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我向一位自己敬重的編輯老師說起創作上的兩個想法，一個是現實題材，寫一個人如何害羞；一個是歷史題材，寫一位武士的上古遺勇。他聽了，表示第一個有寫頭；第二個，勸我慎重。我尊重了他的意見。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視野與見地有當代文學實績作為參照系，甚為中肯；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思考后覺得，如果所寫作品于當代文學發展不能有所增益，至少于其存續也不能有所負累，否則寫的價值便趨近于無了。

但是，那個“有寫頭”的想法，反而令我謹慎有加，幾年落不了筆。我不是職業作家，更不是高產作家；創作小說純粹是個人愛好，甚至是一種刻骨銘心的愛好。不求多產，但求寫得好些。因為我也曾做過12年文學雜志編輯，知道刊物出版殊為不易，既要對得起文學自身，又要對得起社會人生，還要對得起樹木和莊稼——它們認真生長，有些被打成紙漿，制作成紙，印上排好版的文字后，再經過裝訂切割打包，最后通過人工物流走向讀者……而讀者，則是所有作家最終要對得起的。

然則回望自己所寫的小說，雖然長中短篇皆有，自感數量與質量均乏善可陳。就題材來說，我寫過歷史、寫過往事、寫過現實；特別是當下知識分子的生存圖景，因為熟悉，寫得最多。但就小說與生活的關系來說，那些作品在生發機理上，基本服從于現實生活的邏輯。幾年前，我讓自己這一脈小說的寫作，止步于《鐘山》上發表的《砂子》。

《砂子》發表后，《長江文藝·好小說》（選刊）和《新華文摘》很快全文轉載。那篇小說在我的寫作經驗中，是全新的。它既是一種顛覆，更是一種挑戰。我很珍視那種創作體驗。今年五月，我又寫了一個短篇《真正咖啡客的兩個鼻子》，是寫人接納不同于自己的類的難度的。轉眼到了六月份，忽然有個契機，讓我找到了寫作“一個人如何害羞”的機緣，就是我在手機上看到一個短視頻，內容是兩個不明國度的男雜技演員的舞蹈。匪夷所思的是，兩個人全裸；為他們遮羞的，是兩人手中輪番操持的一塊方布巾。不消說，他們倆的表演全程炫技，出神入化，笑料迭出，卻有驚無險。我把它轉發給一個劇作家，老人家用微信回了三個幽默的文字：遮羞布。正是他“遮羞布”的點題，讓我找到了一個切入口，把思慮了五年多的那個想法，最終寫成了中篇小說《七橋鎮的遮羞布》。

《七橋鎮的遮羞布》與《砂子》和《真正咖啡客的兩個鼻子》一脈相承，但寫得要自由舒展些，也有恰好的完成度，讓我感覺找到了創作的新路徑，即寫“另一種現實”，或者叫“不一樣的現實”。“另一種”或“不一樣”，是指那種近乎荒誕的“現實”中的邏輯機理，與現實生活不同。它不是非現實，因為與現實有連帶關系；不是反現實，因為與現實有焊接點；不是超現實，因為敘述雖偶爾起飛，卻時常觸地；不是魔幻現實，既不見神魔，又不見玄幻。它更像是夢中鏡像，用虛構的規則來突破現實的邊界；其實質，或可定義為“心像”。

用小說寫“心像”，就我來說是換了路數。走到這一步，緣于我經歷過較長時間的創作苦悶期。一方面，我敏感于現實中每天涌現的各種奇葩事件，扎心扎肺，不斷突破人們的想象，挑戰人們的心理，跌破人們的眼鏡；仿佛現實中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做不出的。另一方面，“太陽之下無新事”又確實在灼烤著作家心智，因為那些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現實，其實不過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不斷印證著人性淵藪的復雜性罷了。

那么，想想自己以前那些摹寫現實的寫作，由于無法不受自身經歷和經驗的囿限，想要超越現實，便是一廂情愿的自信了。正是在寫《七橋鎮的遮羞布》的時候，我意識到，“心像”是有可能與現實形成對峙甚至抗衡的。相信讀者不難看出來，在那些堅硬的現實壁壘面前，《七橋鎮的遮羞布》可以構成一種反照、折射、擊打乃至洞穿的力道。我想，這應該是小說藝術本來就該具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