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

愛上波德萊爾

《波德萊爾傳》是本沉甸甸的書，因為波德萊爾是個沉甸甸的名字。在法國現(xiàn)當代詩壇上，沒有一個名字可以與之相較。

安德烈·紀德在有人問及“誰是法國最偉大的詩人”時，有一個著名的、無奈的、帶有嘆息的回答：“唉，是維克多·雨果！”這一聲嘆息令人回味無窮。《波德萊爾傳》的作者皮舒瓦喜歡從書架上取下最早版本的《惡之花》，自豪地告訴來訪者：看看雨果的《全集》，加起來有兩米長，再看看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不到一厘米厚。但對于現(xiàn)代文學來說，兩米長的雨果《全集》，不及一厘米厚的《惡之花》。

如果我們把19世紀70年代開始出現(xiàn)的各種當代詩歌潮流視為一個分水嶺，那么，由波德萊爾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或更確切說“現(xiàn)代主義”的時代，恰恰持續(xù)了100年。在這百年之中，波德萊爾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學家。從狹義的詩歌領(lǐng)域來看，正如瓦雷里所說，首先有“蘭波與魏爾倫在情感與感覺方面延續(xù)了波德萊爾”，接下來的象征主義詩歌直接從波德萊爾作品中汲取靈感。而在20世紀上半葉成為法國最大詩歌潮流的超現(xiàn)實主義則視波德萊爾為“第一個超現(xiàn)實主義者”（布勒東語）。布勒東在其論著《魔法的藝術(shù)》中，對波德萊爾進行了重要論述。法國現(xiàn)代詩歌的最后一座高峰伊夫·博納富瓦，始終流露出對波德萊爾的敬畏。直到20世紀70年代，像雅克·萊達這樣的詩人依然繼承了波德萊爾的衣缽，創(chuàng)立了一種具有高度音樂性和散文性的詩體，并與波德萊爾一樣，將巴黎這座大都市作為吟詠的主要題材。

而從整個文學界來看，波德萊爾的影響更是滲透到了方方面面。從普魯斯特到紀德，再到薩特，甚至包括新小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米歇爾·布托爾，無不以波德萊爾為參照。而作為藝術(shù)評論家的波德萊爾，更是為整個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作為現(xiàn)代派的鼻祖，波德萊爾還受到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繼承。艾略特將他視為“現(xiàn)代所有國家的詩人的楷模”。所以，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波德萊爾是了解西方百年現(xiàn)代文學、藝術(shù)歷程最好的鑰匙之一。

一般來講，任何一位愛好文學或曾經(jīng)愛好文學的人，都會有一個酷愛波德萊爾詩的階段。這位深深意識到自己絕不取悅所有讀者的詩人，其實是最具普遍性的作家之一。波德萊爾的詩歌，具有一種人與世界初次交鋒時激發(fā)出的全部個人意識的強度，是個人在人生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獲得某種經(jīng)驗之后突然瞥見的自生至死的人生全貌，是個體在走出自己身體的軀殼而遇上世界的軀殼時靈魂的震顫與肌膚的戰(zhàn)栗。波德萊爾詩歌世界的深度與廣度，具有人在意識到自己在世界乃至宇宙中的位置時所能揣測到的全部智性與感性空間的深度與廣度。它在我們?nèi)松哪硞€階段，會一下子罩住我們，因為它與我們的整個世界同形、同疆域；它會一下子照亮我們，因為它與我們的內(nèi)心與對外在世界的感知同樣深邃、同樣無垠。波德萊爾之所以會影響了20世紀西方文學中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叛逆者，同時又能讓成熟了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在思考存在問題時不斷進行參照，正是由于他的詩歌所具有的這種強烈的體驗感和廣博性。

閃光的造像

傳記往往把自己放到客觀性的保護傘之下。作者皮舒瓦收集到的材料是豐富、翔實、可信的，他的工作方法是極其嚴謹和科學的，但他坦然在序言中承認了這一“客觀性”是不可能的。事實也是這樣，尤其當我們想到這樣一項工作需要二三十年的長期堅持，如果沒有激情與主觀性在支撐，那即使可能，也會是一件多么無聊的事情！正是由于這一主觀性的存在，這部傳記的閱讀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樂趣。時常出現(xiàn)的揣測與反問，以及在筆端不時流露出來的幽默感，為這部由文獻、信件組成的傳記添加了一個個休止符。

