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家炎全集》（新星出版社，2021年版）共十卷，一卷一卷讀下來，有翻山越嶺之慨，有長江大河之感，也有涓滴細埃、花草木石，令人駐足停留，心懷馳想。我的回憶也不免紛至沓來，想起自己高中時代就曾胡亂閱讀過的嚴家炎與唐弢兩位先生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彼時因為語文教材里有唐弢寫魯迅的散文《瑣憶》，讀了甚是歡喜，連帶地對作者也極為尊敬，心生佩服。

等到1998年，我上了大學，雖然沒有如愿讀中文系，但在書店和圖書館閑逛時，也頗留心文學。金庸的小說便是大一上學期讀完的，隨后便在校園小小的書店里看見了《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是嚴家炎先生。一時心下疑惑，難道大學者也讀金庸，甚至專門研究金庸的小說嗎？當時對嚴家炎先生很有好感，覺得他離我們青年是很近的，而自己對于武俠小說的嗜讀，似乎也得到了專家的背書。因為這一點因緣，我就在圖書館里翻找所有署名嚴家炎的書來讀，《知春集》《求實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一本一本讀過去，再讀到新出的《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好像沒有間斷過。因此，這回一卷一卷地讀《嚴家炎全集》，如見故人，既有幾分重逢的歡喜，也有幾分重讀的驚訝。

暫且將歡喜的情緒擱置不提，書齋生活的內容往往是溫故知新，就單說這幾分驚訝吧！在我的印象里，雖然嚴家炎先生也讀金庸、論金庸，但《金庸小說論稿》是嚴肅的，讀來并不輕松愉快，《知春集》和《求實集》更令人有一絲怖畏，文學似乎是可敬而不可愛的。彼時我是一名文學青年，讀了《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后極為嘆服其論理之明晰及敘述之簡潔，而且大開眼界，覺得自己之前讀的劉吶鷗、穆時英、張資平等作家作品終于有了文學史的位置，但也希望文學和文學研究可以更感性一些，是可愛的、切身的，不要那么方正古板。我不知道為何留下這樣的印象，以至于后來進了現代文學園地，變成一名研究者之后，我頗為好奇嚴家炎先生居然還在寫文章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那時是2014年，嚴先生不教書已久，卻在是年《文學評論》雜志第2期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問題》一文，前前后后引發諸多爭議。如果文學和文學研究是方正古板的，雖然也不是不可能成為一部分人的志業，但到底有些令人費解，至少我是不大能夠理解的。于是，在第七卷《問學集》的第一篇文章《一個癡情者的學術回眸》中，讀到嚴先生劈頭寫道：

我從小喜歡文學。詩和小說都讓我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高中二年級（1948年秋）在上海地方報紙上發表兩篇短篇小說后，奠立了一生要與文學結緣的志向。從此，“文學是癡情者的事業”，真成了我奉獻的信條和畢生的體驗。（卷7，第1頁）

我深感驚訝，嚴先生居然不是出于理論和歷史的興趣而研究文學，而是出于文學的興趣，甚至是文學青年的興趣而研究文學。文學、理論和歷史當然并不一定矛盾，但其中自有捍格不入之處。我想起對我影響至大的文章《走出百慕大三角區——談20世紀文學批評的一點教訓》，其中有嚴先生在歷史中摸爬滾打留下的生命熱度。嚴先生在文章中強調，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要采用不同的批判標準，否則就是論斤稱布、以尺量米，釀成種種文學批評事件，抹殺作家作品。（卷7，第23頁）這是注意到了文學、理論和歷史之間的縫隙，并且要維護文學的主體性。或者說，這是一個文學愛好者提出的基于作家作品中心的文學理解。這一回重溫此文，我覺得嚴先生不僅注意到了文學、理論和歷史的分野，而且將對文學的癡情投注其中了；他的文學理解不僅是充滿理論性的，而且是充滿切身的感性的。在2009年發表的訪談《從“春華”到“秋實”——嚴家炎先生訪談錄》中，嚴先生回答洪子誠先生的提問時表示：“我寫那篇《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完全是根據個人讀作品得來的感受。”（卷10，第131頁）這就是基于切身感性的文學理解，是對傳世之作《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的自信解釋。而且，嚴先生的態度和立場是一貫的，1985年在回顧自己的文學評論生涯的文章《回憶·感謝·希望——為〈我與文學評論〉一書作》中，他曾經強調：“我非常看重這讀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認為它不僅是文學評論必需的素材（猶如作家從生活中得來的素材一樣），而且是正確地開展批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人們常常說要把歷史的批評和美學的批評結合起來。我認為，這種結合的關鍵，首先在于從純欣賞者的角度去讀第一遍，以便為整個批評建立比較牢靠的審美基礎。”（卷7，第53頁）文章接下來還有關于閱讀與審美的深入闡釋，這里暫不援引，我想我從嚴先生關于癡情文學的自述中，已經能夠充分體會到他將文學安置在具體的歷史語境和理論解釋框架中之后，所感到充分自信和愉悅的乃是自己的文學感受。正是因為如此，在嚴先生飽含深情地回憶楊晦、唐弢、王瑤等師長的文章中才會出現對于師長們敏銳的藝術感覺的書寫，他肯定唐弢注意到了劉吶鷗小說文字的怪異，肯定楊晦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浪漫主義因素的發現，強調王瑤研究《野草》與個人苦悶有關。也正是因為如此，嚴先生才會去精細地辨別中國現代小說的流派，辨別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等等。說到底，對于嚴先生來說，文學畢竟是癡情者的事業。

我所驚訝的還在于，嚴先生并不是單純的文學青年，他自覺反復校正自己的文學感覺，而且形成了一套具有方法論意義的文學閱讀觀念。他在前引《回憶·感謝·希望——為〈我與文學評論〉一書作》一文中接著說：

