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安石誕辰1000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12月18日），一個嬰兒呱呱墜地。周圍人可能都預料不到，這名嬰兒日后會在北宋政治舞臺上大放異彩，并名垂史冊。

立論極嚴，如其為人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北宋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宋仁宗慶歷二年進士及第。因被封為荊國公，故時人呼為王荊公；又因謚號為“文”，世人又稱其為王文公。

《宋史》評價，王安石生性不好華麗服飾和美酒佳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他性格倔強，“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就連他的政治對手司馬光也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明代馮夢龍在《警世通言》中評說：“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這種性子，使他做事果斷、勇于擔當，也讓他在地方治理、熙寧變法中敢于沖破傳統觀念，進行大刀闊斧式改革。

因其執拗的個性，王安石的詩文也與眾不同。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評論，王安石之文，“最為峻削，而短作尤悍厲絕倫，且立論極嚴，如其為人”。錢鍾書《談藝錄》則表示，王安石“在朝爭法，在野爭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爭強梁，占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襲，或翻案”。

夫謗與譽，非君子所恤也

慶歷七年，王安石以大理評事出任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知縣。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

到任后，王安石“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茍簡”，力推東錢湖治理。修復后的東錢湖再現“萬金湖”本色，能灌溉良田五十萬畝，使當地百姓“雖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兇年之憂”。

同時，王安石積極整頓田賦，增加官府財政收入；在青黃不接時，將縣庫存糧低息放貸給百姓，待秋收后加息歸還；還改差役為雇役，要求各家各戶聯保，維護社會治安。這些舉措大多成為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期間推出改革措施的藍本。

興學校，是王安石主政鄞縣時的一大政績。慶歷八年，王安石將當地孔廟改為縣學，邀請“慶歷五先生”之一的杜醇前來執教。為體現誠意，他還撰寫《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指出“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旗幟鮮明地提出教育對培養合格政治人才的重要作用。

然而，杜醇援引孟子名句“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而力辭不就。王安石并未氣餒，再次致信曰：“夫謗與譽，非君子所恤也，適于義而已矣。”請杜醇只做合乎道義的事，而不用擔心名譽損失。最終，杜醇為王安石的真誠所打動，同意前來執教縣學。

敢于創造繼承、創新發展

嘉祐三年，王安石寫就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封上書雖未得到宋仁宗認可，卻引起了時為皇子的趙頊的注意。

《宋史》記載，趙頊喜歡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且“不治宮室，不事游幸，歷精圖治”。有進取心的皇子迫切想要改變宋廷之困，卻無奈于群臣的保守；當他注意到滿腹經綸、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的王安石后，感覺終于找到了一位治世能臣，可以輔佐自己謀求變法。

治平四年，王安石出任江寧知府。也就是這一年，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據《石林燕語》記載，宋神宗繼位不久，就問“安石今在甚處”，隨即詔令王安石赴京擔任翰林學士兼侍講。

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拉開熙寧變法帷幕。兩年后，王安石上書《乞改科條制札子》，意味著熙寧興學鳴鑼登場。熙寧興學的主要內容概括而言：一是改革學校制度，創立太學“三舍法”；二是改革科舉制度，罷廢明經諸科，增加進士取人額，省去詩賦、帖經、墨義，專尚經義；三是編訂《三經新義》，統一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內容；四是整頓地方學校，發展武學、律學和醫學等?？茖W校。

王安石期待通過施行以上舉措，能夠培養出“經世務”的優秀人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不惜與群臣激辯，甚至高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可以說，熙寧興學是一次古代教育思想理論與教育改革實踐相結合的典型。王安石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結合變法需要，踐行了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的人才理論，具有前瞻意義、進步意義。這場興學運動對官學教育的改革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在《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中，列寧稱贊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憂國憂民的擔當精神，敢于轉型改造、創造繼承、創新發展的通變思想，在當下仍有重要借鑒價值。他堅持革新的勇氣，更是令人欽佩。一如郭沫若《歷史人物》一書所言：“中國產生了一個王安石，真是一個光榮?！?/p>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副研究館員、上海師范大學青年學術聯盟〈文科〉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