把又亮起來了！”他的詩文很受郵局員工喜愛。此時，他在郵局內已小有名氣，是積極要求上進的有為青年，也是名副其實的“文青”了。

在投遞組工作了十多年，唐弢工作出色，被調到郵政公眾服務組，專職從事對外聯絡與公關工作，這發揮了他的秀才作用。唐弢就在《文匯報》《大公報》上，先后開辟了“郵政問答”“郵政常識”等專欄，撰寫“星期論文”，夾帶宣傳要和平、反內戰的道理。

二、第一部雜文集

唐弢是著名雜文家，他的寫作成就，主要體現在雜文上。1936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雜文專著《推背集》。魯迅先生曾兩次在信中談及此書如何出版，并幫他聯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魯迅、陳望道的幫助下，該書得以順利出版。

在郵局工作的業余時間，唐弢最喜歡閱讀的是《申報》黎烈文主編的《自由談》副刊，他最早投稿的也是這個副刊，寫的多是雜文。所以，在《推背集》的《前記》中，他第一句話就是：“這里是我的七十幾篇雜文。我開始想寫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時候我掙扎在生活的重擔下，常常想找一個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與閑談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報》，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談》。這樣就有了投稿的念頭。”

《推背集》

那時，年小的唐弢獨自在上海打工，寂寞可想而知。父親因病早歿，留下了四百元債務。加上母親心急如焚，右眼也病瞎了。親人疏遠，債主威逼，家里的每次來信，都讓他感到有“一萬支箭一齊射向我這顆年青的心”。他無法擺脫孤寂，寄寓在遠房親戚開設的三陽南貨店擱樓里，看著窗外，雨水滴滴，千愁萬緒襲上心頭，在不停的雨聲中，想著家里的往事，他不由自主地提起筆，寫下了《故鄉的雨》，署名唐弢，投寄《申報》，過了沒幾天，文章居然在《自由談》登出來了。這是他用“唐弢”第一次正式發表的文章。

《唐弢雜文選》

《推背集》共分五輯，“老話”六十一篇，“說實話”七篇，“物喻”六篇，“鄉音”十篇，“讀書記”一篇，總計應該八十五篇。其實這應該是一部雜文和散文的合集，“鄉音”一輯，均是散文。此書甫出，文學評論家孔羅蓀就寫了《讀〈推背集〉》一文，刊在《北平新報》副刊上，文中說：“它不但為某些人物畫了像，某些事件作了記錄，而且也為某一個時代畫了一個輪廓，指出了里面的鬼祟、丑惡、腐敗，黑暗和光明”。《立報》副刊發表了周楞伽(苗埒）的評論：“如若說小品文是投槍而不是小擺設，則這個集子就是充分發揮了投槍的作用”。

《可愛的時代》

《推背集》之后，唐弢陸續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長書》《勞薪集》《識小錄》等雜文集，及至新中國成立，他依然執著于雜文的創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語》《可愛的時代》等，在讀者中贏得了雜文家的稱譽。

三、與魯迅先生的交往

說到雜文，不能不說的是唐弢與魯迅先生的交往。有人稱他是“魯門弟子”，他回答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魯迅先生講課，沒有資格充當他的學生，雖然曾經向他請教，他也的確指導過我。”如此看來，應該稱唐弢為魯迅的“私淑弟子”較為合適。

早年，唐弢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讀到魯迅先生的雜文，就很喜歡，買來魯迅的《二心集》，看多了，自己也躍躍欲試，1933年開始向《自由談》投稿。半年后的1934年1月，《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在三馬路（今漢口路）“古益軒菜館”，請作者們吃飯，其中有魯迅、郁達夫、林語堂、胡風等，也請了唐弢，這是他與魯迅第一次見面。一番互通姓名后，魯迅笑著對他說：“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罵！”當年雜文的風格像魯迅的，除了唐弢，還有一個徐懋庸。因魯迅用過“唐俟”的筆名，所以唐弢的不少文章被誤認為是魯迅的，似乎“嗅到了一點異端氣，大排哈兒陣，表面上是圍剿我的，骨子里卻暗暗地指著魯迅先生”（唐弢語）。這也讓唐弢爆得大名，以后的投稿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那晚與魯迅的初次見面，“先生的親切笑容，簡短有力的語氣，時時在我的耳邊浮動，不易于忘卻”。

唐弢主編《麗芒湖上》創刊號

魯迅一生，總計給唐弢寫過九封信。第一次是在1934年7月，唐弢有次路過內山書店，見有不少日文版馬克思主義的書，想學日語便于閱讀，就寫信給魯迅，魯迅逐條回答來信所問：“社會科學書，我是不看中國譯本的。但日文的學習書，過幾天可以往內山書店去問來，再通知，這幾天因為傷風發熱，躺在家里。除德國外，肯介紹別國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倘要研究蘇俄文學，總要懂俄文才好。自修的方法，很容易隨便放下，不如進夜校之類的穩當”。回信的那幾天，魯迅因午睡受涼，頭痛發燒，到日本醫生須滕診所去看了病，還給一個青年看了四篇稿子，三篇轉給《申報》，一篇轉給《中華日報》，都附了給副刊編輯的推薦信。如此勞累，他自己得到的報酬是“肋痛頗烈”。魯迅信上說的事，他都一一照辦，信中提到的學習書目，身體稍愈后，他就去內山書店取來，書目上有魯迅請內山先生推薦的書，都加了紅色箭頭，共有九種，魯迅又在四種加了圈，即《漢譯日本口語文法教科書》《改訂日本語教科書》《中日對譯速修日語讀本》《現代日語》（上卷），其他五種，魯迅認為可以“緩買”或“不買”。魯迅沒有具體說明為什么，但唐弢心里明白呀，這是魯迅體諒年輕人的經濟實際，一下子買不起這么多書哪！

之后，唐弢參與了《魯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勘工作，發現還有不少魯迅的文章沒有編入全集，就把更多時間花在尋找集外遺文上，先后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及續編，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共集得魯迅逸文162篇，總字數達七、八十萬之多，可謂功德無量。

唐弢先后撰寫了許多學習魯迅、研究魯迅的文章，結集的有《向魯迅學習》《魯迅在文學戰線上》《魯迅——文化新軍的旗手》《魯迅的美學思想》等，不愧為魯迅研究領域里的專家。他在1959年調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后，主要精力放在現代文學和魯迅文學研究上。他有兩大心愿，一是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此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為此，他足足準備了大半生，搜羅的現代文學史料及相關書籍可稱包羅齊全，是我國新文學版本收藏最為豐富的個人，堪稱“現代文學藏書第一人”。他從1945年在《萬象》發表關于書的隨筆，這種書話體形式的寫作，他雖不是第一個，但卻是以此命名欄目和出版書名為《書話》的第一人。二是撰寫一部較為完整的《魯迅傳》，為此，他也做了熱身，先在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為少兒出版了兩部《魯迅先生的故事》。在唐弢心目中，他要寫的《魯迅傳》：“希望不是寫一部中國現代史，中間嵌入一個魯迅，而是寫魯迅的一生，通過魯迅的道路反映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可是，終因事務冗雜，創作超負，晚年更是心力交瘁，無法完成自己的宿愿，留下一部殘稿及一大堆史料。十卷本《唐弢文集》中的《魯迅研究卷》（上下冊），《魯迅傳——一個偉大的悲劇的靈魂》只登了殘稿，是前面的十一個章節，才寫到辛亥革命時期魯迅在日學醫。一代學者，壯志末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