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安心嗎？在這些被新冠疫情糾纏不休的日子里。

當2022年新年的鐘聲敲響，西安區域管控的消息讓人們心頭又有了擔憂，“辭舊”并沒有排去人們擔憂的重重陰霾。“民眾需要心理安全”，中科院心理所專家祝卓宏對我感慨，“心理援助也是抗疫的重要任務。愿西安長安，長安常安。”

農歷壬寅年的生肖虎正在鏗鏘而來，年關將至，“迎新”之后的人們，會迎來安心嗎？

作為長篇報告文學《庚子“安心”行動》的作者，請允許我用“安心”二字為你祈福。

日子里，那些不安的心

疫情時代，人們總感慨時間飛速流走，不知不覺就走到了2022年。但人們仍然那么急不可耐地渴望與這個辛丑年“割袍斷義”，而在2020年，人們同樣心急火燎地巴不得與庚子年分道揚鑣。如果你有這種心態，那么我必須要說，我理解你。我還要說：“你需要安心了。”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截止我落筆的此刻，全球累計確診病例達3億例，死亡近550萬人，死者已矣，確診者正在接受治療，可你是否知道，疫情背景下全球遭遇心理創傷、精神危機的人員到底有多少？中國心理學界又用怎樣的方法和技術對每天都在呈幾何數疊升的心理疾病患者進行心理干預？

只要你和這個世界還有聯系，你一定會關注身邊的、周圍的甚至遠方的心。

未約而至的新冠疫情怎樣改變著國人的心理底色？“不是改變，是顛覆。”心理專家王文忠這樣表示：“接受這個現實，就是接受我們自己。”

我收到浙江教育出版社寄給我的樣書《庚子“安心”行動》時，剛好聽到了一個12歲女孩自殺的消息。平時主要以小說創作為主的我，在庚子、辛丑年發表、出版的幾部作品中，卻以報告文學居多，其中的《走出“心震”帶》和《庚子“安心”行動》分別敘寫了汶川地震、新冠疫情背景下民眾遭受的心理創傷和心理工作者實施心理干預的“過去時”和“現在時”。我深度介入的動力，源自疫情帶給人們心理沖擊的神秘性。

也許，那個12歲的漂亮女孩并不希望新年鐘聲被疫情裹挾，于是用慘烈的方式提前選擇了與2021年別離。能歌善舞的她，是爸爸媽媽的心頭肉，是爺爺奶奶的小寶貝，是左鄰右舍和師生們眼里的陽光女孩。新冠疫情完全打亂了她平時的學習、演出和生活節奏。宅家的日子里，無情的抑郁襲擊了她的心……

“為了治療我的抑郁癥，一年來大家受累了。我死后，你們可以安心啦，放松啦……”她的遺書讓生者萬箭穿心。

女孩主觀的善良愿望，卻客觀上構成了巨大的殺傷力。與她相關的60多位親友、熟人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其中有明顯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癥狀的35人，有明顯抑郁癥狀的19人，其余人產生不同程度的焦慮和心理障礙。“一般而言，遭受心理創傷的人數，相當于死亡人數的60倍。”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劉正奎對我說。

也就是說，一個人的不幸，具有嚴酷的連帶性和輻射性。多年前，我在地震災難題材小說集《透明的廢墟》中把因災而起的心理危機、精神疾病歸結為兩個字：心震。

西方有句古老的名言：“所有的災難，不過是因為眷戀。”人，是感情動物。如果不是因為眷戀，這世間還會有心靈災難的受害者嗎？

傾聽，記錄，思考，判斷。在武漢等地采訪期間，我以中科院心理所“安心”行動執行委員會特邀觀察員的身份，先后和劉正奎、史占彪、王文忠、祝卓宏、吳坎坎、錢煒、韓茹、傅春勝、姜辣、成愛玲等近900名心理專家、醫生、新冠病毒感染者、心理志愿者、心理問題人員、社區干部建立了5個微信群。半年來，群里彌漫的焦慮、狂躁、哀怨、消沉情緒和執著、溫婉、耐心、專業的心理疏導，像冰火兩重天，像抗爭與博弈，像風刀霜劍和云卷云舒的交織……后來，有一男一女兩個群友悄悄退出了“一米陽光”群。每退出一人，接踵而來的是群友們上傳的哀樂、燭光和含淚的祈禱。

退群者，其實是退出了紛攘塵世。我及時記錄下了心理專家的分析和判斷：男士及其父母、女士及其丈夫和孩子早已被疫情集體拽入了PTSD的漩渦。一個家庭在集體不安心的狀態下，一根針掉在地上，也能引來心魔的覬覦。稍有不慎，家庭中的任何一位成員都有可能產生應激性心理障礙甚至走向極端。