當然，讀第一遍的感受有時并不完全準確可靠：如果讀者的生活經歷同作品較為切近，可能在讀第一遍時就產生某種廉價的共鳴，如果作品藝術上有某些長處，讀者也可能在缺少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吸引、被俘虜。此外，讀第一遍往往來不及將作品的藝術內容完全消化。因此，根據我的膚淺體會，評論者在初讀之后，必須再讀第二遍、第三遍，一方面繼續消化作品的藝術內容，另一方面用理性來驗證自己初讀時得來的印象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實際。寫評論可以在感情激動時“趁熱打鐵”，但寫完之后最好放它一段時間，來個“冷處理”。對一個作品，匆匆忙忙只讀一遍就寫評論，畢竟有危險，甚至可以說有點不負責任。倘若一開始就懷著某種目的去讀，初讀之前就有了某種先入為主的成見，這更會違背文學評論工作的客觀規律，導致很壞的后果（長期以來，我們吃夠了這種苦頭）。只有從藝術欣賞入手，在鑒賞的基礎上評論，將直觀的欣賞和理性的分析結合起來，將美學的批評和歷史的批評統一起來，才有可能使文學評論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卷7，第53-54頁）

我喜歡這段帶著體溫的文字，它洋溢著作者的歷史體驗和生命激情，也寫出了文學閱讀和研究的一般規律。雖然嚴先生這里說的是如何“使文學評論真正成為一門科學”，但我以為個中方法對于文學閱讀和文學研究同樣適用。而且，正如嚴先生1992年在《關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所說的那樣：

所謂“文學史應該就是文學史”，最重要的還在于研究者要用審美的篩子去篩選歷史上存在過的大量文學作品，真正篩選得準確、篩選得恰當。文學作品畢竟要看文學本身的成就。（卷2，第330頁）

文學史的書寫當然離不開科學性和歷史感，但最重要的還是審美判斷。審美判斷來自哪里？來自于文學閱讀的第一印象，以及對于第一印象的反復驗證和理性校正。因此，要使文學研究及文學史書寫真正成為一門科學，同樣可以遵循嚴先生提出的閱讀方法。按照嚴先生的提示，我以為在重視閱讀的第一印象之后，要緊的是懷疑第一印象，從同情的陷阱中跳出來，避免成為廉價的共鳴者，再以理性和歷史的原則校正第一印象，如此反復，最后抵達對于文學作品的準確把握，完全消化作品的藝術內容。而且，必須重點強調的是，文學閱讀不是用來驗證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成見，而是用來消化作品的藝術內容，其后形成的文字才是文學批評，否則就可能淪為庸俗的文學經驗學或是理論、歷史和政治的機械套用。

在嚴先生的邏輯里，作為文學閱讀主體的自我既是最可靠的，也是最不可靠的，因為“讀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是“正確地開展批評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但又容易是“廉價的共鳴”，是被作品的某些長處吸引、俘虜的后果。而為了讓自我閱讀的感性經驗變得可靠，除了理性的校正，還有什么比歷史更有效呢？或者說，嚴先生在這里提供的一種關于人的認知和理解是，人總是處于社會關系和歷史之中，因此任何個體的寫作和閱讀也總是與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歷史語境相關聯。于是，讀者對于作品的閱讀感受也必須與社會關系和歷史語境聯結起來，才能生成科學的理解和判斷。因為人是歷史中的人，所以關于文學的理解和判斷，必須在美學原則的基礎上加上歷史原則。我也想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嚴先生的金庸研究，他從下一代閱讀金庸的熱情中發現了人在歷史中的動態狀況，進而擴張自己的閱讀經驗領域和藝術感受力，強調金庸的小說帶來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并花費大量精力研究金庸的小說。

而這種對于人和閱讀的理解無疑會帶來一種動態的歷史觀察，表現在嚴先生的文學史視野中，則是一種基于歷史事實考辨的動態歷史框架。嚴先生以求真求實的態度追索和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重視黃遵憲、陳季同、曾樸的觀念和寫作，突破了現代白話等于現代文學的框架，背后關聯的與其說是他對歷史事實的確認，毋寧說是他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體認所形成的一種動態歷史框架。或者說，嚴先生深刻地意識到自身即在歷史之中的狀況，從而密切關注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問題，并在《〈吶喊〉〈彷徨〉的歷史地位》一文中將這一現代性問題具體表述為“從五四時期起，我國開始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有了和世界各國取得共同語言的新文學”（卷5，第3頁）。其中“和世界各國取得共同語言”，自然不是指漢語、日語、德語、英語之類的國族語言，而是指使語言成為言語的規則或性質。因此，一種中國在世界之中的歷史體認就構成了嚴先生理解人和閱讀的框架。而且，正如他在全集的代序《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中所說的：

“從根本上看，中國人是講究‘天人合一’的，在國際橫向關系上，又是講究‘協和萬邦’的。這‘協和萬邦’，作為思想主張，既是一種精神成果，也會變成‘物質成果’，不僅受到整個國際社會的歡迎，也惠及本國的發展和繁榮。”（卷1，第1頁）

嚴先生對于中國在世界之中的體認，不僅指向過去，而且指向未來，賦予其文學閱讀和文學史研究以深廣的歷史背景和烏托邦視景。與此密切相關，我一卷一卷地讀完《嚴家炎全集》，感受到一個自信篤定、氣象宏大的學者形象貫通全集。嚴先生的確是在事業的意義上癡情于文學。

心中尚有種種浮想不便細述，我只想再陳述一點，我從我的老師們那里繼承了嚴先生說的“我非常看重這讀第一遍的印象和感受”，并將傳遞給我的學生們，我們的學科永遠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