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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樓拜誕生整整二百年了。從辭書上可以查到：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1821年12月12日生于魯昂（Rouen），1880年5月8日故于克魯瓦塞（Cloisset）。

二百年前出生的法國作家，有那么幾個在十九世紀的文學史上占據了標志性的地位。

波德萊爾算一個，他是詩人，引導當時的詩歌創作漸漸偏離雨果等人的浪漫主義傳統，自覺地走向了某種象征主義。當然，在他之后，有馬拉美、魏爾倫、蘭波等的革新，直到后來的超現實主義。

福樓拜算一個，他是小說家，也自覺地引導著當時的小說創作走向某種特別追求“客觀性”的現實主義。在他之后，左拉、莫泊桑漸漸地偏離了巴爾扎克的某些做法，在新的時代提出了新的文學主張，是為自然主義。

現代派文學的先驅

在中國，福樓拜往往被當作現實主義作家群體中既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一位。比他名氣大的，我們往往會認定巴爾扎克和司湯達，而跟他差不多齊名的則有梅里美、都德等。中國學界對福樓拜的評價基本上是“19世紀繼巴爾扎克和司湯達之后躍入法國文壇的第三位杰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

但是，在法國，好些文學史的作者，把福樓拜稱為“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而在文體學上，對他的推崇則遠遠勝過巴爾扎克。

比起在他之前洋洋有九十多部小說構成《人間喜劇》的巴爾扎克，比起在他之后也有二十幾部小說匯集成“盧貢-馬加爾家族史”的左拉，福樓拜的作品相對少了些，只有五個長篇、三部短篇小說。長篇是《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薩朗波》《圣安東尼的誘惑》以及未完成的《布瓦爾和佩庫歇》，短篇則是《三故事》（包括《純樸的心》《圣朱利安傳奇》《希羅迪婭》）。但就是這些，再加上一些文學書簡，就足以讓福樓拜在文學史上留下“現實主義大師”的英名。

簡單說來，福樓拜對現實主義小說的最大貢獻，就是從作品中完全排除主觀的、抒情的部分，獨創出一種所謂“純客觀”的小說美學。他也以自己的小說創作實踐證明，一個有一定功力的小說家，完全可以通過他所選擇的富有特征意義的細節描寫和情節組合，而不是通過種種形式的直抒情懷，來達到創造“世界”的目的。這種把作者（敘述者）主體和作品客體拉開一定距離的客觀、冷靜的做法，頗有些“文體解剖學”的味道，也對后來的法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無怪乎，福樓拜在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中名聲大振，被很多評論家奉為現代派文學的先驅。

他跟巴爾扎克是有很多“不同”之處的，所謂的“客觀性”就算一個。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作家先知先覺，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宛如一個“上帝”。例如，巴爾扎克在小說《路易·朗貝爾》的開頭就這樣寫道：“路易·朗貝爾于1797年生于旺多姆地方的小城蒙圖瓦。他父親在城里開辦一家規模不大的制革廠，并有意要他繼承父業；但路易早早地就體現出好學的傾向，使當父親的改變了初衷。”而在福樓拜筆下，這個全知全覺的“上帝”正在死去（這句話，尼采已經替他說了）。《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個詞是“我們”，它是在第三遍或第四遍的手稿中才出現的。這一“我們”意味著有某個人在跟讀者一起說話，一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起在期待著什么會發生。小說的第一個句子就這樣背離著全知的上帝出現了：“我們在自修室上課，校長進來了，身邊伴隨著一個沒穿校服的新來生，還有個校工端著張大課桌。”福樓拜在這樣寫作時，貌似敘事人并不知道故事的全部、人物性格的整體，他必須通過種種探索，來客觀地交代出故事發展的線索，來探究人物到底是一種什么性格特征。他在某種程度上是跟讀者一樣的，他的敘述過程和讀者的閱讀過程一樣，都是在發掘、探索、理解、創造……

“離開文體無作品”

正因如此，福樓拜對語言形式的愛好和探索是出了名的。他自己承認，他壓倒一切的愛好是“對形式的愛好”，“觀念僅僅依賴形式而存在，正如一種形式不可能不表達某種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家往往會強調，好的作品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福樓拜在這方面則走得很偏激，他甚至認為：形式第一，形式就是內容，他的名言是“離開文體無作品”。后世的新小說作家阿蘭·羅伯-格里耶談到他時，深感自愧不如：“我做的錘煉語言的工作比這個苦役犯要少多了”，因為“他可以花幾周的時間來琢磨一個句子”。

有兩則福樓拜的軼事，即便在中國也很有名。一則是“航標燈”。據說，福樓拜是一個夜貓子，他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寫作。福樓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一個地方完成的，這就是父親留下來的塞納河畔的克羅瓦塞別墅。在二十多年的歲月中，他每夜都會點亮書房的燈，在那里嘔心瀝血地寫作，通宵達旦。別墅依山傍水，風景優美，而他書桌前的窗戶正好對著塞納河。因此，在那些歲月里，晚上到塞納河來捕魚的漁夫們，還有常年在塞納河上航行的船長們，自然而然地就把福樓拜書房的燈光當成了永不熄滅的航標燈。

另一則是“福樓拜教弟子莫泊桑觀察馬車”。說的是：福樓拜把莫泊桑當作弟子后，經常教導莫泊桑對身邊的人與事要細致觀察，要能發現所描寫對象的特點。他說：“當你走過一個坐在自家門口的雜貨商面前，一個抽吸著煙斗的守門人面前，一個馬車站門前時，請你給我描畫出這雜貨商和這守門人的姿態，用形象化的手法描繪他們包藏著道德本性的身體外貌，要做到使我不會把他們和其他雜貨商、其他守門人混同起來，請你只用一句話就讓我知道馬車站里的那一匹馬跟它前后左右的另外五十匹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