《庚子“安心”行動》出版前曾在報紙連載。某讀者朝我驚呼：“天哪！我每天都心神不寧，既擔心自己，也擔心家人，您說說，我有PTSD嗎？”

“當然有。”我說，“每個人的心里都潛伏著不同程度的PTSD，它在你性格、見識、情懷、胸襟的某個夾縫中，隨時準備伺機而動。”我以疫情期間的激情犯罪現象為例做了詮釋：當某個誘因偶然觸動某人掖在心底的PTSD，他的情緒會瞬間失控，仿佛從冰點驟然躍升到沸點。有過交往的朋友甚至會感嘆：“他平時循規蹈矩，可是個好人啊！”

讀者說：我終于明白，疫情期間，為啥會出現各種奇怪現象和行為的新聞。

我本來只是一位書寫者，不留神也成了心理科學的普及者。

悖理中的現實、現狀與現象

也有人說，我選擇這樣一個“冷門”題材，是“偏向虎山行”。

明知是悖理，但我也得認下。事實上，我手里的確捧著一個燙手山芋。

誠如文學界某權威人士對我的善意提醒：“寫疫情防控的文學作品，需要給民眾提供意志、決心、精神、能量和動力，如果寫人們的心理有毛病了，精神有問題了，那可是負能量啊！你得掂量掂量。”

這是一針見血？還是避實就虛。我恰恰寫的是疫情期間一些民眾意志的削弱、決心的解體、精神的困頓、能量的漸失、動力的消亡……我本來想反問：“那，成千上萬的心理專家、心理師、心理志愿者逆行疫區干什么呢？”

但我表示了沉默。有時候，沉默，本身就是最佳答案。

為了確保采訪、書寫的順利進行，我經常會拎出國家有關文件當“護身符”。文件明確指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都迫在眉睫了，都刻不容緩了，可到了操作層面，現實總讓人啼笑皆非。

很多心理專家不斷給我打氣：“您一定得把疫情期間社會各界不同群體遭受心理創傷、心理危機的類型、原因、表現、狀態寫透了，讓讀者明白心理變化到底是怎么回事，讓讀者懂得自己的心，讓讀者了解心理危機的嚴重性和開展心理干預的現實性、必要性、緊迫性。”

作為心理專家的劉正奎和我探討過一個文學話題：既然我們所有的工作可以“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那么，文學為什么不能！？

在他看來，包括心理干預在內的疫情防控工作之所以難點多、壓力大，就是因為老問題、新問題層出不窮。他說：“有些文學作品、舞臺劇、新聞報道反映疫情和抗疫工作時，干脆對社會各界人士、群體中客觀存在的精神壓力、焦慮情緒、緊張心情、心理危機避而不談，生怕有礙人物形象的塑造，這種缺乏直面、真誠和反思的表達，有違生命常識、有違心理反應、有違人性本能，片面輕飄，離‘心’離‘德’，怎能留給歷史和未來？”

一句話，如洞穿時空的響箭，命中的豈止是創作者的價值觀，它更像對創作的源泉——生活、現實與人性的叩問。

我給《庚子“安心”行動》確定的創作總基調是：科普為主，兼顧文學。

一個可悲的現象是——心理危機，這種極具輻射性、覆蓋性、發散性的心理“疫情”因其個體性、私密性、隱蔽性、被動性特征，遠不如電視屏幕上實時報道的疫情感染死亡、確診、疑似數據那樣醒目、那樣搶眼、那樣備受關注。而心理學界提供的數據顯示，突發公共災難事件后受災人群中PTSD的發病率可達33.3%，抑郁癥的發病率可達25%，這個比例，遠遠高于新冠病毒確診人數。

“豈因禍福避趨之”。我調動了三年前創作《走出“心震”帶》的經驗和智慧。那部至今仍然在熱銷的文學作品，已成為一些心理機構開展心理干預時的工具書之一，也是一些大學心理應用專業學科的參考用書。經驗提醒我，我必須聽心理專家的、聽民眾的、聽心理創傷人員的，聽讀者的。傾聽他們，也就是傾聽《庚子“安心”行動》從遠處走來的聲音。

幽默的是，阻力有時反而來自心理創傷群體本身。有位心理專家應邀前往某社區講授“疫情期間自殺案例分析及對策”，竟被一些居民認為有傳遞負能量之嫌，有人歇斯底里地直言：“能不能講點好聽的。”

心理專家馬上意識到這是聽眾的心理變異現象，就故意換了個角度：“面對疫情和死亡的逼近，大家心情平靜，心態平和……”

“不！我心里亂透了。”那人說，“不好意思……您……還是按您的講吧。”

