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非虛構的討論已經不是什么新鮮話題，但是關于非虛構的概念、定義及其邊界的模糊不清、模棱兩可，依然是中國文學不可忽視的問題。新時代如何重塑中國非虛構話語體系是一個十分有必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

2019年7月，在中國作協于北戴河創作之家舉辦的“新中國新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我提出新時代的中國文學進入“非虛構時代”。“真實總是比虛構更精彩，生活總是比文學更熱鬧。作家的想象力有時難以解釋這個世界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變化。不是想不到，而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因此，非虛構作品所講述的真實故事及其帶來的意義，將越來越超過虛構作品對這個世界的變化所作出的理解或闡釋，并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從而成為人類歷史的一部分。”我們生活的當下，就是這樣一個“非虛構時代”。在這樣一個新時代，我們的文學創作，能不能承擔“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責任和使命？有沒有足夠的能力來理解和詮釋世界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重大轉變？這是當代中國文學面臨的最大挑戰。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有目共睹、迫在眉睫的問題已經擺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對中國經驗的漠視、輕視和無視，對西方文學理論的迷信。這是導致文學迷茫徘徊的一個重要因素。君不見，言必稱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動輒即是西方的某個主義、流派，亂花漸欲迷人眼。

如何對待西方文學理論，如何認識西方作家和作品，仍是當下中國文學界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已經過去100年，但我們至今仍籠罩在“五四”命題之下。如何對待西方？如何對待傳統？正是“五四”時代所提出的兩大命題，我們迄今并未走出這兩大命題。其實，無論是對于西方，還是對待傳統，尤其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們必須本著“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原則，本著“吸取精華去其糟粕”的智慧，不斷地學習、吸收、借鑒。但是這個學習、吸收、借鑒必須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就像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一樣，必須進行“中國化”、必須進行“時代化”，才能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管用、能用、善用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機械、教條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其本質也必須是在當代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形成一種嶄新的國家敘事或中國話語。而既往的國家敘事，或許已不能完全反映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和平崛起這一當今世界最為重大的變動，許多作家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比如在有關“非虛構”寫作的問題上，某些打著“非虛構”幌子的作家、評論家，甚至認為可以在“非虛構”作品中可以自由地飛翔，可以虛構人物，完全混淆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混淆了視聽，這是極其危險的。

近五年來，我在堅持報告文學創作的同時，也進行了一些理性思考，對打著“非虛構”幌子搞虛構寫作的現象進行了批評，目的是激濁揚清，正本清源。“非虛構”并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而優秀的“非虛構”作家則是更能夠把事實證據與最大規模的智力活動、最溫暖的人類同理心以及最高級的想象力相結合的人。比如，我們可以從作家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得到啟示，它對今天我們討論非虛構、非虛構文學、非虛構寫作，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和歷史意義。因為我們現在研究以報告文學為主的非虛構寫作的目的，就是要秉持學術正義、倫理良知、文學價值來重塑中國“非虛構”文學的“國家敘事”。如何重塑？第一，在概念上，要明確“非虛構”不是一種文學體裁，“非虛構”是相對虛構而言的一種敘述方式、敘述形態；第二，在原則上，“非虛構”寫作必須堅持不虛構，必須堅持真實性原則為第一要務；第三，在內容上，“非虛構”和虛構的內容是有界限的，“非虛構”絕不能包含虛構的一切元素，但虛構可以利用和使用“非虛構”的內容進行再創作；第四，在創作技藝上，“非虛構”可以大膽借鑒和運用虛構的一些先進方法，比如敘述方式、修辭方法、語言技巧和表達方式等。

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的民族特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要重視發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和形式，繼承發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因此，我們必須要站在這個政治高度、政治站位上來重塑中國非虛構話語體系，來看待中國報告文學事業，來看待中國文學的“國家敘事”，為新時代的非虛構寫作提供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道路、中國價值。在我看來，構建中國非虛構話語體系，就是構建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學體系，中國文學事業不忘初心再出發的重大時刻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