這些故事，我是在四十年前上大學的時候就聽聞過的。

在此，我們不妨再稍稍補充一下他對弟子莫泊桑那番教誨的下文，再來聽聽這位現實主義大師對所謂的寫作秘訣的揭示：“某一現象，只能用一種方式來表達，只能用一個名詞來概括，只能用一個形容詞來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個動詞來使它生動起來，作家的責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來尋求這唯一的名詞、形容詞和動詞。”當然，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不只是“現實主義”

其實，福樓拜是一個很復雜的作家，說他是現實主義，當然是總體上來說的，方便用來概括而已。在現實主義的頭銜下，他也有很多奇怪的不合“現實主義”的趣味，而這在他的不少作品中有所體現。例如，他未完成的小說《布瓦爾和佩庫歇》中，就有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描寫。這部怪異小說寫的是：兩個莫逆相交的朋友布瓦爾和佩庫歇對自身的公文抄寫員職業厭倦了，布瓦爾得到了一大筆財產，便跟朋友佩庫歇一起買了一個農莊，還開辦了一個工廠……他們先后鉆研了農業、園藝、天文學、地質學、考古學、植物學、文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宗教學、神學、社會學、法學、骨相學、磁療學、通靈論……結果卻發現，每門學問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兩個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只好又回到無聊的公文謄寫中，消磨時光。不過他們已不再抄寫那些公文，而是記錄他們所聽到的、讀到的種種名家筆下的廢話、蠢話、庸見。

不知道為什么，讀這部《布瓦爾和佩庫歇》，總讓我聯想起我曾翻譯過的、比福樓拜小一輩的作家于斯曼的那本《逆流》，大概，這兩部作品都有某些“頹廢”“遁世”的意味吧！

現代派大師們對他的推崇

后世的作家和評論家，尤其是法國作家中的普魯斯特、新小說家領袖級人物阿蘭·羅伯-格里耶和克洛德·西蒙，都對福樓拜這位“現代派先驅”崇拜不已。

普魯斯特在他的文學論著《駁圣伯夫》中，指責了文論大家圣伯夫對十九世紀一些作家的不公評價，其中就包括福樓拜。他認為，圣伯夫當時處在文壇至高無上的地位，根本不必嫉妒其時還默默無聞或深受摘貶的司湯達、奈瓦爾、波德萊爾，還有福樓拜。

克洛德·西蒙在幾次講座中反復談到福樓拜寫作時的認真與細膩，深深為之感動：“同樣，比較一下福樓拜為準備《包法利夫人》而匆匆寫下的‘腳本’和小說最終的撰寫形式，也是很有教益的。”西蒙把福樓拜看作對自己產生重大影響的大師，還認為，福樓拜與普魯斯特在“描繪”方面是走在同一條線上的。

羅伯-格里耶也在一次廣播談話節目中，把福樓拜認作自己的“老師”：“我把他認作新小說之父：他就是福樓拜。”羅伯-格里耶說，自己這樣的作家“是在另一些小說家之后發明了一個虛構世界，而那些小說家已經在他們之前發明了世界。對我來說，那些小說家就是卡夫卡、福樓拜、福克納、博爾赫斯，我盡可以這樣列舉相當數量的精神之父，他們很顯然激勵了我來寫作”。他特別以福樓拜小說《包法利夫人》開頭對夏爾·包法利的帽子的描寫為例，來說明文學是“極端”的。認為這樣描寫一頂帽子的“極端”寫法，大大地超出了所謂“適當描寫”的準則，從而創作出了福樓拜特有的一種風格。羅伯-格里耶還多次聲明，正因如此，現代小說可以說是從福樓拜開始的（假如不算上狄德羅的話）。

譯本很難體現文體追求

記得上大學的時候，王文融老師（她后來翻譯過福樓拜的《情感教育》）為我們開了一門選修課，就是“《包法利夫人》的閱讀”。期末每人要寫一篇課程論文，我寫的是小說次要人物藥店老板郝麥的形象。當時寫的時候，遵照的方法是“人物性格分析”，圍繞著“小說次要人物對作品主題的烘托與呼應”來展開幾個層面的分析。當然，文章寫得不怎么像樣。現在回想起來，郝麥這個人物，大概是可以看作作者福樓拜在客觀性寫作的同時，抓取的幾個可作為證人的“旁觀者人物”，也可以看作作者所設想的讀者和批評者可能發出的某些聲音。

福樓拜的《情感教育》

很久之后，我指導的一個博士生的博士論文對《包法利夫人》的幾個漢譯本做了“文體學”上很精彩的分析，讓我深深認識到：福樓拜是很難翻譯的，作者在文體學上的追求在被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譯本中，大概是很不容易被看出來的。所以，最好還是去讀原文！但這又是大多數人做不到的。如何辦？沒有辦法，只有對譯文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了！

行文至此，讓我們不妨也來輕松幽默一下，說一說福樓拜的另一面吧：眾所周知，福樓拜出生于一個醫生世家，他父親是外科醫生，他哥哥子承父業，成了一個名醫。與他哥哥相比，居斯塔夫·福樓拜幼年的時候發育遲緩，好不容易才學會讀書認字，據說他九歲上學的時候才剛剛學會了字母的拼讀，也算得上是家中的一個“白癡”了。后來，二十世紀的作家薩特曾經以“家庭的白癡”為標題，寫了一本厚達兩千多頁的書，談論的就是福樓拜。我已接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邀請，來翻譯這部長得有些“可怕”的巨著。或許，等我翻譯完它之后（一年以后吧），我應該會對福樓拜其人其事有更多的發言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