最不該掩蓋的，是心；最不容掩蓋的，也是心。自我掩蓋之于被動掩蓋，比“天狗”吞掉月亮淪為月食更可怕。當自己變成自己的“天狗”，豈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更可怕的是民眾對心理常識的匱乏。很多人不懂自己的心，也不懂別人的心”，心理專家史占彪對我說。

開展心理干預的難度，也是我采訪與創作的難度。

歷史的投影與現實的喚醒

古人云：“夫哀莫大于心死。”對文學的態度，我們有時不如前輩學人。

披覽中外文學典籍，我們會發現許多作品的內容與“疫情心理”有關，比如《鼠疫》《威尼斯之死》《屋頂上的輕騎兵》《逼近的瘟疫》《失明癥漫記》《熱區》……還有《白鹿原》中“兩頭放花”（霍亂）帶給全村人的恐懼。

中國的讀書人，誰不曉得三國時期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5人均死于當時的瘟疫。曹植在《說疫氣》中描述了當時民眾的心理狀態：“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而對現實，我不想做籠而統之的簡單記錄，我的目光緊緊盯準社會心理、群體心理、個體心理中那些風平浪靜卻潛藏危機、熟視無睹卻暗水深流、司空見慣卻隱患叢生的巨大盲區，其中，也包括與萬千百姓相關的社會管理服務體系。

也因此，我在不斷篩選、調整、比對敘事的角度。我始終認為，如果沒有角度的制高點，所有的敘事無異于水中撈月、瞎子摸象。

我必須要告訴我的讀者，按照心理專家的意見，疫情防控措施應根據不同群體、不同年齡段執行，其中針對老年、中年、青年、兒童的疫情防控措施更應分類實施。通俗地講，接受一條疫情警示信息，在成年人那里可能只是感覺心頭一顫，但在兒童的心靈世界會掀起狂風巨浪，甚至有可能導致自閉或抑郁。大凡社會心理體系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一般會對少年兒童采取“內松外緊”的防控措施，因為這個年齡段實際上是人類心理最危險、最脆弱的“心震”帶。

可在我們的某些地方，防控措施不光“一刀切”，對中小學幼兒園更是采取類似于“狼來了”的高壓手段。為此，心理專家不斷呼吁，呼吁，再呼吁：科學防控，呵護心靈，理解孩子。

我在《庚子“安心”行動》的后記中寫道：面對同類型的心理創傷案例，我務必十中取一而舍其九；面對普遍性的‘安心’手段和經驗，我只能百里挑一而舍其九十九。我的創作理念只有一個：一葉知秋，或者，觀秋知葉。

聽到一個故事：疫情期間堅守崗位的某社區主任張某，平時始終以陽光向上的狀態示人，被組織上認定為疫情防控工作的優秀代表。某天，一位過路的“陌生人”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渾身立即抖動起來。“陌生人”馬上安排心理志愿者對其悄然進行了于無聲處的“地下”心理干預。經“無意”間的“對話”測試，發現她已經處于中度抑郁狀態。事實表明，支撐張某“陽光”表象的，僅僅是生理本能和工作慣性；她臉上的“陽光”，經過了自我“心理化妝”。

那個“陌生人”，就是疫區無處不在的心理專家之一。

三個月后，掙脫了抑郁的張某終于對專家坦言：“前些日子，我老想的是一片安靜的大海，跳進去，不想讓任何人找到。”

如果不是專家果斷出手，一朵生命之花就有可能變成一束浪花。

讓人后怕的是，在這之前，張某的家屬、上級領導、同事乃至社區居民，誰也沒察覺出她是一位抑郁癥患者。后來有人還說風涼話：“她，真會裝啊！”

我在《走出“心震”帶》中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案例，但主人公的結局卻不同于張某。“5.12”地震災區某縣青年干部馮某的兒子不幸罹難，他只能用玩命工作的方式排遣內心的痛苦，由于“化悲痛為力量”積極工作，不久被破格提拔為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某寫給天堂的信中有這樣的文字：“……孩子，等父親心緒平靜一些之后……”第二年，馮某選擇結束生命。心理專家后來分析認為，馮某提到的所謂“心緒平靜”，指坦然面對自殺。

這之前一年——2008年，中國的災后心理援助才剛剛起步。

“假如放在今天，也許馮某和張某一樣，會成為心理干預技術的幸運者。”史占彪對我感慨。

也就是說，時過經年，中國的心理干預、心理援助理念和技術正在走向成熟，并逐漸被社會理解和接納，盡管，未來的路依然漫長。

此刻，疫情仍然沒有偃旗息鼓的跡象，但我相信，學會呵護自己的心和別人的心，學會安心，必將成為全社會的一個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