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湘西的苗寨、吊腳樓，到少年體校、贛南生活，長久以來兒童文學作家彭學軍的許多散文都與她兒時的經歷密不可分。正如責編過彭學軍一系列長篇小說和散文集的編輯家魏鋼強所說，“其作品能有鮮明且具美學意義的辨識度，原因不僅僅在文字本身……她作品的主題，不是預設的，不是‘提煉’的，而是原本就在那里的”。動蕩不居的年少生活，是時代向個人、家庭的投射，難說這為童年時的她帶來的是童年的亮色還是陰影，抑或處于二者之間的復雜情感之地，但卻成為她成年后創作不竭的礦藏，也使得她的兒童文學創作成為中國兒童文學不可替代的一抹風景。

《鳳凰花開》是彭學軍于2020年疫情時期完成的一部追憶母親生平的長篇敘事散文，塑造了一位美麗堅韌、不屈于命運、拙于表達愛與親昵的母親形象。從母親幸福卻短暫的童年，到動蕩飄零的中年，再到被病痛纏繞的老年，在作者冷靜的敘述筆觸里，可以看到一名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師的普通女性，如何在時代、命運里堅韌成長，無論際遇何如，不抱怨不悲嘆，默默承受，始終向上。這是彭學軍對母親一生軌跡的追憶、講述，是一個時代的風浪向家庭、個人的裹挾，是一個女人在艱難歲月里載沉載浮的堅韌與美好。

《鳳凰花開》打開了一扇窗，作者以雙重視角——童年視角、成年視角回憶母親、回望童年。于寫作者而言，至親離世帶來的悲慟、創傷，往往會成為理性敘說的阻隔，正如王安憶所說，“好的創作需要理性地運用感性，需要寫作者對思想有感情”。也許這也可以解釋，自母親離開四年之后，彭學軍才完成這部回憶母親的長篇散文。透過這扇窗，作者整理心緒，跨越時空，再次親近母親、聆聽母親、感受母親。

與一些趨于同質化的回憶親人的長篇敘事散文不同，《鳳凰花開》的敘述并不是紀錄片般詳實具體的個人家族史，而是經由童年“我”的兒童視角裁剪、過濾后的記憶片段，由時間和成長連綴，經由適切的語言傳遞。“我”眼中母親在籃球場上打球的英姿、雨中背著三三從梯子上摔落的身影、救火時母親臉上的決絕堅毅、與舊友重聚時的啜泣……讓人讀來印象深刻，而這些都是經由“我”的視角傳遞給讀者。作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彭學軍始終有自己的堅持：“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努力地想把生活中、生命中、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溫暖的的、發光的東西書寫出來，表達出來。”

例如，作者寫到小時候經常在師院大禮堂的后面玩，禮堂里時常開大會。“有一回，也是開大會，但氣氛和往常似乎不太一樣，口號不停地響起來；拳頭一次一次地舉起來，像一片光禿禿的樹干。”這次開的是批斗會，“看，大毛駝的爸！”一個孩子叫了起來。這里的“大毛駝”就是作者的小名。“我一看，果然是父親，哇的一聲大哭起來。最后一排的一個大人沖過來，把我抱了出去……”即便回憶起父親被傷害的時刻，作者依舊冷靜地將自己還原至當時那個五六歲的自己，用了白描的筆法，只是用那個大人的“一抱”，為那一刻的童年記憶綴上了暖色。后來他們搬去苗寨生活，即便生活艱辛，語言與生活習慣格格不入，他們卻得到了淳樸、憨直的苗家人最大的友善與誠意。難道沒有傷害與孤立？不可避免，但作者將這些用兒童的視角一一過濾，留下的則是更經得起歲月回味與品咂的質地。

對回憶的剪裁、對表現題材的撿拾，于寫作而言具有深遠的意義，似一面鏡子，它映射出作者的內心對人生、對世故的態度，也讓讀者在閱讀中照見人心、照見自己。彭學軍在回憶里時而反思自己、批評自己，她在追憶里照見了照顧母親時有不周的那個自己。“母親聽力下降后，與她的交流也越來越少，因為太費勁，每一句話都得大聲喊出來，說話就跟吵架一樣……這些年，越來越多的病痛讓她的活動范圍和關注點漸漸萎縮，最終被囿于一個逼仄空間，這樣一來，交流的話題就難免重復，一句話翻來覆去地說，我便沒了耐心，常常只是假裝在聽她說話，眼睛卻瞄著手機……”這何嘗不也讓我們照見了自己？她沒有回避這個令自己失望的那一刻的自己，她愿意以這樣的身影鑲嵌在追憶母親的影像里。

中國古代詩詞講求“深哀淺貌、短語長情”，彭學軍的語言同樣含蓄、冷靜、簡潔、準確，卻有著直懾人心的力度與深度。師院的桂樹年年飄香，那長長的臺階與曾帶來驚喜的圓門、籠著白紗的江水與吊腳樓，還在那里，一直在那里。鳳凰花開又花落，那件陽臺上的紅襯衫去了哪里……母親，在作者的記憶里，還在這本書里，在讀者共情的心與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