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由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之后，在全國文藝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我發表過一篇讀后感，主要是談了一下如何建設“新人民性”的文藝評論的問題。

在當前的新時代背景之下如何加強黨的文藝評論工作，中間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創作方面要堅持人民性的導向，同時在評論方面也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評論導向。現在文藝評論界，包括文學界，很多人都在提人民性，我關注到也有一些評論家提出了“新人民性”的概念，就是在新時代、新世紀這樣一個新的語境之下如何重新認識人民性的問題。大家知道，我們黨建黨一百年來，無論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都明確提出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重視文藝的人民性的問題，主要是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1962年延座講話二十周年紀念，再次明確提出文藝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后，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二為”方向，即文藝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性的標準在黨的歷史上一直備受重視，歷屆的中央領導人關于文藝工作都強調了人民性問題，習總書記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強調人民性是繼往開來。

我在高校工作，政治學習一直抓得很緊。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讀了習總書記在2014年關于文藝工作座談上的講話，還有最近很多的講話。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習總書記非常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及評論導向。前不久建黨百年大會，他提到了一個金句：“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中國的大好河山是人民創造的，歷史也是人民創造的。當下的中國作家、文藝工作者如何用自己的文學藝術的方式去表現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關于人民性就非常重要了。但是人民性又不是簡單地回到原來的工農兵的標準，我覺得要更全面、更準確地理解人民性的內涵，要與時俱進。根據習總書記的闡釋，他在提倡人民性的同時特別強調了民族性的問題，強調了要處理好人民性和民族性的關系，因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我們有千百年的偉大的文學傳統、文化傳統，我們是有很深厚的文化血脈的，這個里面體現出來就是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們在進行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的過程中，當我們強調人民性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必須要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結合在一起。

同時，習總書記在講話里面提到，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符號、口號，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有喜怒哀樂的，甚至有內心的痛苦和掙扎。我們在做文學評論，包括文學創作的過程中，不是說簡單地去寫那種美化現實、回避現實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也要敢于直面社會發展中碰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只要和人民群眾休戚相關、反映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包括他們內心復雜的精神世界的東西都要加以強化。所以我們所談到的新的人民性，不僅僅是廣義上的社會上的廣大人民群眾，它要和民族性，還要和人類性、人性結合起來。我覺得習總書記談的人民性是有血有肉的，并不排斥我們經常談到的人性的概念，所以我們不能把人民性的概念完全變為政治的符號，它和人性、民族性乃至于和人類性都有關。在世界范圍內中國人民要發展，在新世紀的背景下中國要崛起，都要處理好中國人民和世界的關系，要處理好我們的民族和全人類之間在世界范圍內的關系。我們的文學創作，包括文藝評論，也要抬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上來認識。所以我覺得關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與評論導向，很可能涉及到我們對人民的概念要做一種全新的理解。

其次，習總書記一系列關于文藝的談話中，包括這次由中宣部牽頭發布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中，都特別強調“雙百”方針、“二為”方向和“雙創”路線，即要對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這是習總書記這些年來反復提到的文藝發展路徑問題。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這次的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指導意見中也反復提到“雙創”的問題。學術界，包括當代文藝理論界和創作界，很多人都在談“雙創”的問題，即怎么樣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我覺得一個是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我們該怎么樣面對“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曾經采取的激烈的批判姿態，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們該如何認識以儒道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如何處理好關于精華和糟粕的關系。我覺得重估“五四”以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立場，在新世紀的背景下，特別是在習總書記所倡導的新時代形勢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命題，就是當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該怎么樣從傳統文化里面尋找資源，這一點非常的重要。當下中國活躍在文學藝術界中的不同代際的作家，從“50后”到“80后”，包括網絡作家，大家都很注意到傳統中去尋找資源。習總書記提出的“雙創”命題，也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同時充分吸納了文學藝術家，包括理論工作者的理論與實踐，然后高瞻遠矚、高屋建瓴地在新時代提出了“雙創”理論，這對于我們加強新時代的文藝評論工作是非常有幫助的。但是“雙創”也不能停留在概念上、口號上，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文藝評論工作中去。

復旦大學的資深教授黃霖先生是做近代文論研究的著名學者，他組織人編纂了有關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上半葉近現代中國的“話體批評”大型文庫。所謂話體批評，就是指中國傳統的詩話、詞話、小說話、曲話、劇話、文話等批評文體。我所理解的話體批評，就是中國本土固有的、傳統的、舊體文學批評形態。我們現在寫的論文，包括王國維寫的《紅樓夢評論》之類，都是從西方人那里學來的文學批評文體。我們學習西方人的論文體所寫的文藝評論，在一百年來取得了非常大的文學理論評論成就，這個非常重要，不能輕易否定，它強調理論的思維、抽象的演繹、邏輯的推理，這是對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批評文體的一個重要的改進。但時間又過去一百年了，那么在當前的新時代下，我們該如何利用好中國傳統的舊體文學批評資源？如何利用好所謂的“話體批評”資源？我們在利用西方式的“論文體”撰寫文藝評論文章的同時，是否可以更好地激活我們本土的“話體”或者“舊體”文學批評傳統？在重視長篇大論的同時，是否可以注重三言兩語的、一鱗半爪的、短小精悍的印象式、感悟式評論？我們不用把二者對立起來，搞非此即彼；我們應該讓這兩種批評文體相得益彰，彼此促進，互相成就。

黃霖教授他們在整理中國近現代轉型時期、新舊過渡時期的話體批評文獻和資源，但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它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它涉及到我們當下的批評文體和文風問題。我們需要迫切提倡那種短文章，不是“論文體”的，而是帶有傳統話體批評特色的新時代話體評論。這樣的一種中國話體文學評論，對于我們當下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改進文藝評論文體和文風的建設，應該會非常有借鑒的價值。我覺得重建我們本土化的、民族化的話體批評，對于我們改善、提高當下的文藝評論工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除了當下流行的論文體之外，能否有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學評論文體的一席之地，這個問題至關重要。我以為我們必須從話體批評文體中去尋找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