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著名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張中行先生（1909—2006），曾被季羨林先生贊譽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作為20世紀末未名湖畔的知名雅士，他與季羨林、金克木三人被合稱為“燕園三老”，三人加上鄧廣銘又合稱“未名四老”。無論“三老”還是“四老”，都充分顯示著張先生在學人中的尊崇地位和極大的影響力，而老先生終其一生，都是位“布衣”，這也更能襯出其不凡的人生。

張中行先生談人生哲學的《順生論》、研究佛學的《禪外說禪》等著作，以其揆情度理的哲理和探賾索隱的知識性，體現出老人深厚的學養，但更為廣大普通讀者所熟知和喜愛的，則是他懷人記事的散文，尤以《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為代表。我也是讀了他的這些集子后，才又愛屋及烏地收藏了他的一封信札。

這封寫于1996年3月29日的信是寫給知名翻譯家林楚平的，使用的是朱永平先生長期供職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公函和信箋：

楚平老兄：

又拜本月廿六日大札，知櫻花季節擬為觀賞之會，至時如無冗務纏身，愿與壽桐兄同登蘭堂聆塵談也。屆時可電約具體時日。聞有興致為名山之業，深以得早讀為幸。匆匆，頌著安。

中行拜

張中行先生是出了名的左撇子，寫字都是用左手，但他的字依然點劃清晰、瀟灑有致。這我在他的簽贈書和其余的書札中是見識過的。我更感興趣的是，這次賞櫻活動后來進行得如何？

林楚平（1921—2009），浙江平陽人，從剛解放的1950年至1982年底離休，長期從事新聞翻譯工作。他一直有志于文學翻譯，但因新聞翻譯工作繁忙緊張，總是不得遂愿。“文化大革命”中，蹲牛棚、住干校，反倒利用緊張勞動的余暇，據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A·MAUDE的英譯本，試譯了托爾斯泰的一些中短篇小說。“文革”后，這些試譯稿被編為兩個中短篇小說集，一為《克萊采奏鳴曲》，另一為《家庭的幸福》，均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此外，他還有其他多種譯作出版。2001年12月，他被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關于這次邀請張中行先生賞櫻，林楚平在張老去世后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章《張中老，走好》中曾有提及，該文后被收入上海遠東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甌歌二集——〈溫州讀書報〉文選》。

據林文，他是1995年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熟人引見，首次拜會張中行先生的。當時由于有記者采訪，兩人只是交換了下聯系方式，未能深聊。第二年春天，林家附近公園里櫻花盛開，還有幾株被稱為活化石的水杉，林楚平就函邀張先生來看櫻花，并到家中小敘。張中行先生回信說好，并說將邀上林的熟人，屆時陪同他一同前來。但又是機緣不巧，這位熟人正好離京到外地開會，晚了半個月才回到北京，這時櫻花已經開敗了。林楚平心想張老大概不會再踐約了，沒想到后來張老還是由那位熟人陪著來了，公園還是去了，也一起吃了午飯，告辭的時候，張中行先生說，既然看不成櫻花，暫且告辭吧，看花以后當還有機會。后來，兩人還通了幾封短信，但終于慢慢地斷了聯系。林楚平說：“由于機緣不巧，兩次會面都沒有親承謦欬的可能，這成了我一大憾事。”

我收藏的無疑就是林文中提到的張先生的回信了，林文多次提及的“熟人”，始終未出現真名實姓，對照信文，自然就是信中的“壽桐兄”。而張、林兩人都熟識的“壽桐兄”，只有一人，那就是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編審委員會委員、課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蘇壽桐先生。蘇壽桐是張先生的同事，還是林楚平的故交。他倆同為浙籍，蘇壽桐籍貫是瑞安，與林的籍貫平陽毗鄰，同屬溫州，而且兩人在上世紀40年代中期同在國立暨南大學求學，均是文藝社團的活躍分子。相識逾半個世紀，當然是再熟不過的“熟人”了。

在《張中老，走好》一文的最后，林楚平說自己“在交友方面是十分差勁的”，一是認路的本領太糟糕，其次“像汪曾祺、張老、孫犁這些作家原是有可能交往或保持通訊聯系的，但總覺得他們是文債纏身的大作家，給他們寫信就是打攪，也就怯于執筆，聯系也就不能持久”。這方面的心理倒與我很相像。有意思的是，我同時還收藏了一枚孫犁先生1983年寫給林楚平的明信片，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林楚平上面的話。20世紀80年代后，孫犁先生給朋友寫信，基本都是用的郵資明信片。查閱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孫犁著《蕓齋書簡》，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蕓齋書簡續編》，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孫犁全集》，都未收錄這通書簡，在此抄錄，以備后人加以輯佚研究：

楚平同志：

惠寄的兩本譯作，昨日才收見，因我在報社工作，以致展持延遲。

非常感謝您！這兩本書我都很喜歡，當從容閱讀，并珍藏之！

希望您多譯些好作品，我以為刊物上多發表一些譯作，比登一些質量不高的創作為更好。如有短篇，亦可寄天津日報“文藝雙月刊”，他們歡迎譯文。

請持告斤瀾同志，書已收到。謝謝他。

祝

好

孫犁

三，十九

還有一點，也應該提一下，張中行先生信中說林“有興致為名山之業”，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林楚平曾兩遭重疾，病后元氣大傷，后來除了繼續從事譯事外，也只能斷斷續續地寫點千字文。這些千字文最后編了兩個集子，一個名為《在花毯背面》，主要是談文論譯的篇章；另一集為《油紙傘》，除思鄉懷人之作外，也有雜覽之余的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