傳記作者本人的經(jīng)驗與對人生的領(lǐng)悟，總是會對傳記本身的內(nèi)容與取向產(chǎn)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在《波德萊爾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對波德萊爾的經(jīng)濟狀況的詳細記錄與描述，甚至有一個專門的章節(jié)，計算詩人的收入與所欠的債務(wù)。一個清高的詩歌愛好者可能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低俗、無聊的事情，而一位站在馬克思主義批評立場上的讀者，又可能認為那是一種體現(xiàn)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思想的絕妙實踐。然而，假如我們知道作者皮舒瓦本人最早接受的是什么樣的教育，可能會明白他的這一選擇：這位撰寫了法國許多偉大詩人的傳記的歷史學家是法國著名的高等商校（HEC）的畢業(yè)生！于是，對詩人的經(jīng)濟狀況進行描繪和計算，對于他來說就像是一種無意識的重操舊業(yè)。最主要的是，在佩服他能夠通過收集到的材料，準確地估算出與波德萊爾本人的算法同樣的結(jié)果時，我們同時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一種計算從客觀上講是必要的，尤其是波德萊爾在去世前兩年遠走比利時的原因，通過這一計算而讓人顯得十分可信。也就是說，一種貌似主觀的、與研究者本人的素質(zhì)與能力緊緊相關(guān)的做法，為照亮傳主生命中的某個時期或者某種選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這也許是文學研究中主、客觀相輔相成的佳例。

在這樣一種前提下，詩人的傳記，更像是一種獨立的文體，而非依附在一位偉大詩人作品之上的衍生物。讓人感到珍貴的，既是這樣一位具有獨特人格的大詩人的誕生、培養(yǎng)與成熟，又是——甚至有時更是——在大量豐富的資料中透露出來的整整一個時代的畫卷。一部好的傳記，其價值也許不僅僅是為某人（傳主）造像，更多的是為某個時代造像。在成堆的資料與檔案中浮現(xiàn)出來的，也許不僅僅是一個波德萊爾——因為說到底，波德萊爾的形象真的因為有了這700多頁而栩栩如生嗎？——而是一個社會、一個家庭、一種體制，乃至多種體制、一個時代的趣味，涉及這一時代的方方面面。

讀《波德萊爾傳》，我們見到的是一座座活生生的城市：巴黎、里昂、翁弗勒爾、布魯塞爾，甚至留尼旺島（當時稱為波旁島）；一張張生動的面孔（他青年時代的那些朋友，“諾曼底派”，那些文人、藝術(shù)家的波希米亞式生活）；有誰可以在讀到法國帝制時代的雜志出版狀況時無動于衷，不莞爾一笑？有誰可以在讀到波德萊爾的窘迫生活時，不從中看出法國當時的金融流通體制的一面？我國的讀者曾經(jīng)如此鐘情法國19世紀的文學，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的思維、體制與道德風俗，在許多程度上與法國的這一時代還有許多共性。

從這一角度來看，這部《波德萊爾傳》為我們帶來的最大收益是書中大量的波德萊爾本人的書信。波德萊爾是位寫信高手。他致瓦格納的信，被譽為法國歷史上最美的通信之一。本書披露最多的，是波德萊爾寫給他母親的信。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母親奧匹克夫人寫給他的信或回信已經(jīng)找不到了，但波德萊爾本人的信卻保留得非常好。皮舒瓦的傳記方法幾乎是英美式的，他堅持從文件、資料與書信中看出一個人的軌跡。而且，他堅信從書信中可以看到一些純理論家們無法看到的東西，從而更好地解釋一些詩。但即使從獨立的角度來看，這些信件也具有獨特的價值，尤其是從幼小的波德萊爾向父母（生母、繼父）與兄弟寫的文風與內(nèi)容都很稚嫩的信件，到成年后寫給母親的那些充滿了對母親的柔情與對社會的仇恨的信，讓我們看到波德萊爾獨特的文風。那些充滿悖論、具有高度修辭力量的句子，是他詩藝的“擊劍術(shù)”的鍛煉場所。而從中流露出來的性情，則在高傲的性格之后，讓人看出詩人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也許正是這些信件，可以讓我們更好地領(lǐng)悟普魯斯特對波德萊爾的評價：“這位被認為不合人情、帶有無聊的貴族氣的詩人，實際上是一位最溫柔、最親切、最有人情味、最具平民性的詩人。”

最好的安息處

皮舒瓦在巴黎專門有一套寓所用于寫作，其中有一間全部是有關(guān)波德萊爾的書，或者是波德萊爾本人著作的各種版本。這些著作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雅克·克雷派遺贈給他的，而他本人有一天會將它們?nèi)窟z贈給巴黎市政府。這位雅克·克雷派何許人也？讀者很快就會知道，是他父親歐仁·克雷派第一個撰寫了完整意義上的波德萊爾的傳記。一個一生幾乎完全窮困潦倒的詩人，在后世有這樣的看墓人，也許真的可以安眠，因為在翁弗勒爾，連他母親的房子也已不復(fù)存在。

