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理論家束沛德，在他昔日寫就的許多文章中，都一再聲稱自己是為發展我國兒童文學的一個“跑龍套”的人。

比如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新著《我這九十年：文藝戰線“普通一兵”自述》的《寫在卷首》中說，“各條戰線、各行各業都需要有人‘打雜’，跑龍套，做組織聯絡服務工作。我心甘情愿在兒童文學界跑龍套，為繁榮當代兒童文學，做一點擂鼓助威、拾遺補缺的工作”，而且認為這“既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幸福”。

此外，作者還直接將書中《我的小傳》一文取名為《在當代文壇跑龍套》。另外，在記述上世紀50年代作者第一次拜訪女作家冰心的文章里，敘述主人希望“我倆都來為兒童文學搖旗吶喊”之時，束沛德當即表示：“您扛大旗，我打雜跑腿吧！”足見作者關于為文學“跑龍套”的愿望，絕不僅只停留在口頭上，而是身體力行踐行了一輩子的人生經歷的一種最準確的概括。

束沛德對于自己一生經歷的這個經典概括，固然表現了他那謙虛的品德，但其中也包含了他作為一個文協（后來改名為作協）機關秘書，一個文壇實干家，始終如一地堅持用汗水換來工作業績的一種社會實踐。

束沛德為什么熱愛文學和樂于為文學“跑龍套”呢？這仍可從其著作里找到答案。在《我這九十年》的《涉足兒童文苑》一文里，就敘寫了自己于1952年秋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剛由文協改為作協的機關工作而成為童話作家嚴文井的助手。受到嚴文井的影響，他深知作家為孩子創作的不易，這就使他形成了始終尊重作家，并堅持為其服務的良好習慣。

束沛德之所以樂于為作家們“跑龍套”的另一原因，還在于他始終按文學的特點和文學生產的特殊規律來開展工作。具體說來，就是把好作品的產生，當成一個系統的文化工程來實施。作協要讓兒童文學作家拿出好作品，就需鼓勵作家深入生活，在熟悉了解的基礎上產生靈感而開始創作。此外，好作品的產生，還仰賴于刊物和出版社的高質量編輯，以及對于書籍的評論、評獎等活動的開展。若把上述各項工作都做到家了，好作品才具備了產生的可能。

1986年后，束沛德已逐漸被推到中國作協的領導崗位上來。譬如此時他開始擔任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等職務。這讓他更感到為搞好作家創作，作協機關應要求干部多多樹立甘為作家“跑龍套”的精神，才能為好作品的產生奠定基礎。束沛德還有篇名為《心甘情愿跑龍套》的文章，記述文化部少兒司司長、兒童劇作家羅英在一次中國作協與文化部聯合召開的兒童文學創作會議上講話強調，做少兒工作的人必須要有一顆火一般熾熱的心，如此為孩子們辦事才能做到跑斷腿、磨破嘴！

聽了羅英的講話，束沛德很受感動，于是他也“充分利用自己分管兒童文學的作協書記這個位置，抓住一切機會，在各種場合，反映作家的呼聲，為改善他們的創作、生活、學習條件和社會地位而吶喊，為被視為‘小兒科’‘弱小民族’的兒童文學爭一席之地”。日子久了，同事們知道束沛德一張嘴就要為兒童文學吶喊，而且又說得在理，也就樂意按照他的意見去辦了。這可說是束沛德全心全意為兒童文學“跑龍套”的生活寫實。但，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束沛德樂于“跑龍套”，不僅停留在口頭呼吁，更表現在勤于揮動筆桿加強文學理論研究。

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束沛德寫過受到學界歡迎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的一篇，便是他就當時的年輕女作家柯巖所寫兒童詩受到讀者歡迎而發表的《情趣從何而來》。該文不僅在我國首次提出兒童情趣這一重要理論課題，而且就兒童情趣與行動描寫的密切關系，也做了較深入的剖析。

因為考慮到束沛德文章影響了我國的一代兒童文苑，所以，平時埋頭于教學工作的我，便抽時間寫了后來刊于1994年3月12日《文藝報》題為《批評是為了發展》的文章。該文足以證明束沛德的文學批評對于我國高等院校兒童文學教學科研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兒童文學評論家王泉根讀了束沛德許多文學批評后，認為“束沛德是中國新時期兒童文學的一部‘活字典’，誰想要了解把握新時期兒童文學，誰就必須閱讀、研究束沛德的有關文字”。兒童文學作家湯銳則進一步指出：“束沛德縱橫交錯地描繪了一幅中國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的立體地圖。因此，他的兒童文學論述從整體上對中國兒童文學創作與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和理論學科價值。”

束沛德關于兒童文學的眾多理論批評，不僅是他終身為兒童文學和孩子們“跑龍套”之人生觀念的深刻演繹，而且極大地豐富了他一切從孩子出發的人生哲學要義，這很值得所有兒童文學作家以及一切兒童文化工作者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