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立文之道，惟字與義。’文藝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為時代的號角。止于至善，方能臻于至美。”

“立文之道，惟字與義”語出我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所作《文心雕龍·指瑕》。其文為：“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文章的寫作方法，不外用字和立義兩個方面。文字憑借正確的解釋來確定含義，文義通過正確的道理得以闡明。

“字”是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化的要求，“義”則是文學作品內容的規(guī)定。劉勰認為，好的文章是形式和內容相輔相成、文質統(tǒng)一的完美藝術，但是形式必須服從于內容，使道理能夠清楚地表達出來，他反對奇言怪語的使用而造成的意旨模糊不清、籠統(tǒng)含混。同時，劉勰指出，圣人著述經(jīng)典的根本原則就是追尋原道、闡發(fā)義理，從而達到教化天下的目的，正所謂“情者，文之經(jīng)；辭者，理之緯。經(jīng)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情與理的顯明是文學創(chuàng)作能夠達到才思泉涌、文采飛揚境界的前提。

劉勰的文論思想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孔子在《論語》中就主張文學藝術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孔子在《論語·衛(wèi)靈公》中提出：“辭達而已矣。”文辭把文意表達清楚就足夠了，不必用華麗的辭藻和浮華的修辭，否則，很有可能造成“以辭害意”。《論語·雍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質樸與文采即內容和形式是同樣重要的，只有質樸、文采雙修才能成就君子人格。而文如其人，君子的文藝創(chuàng)作便可呈現(xiàn)圣人的道德氣象和為人處世的道理，為后世之典范。孟子在評價《詩經(jīng)》時也曾提出“《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的文論思想。在文化源頭，儒家較早地積淀了中國文藝追求清新質樸、深耕微言大義、“無事于華藻宏辯”、形式與內容相得益彰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

那么，中國傳統(tǒng)文藝創(chuàng)作追求的義究竟是什么呢？《論語?八佾》記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里所指的美是《韶》樂、《武》樂形式之美，善則是二者內容的妥善。朱熹言：“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至今，人們用盡善盡美稱贊文藝作品高超的藝術水平。為什么具有同樣完美形式的文藝作品，孔子又區(qū)分了盡善與未盡善呢？這就凸顯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思想的又一個重要原則：以文貫道、以文載道的關鍵是要以文揚善，即文藝作品承載著教化人心、匡正道德、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因此，盡善才能盡美，崇德向善、以德化人的道德追求，先道德而后文章的創(chuàng)作理念是中國傳統(tǒng)文藝作品“立義”的根本。

《韶》為上古虞舜時的樂曲，舜靠美德受禪天下，以仁德治理天下，韶樂反映著舜對仁德的重視和對民眾的關愛。相反，《武》為武王時頌揚武功的樂曲，武王以武力征服商朝雖不得已而為之，但畢竟沾染了暴力和血腥，這樣的樂曲不免有殺伐之氣。孔子在談論《詩經(jīng)》時用“思無邪”加以評價，而“無邪”的標準就是“仁德”。宋代大儒朱熹為“思無邪”注解：“詩，善為可法，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詩經(jīng)》所傳遞的思想就是讓人們效法善的德性，摒棄丑惡，達到思想的純正。修身必先學詩，通過對《詩經(jīng)》的反復吟誦即可明辨善惡、修養(yǎng)德性、陶冶情操，從而確立道德人格，對于社會而言則可形成向上向善的公序良俗。

文學藝術作品是一個社會文化發(fā)展的風貌和最直觀的展現(xiàn)，它植根于社會的文化土壤，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深層次的價值追求和道德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工作者和文藝創(chuàng)作寄予厚望，他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發(fā)揚中國文藝追求向上向善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體現(xiàn)在文藝創(chuàng)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東西表現(xiàn)出來，倡導健康文化風尚，摒棄畸形審美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質樸、剛健有力的優(yōu)秀作品滋養(yǎng)人民的審美觀價值觀，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來。”文藝工作者當以此為立言立德的遵循。

（作者：董 冰，系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