有一天，在巴黎翻譯得疲憊不堪之后，我突然起了興致，驅(qū)車前往翁弗勒爾，尋找波德萊爾曾經(jīng)居住過的地方。最后，是一位中年婦女告訴了我波德萊爾母親原來房子的地址，并預(yù)先提醒我，那里已經(jīng)什么都沒有了。

什么也沒有了。站在訥堡街上，望著大海，我通過剛剛譯完的《波德萊爾傳》中有關(guān)那所被波德萊爾稱為“玩具房子”的描寫，想象詩人那時的生活。

波德萊爾一生居無定所，從成年之后，一直租房子住。在圣路易島上的洛贊府邸，據(jù)稱，是波德萊爾一生中住過的最好的地方。然而根據(jù)描寫，我們的詩人在這座堂皇莊嚴的府邸中，只占據(jù)了“不高貴的”樓層，而且僅有三間。去他的房間，用的不是主要的樓梯，而是傭人們用的樓梯。之后，漸漸債臺高筑的詩人為了躲避債主，不得不在酒吧或朋友們那里度日，大部分時間在簡陋的旅舍中度過。根據(jù)克雷派的調(diào)查，在1842—1858年之間，波德萊爾有14個住址！從本書甚至可以看到，由于付不出酒店錢，他被從酒店里連人帶行李趕出，甚至把朋友留在那里做人質(zhì)，自己則躲到一家妓院中，寫出他最著名的詩篇之一！正是這一生存處境，使得波德萊爾對大街上的“人群”有特殊的敏感，并讓瓦爾特·本雅明在他的《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中，寫出了有關(guān)漫游者（波德萊爾本人稱之為“人群中的人”）的精彩文字。也正是這一狀況，使他對現(xiàn)代都市獨特的美與恐怖有了高度的認識。

什么也沒有了。一生居無定所的波德萊爾曾經(jīng)幻想能夠保留住那所“玩具房子”。在致好友、出版商普萊-馬拉西的一封信中，他還提到“將來堅決不會賣掉母親的房子”。然而，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波德萊爾去世后僅4年，白發(fā)人也故去了。之后不到兩個月，由翁弗勒爾的公證人勒費弗爾主持，房子出售給了一位名叫巴翁的先生。后來，那位巴翁先生又將房子轉(zhuǎn)賣。

大海依舊。我突然覺得自己那么庸俗：詩人是存在于他作品中的，為何偏要來尋他的故居？李白的故居在何方？如果非要為詩人尋找一個物質(zhì)的存身之處，也許就是本書作者皮舒瓦的書房，因為那位巴翁先生在將房子轉(zhuǎn)賣時，有一部分家具被帶到了雷恩市。就在那里，皮舒瓦買下了這些家具，其中包括一張波德萊爾曾經(jīng)工作過的寫字臺。正是在這張寫字臺前，皮舒瓦向我這位從中國遠道而來的“同行”娓娓講述本書中的一些細節(jié)。

或者，如果需要一個可隨身攜帶的存身之處，就像中世紀的可攜式圣體匣，那么這部《波德萊爾傳》就是他靈魂最好的安息處之一。

眩暈與觸感

翻譯是一件痛苦的差事，尤其當原作是鴻篇巨制時。在翻譯厚達700多頁的《波德萊爾傳》的過程中，發(fā)生了至今讓我心有余悸的事情：有一天，在高強度連續(xù)伏案翻譯之后，一陣強烈的眩暈攫取了我，我從座椅上滑落，失去了知覺。那是我生平一次離死亡最近的體驗，我曾向親友講述：

“那種眩暈，就像是被卷進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旋渦之中。我仿佛能看到自己在往旋渦的核心處下墜。而一旦觸及了那核心處，就是死亡。”

所幸的是，在抵達那核心處之前，一種不知什么力量，把我拉住了。等醒來時，甚至不知已過了多長時間。由于我是獨自一人在巴黎的一個寓所里翻譯，甚至無人見證這一幕，更沒有人叫急救，或者送我去醫(yī)院。

這次經(jīng)歷給了我一種體悟：文學是一種獻身，也是一種自救。在接下來的翻譯當中，仿佛有一種加強了的敏感，讓我對波德萊爾的艱辛，有了更好的理解。

其實譯者的付出，相比于作者，還是少了許多。一本厚厚的書，需要一兩年的翻譯時間，而撰寫它呢？作者皮舒瓦大略算了一下：二十余年。是的，譯者是盜火者，他之所以花力氣去盜，是因為他知道那火的價值遠遠超出了他本人可能付出的力氣。

譯者最可寬慰之處，便是一種期許：也許有那樣一些中國讀者，在合上此書時，耳畔會響起波氏在《黃昏的和諧》中的詩句：

對你的回憶如圣體臺在我心中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