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濟（1907—2002），山東濰坊人。我國現代文學學科和現代文學研究的奠基者與開拓者之一，著名文學史家、文藝理論家、雜文作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副教授。1949年后，歷任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副校長。主要社會兼職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一至四屆副會長、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山東省文聯第四屆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等。20世紀30年代前后，創辦《野光》《處女地》《青年文化》等文學報刊。40年代，又在西安、重慶等地創辦《報告》半月刊、《微波》文學月刊，與他人共同創辦了東方書社并擔任編輯部主任，編輯出版《東方文藝叢書》10冊。他撰寫了我國首部現代文學研究專史《中國抗戰文藝史》，并先后出版《新型文藝教程》《雜文的藝術與修養》《作文修辭講話》《小說的創作與鑒賞》《文學評論集》等教科書和理論批評著作。1954年，他成為第一批研究生指導教師。1955年起，招收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1979年，籌劃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后被選為該會會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副主編。與其他學者合作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編輯《王統照文集》6卷，出版《田仲濟序跋集》等。

1907年，田仲濟出生于山東濰縣（今濰坊市）一個沒落的家庭。1922年小學畢業后，入本縣教會創辦的文華中學。4年后，進入濟南商業專門學校。從五卅運動到北伐戰爭前夕，他受進步同學的影響，“讀了一些社會科學書籍，例如盧森堡的《社會進化論》、蔡和森的《社會學大綱》、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郭沫若譯《政治經濟學》，還有《自然辯證法》《從空想的到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還從上海一個專出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書店郵購了《左派幼稚病》（《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七八本書”。

受左翼思潮影響涉足新文學

1928年前后，因日軍入侵濟南發生了“五三慘案”，田仲濟回到濰坊故里閑住了數月，與各地回鄉的原文華中學的幾個感到苦悶的同學組織了“五三讀書會”，每人訂一份新文學雜志，如《創造月刊》《語絲》《思想》《太陽月刊》等，還郵購閱讀了當時的新興文藝書籍。他的興趣由此開始轉向社會科學和文學。

1929年，田仲濟轉學到上海，考入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系。當時的上海已然成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發源地，蔣光慈的小說和錢杏邨的左翼文藝批評正在流行，有關“革命文學”的倡導和論爭也在青年學生中影響甚廣。他接觸到從濟南逃到上海的革命作家胡也頻等青年學生，認識了曾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的同鄉耶林（張鶴眺）和杭州藝專的幾位青年學生，參加了他們的活動，成為地下黨外圍組織“互濟會”的成員。由此，他還將相當一部分精力投入文學期刊、書籍的編輯出版工作。1931年至1932年，經同鄉李竹如介紹，他回濟南正誼中學教國文，后又轉入離山東濰縣較近的牟平縣立中學、掖縣中學教授國文。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同鄉中的進步革命人士，如高象九、何思源、王卓青、路雨亭等，并在課余時間辦了兩個周刊，一個是《社會科學》，在濟南民國日報附出；另一個是《處女地》文學周刊，在青島《民報》附出。同時，還在青島創辦了《野光》文學周刊。此外，他還與友人組織青年文化社，在濟南創辦《青年文化》月刊，后改為半月刊，宣傳民族救亡，提倡民主。由于國民黨的迫害，在當地難以維持，1935年遷址上海，出過幾期后終被查封，與其他20余種簡版刊物同時被迫停刊。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田仲濟無法安心教書，急欲投身抗戰烽火。于是，他應高象九之邀，離開山東去了西安，并偕友人奔赴陜北安吳堡青訓班，訪問月余。回西安后，創辦《報告》半月刊，主要發表文藝性的通訊、報道等，大都是采訪安吳堡的見聞，僅出兩期。1944年，他與陳紀瀅、姚雪垠在重慶組織“微波”社，合辦《微波》文學月刊，茅盾、葉以群、臧克家、臧云遠等作家給該刊寫稿。這期間，田仲濟在重慶還與友人合辦現代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東方文藝叢書》共10冊，其中就有郭沫若《今昔集》、臧克家《古樹的花朵》、劉白羽《縫紉機》、沙汀《小城的故事》等。

田仲濟的雜文創作實踐，是與他的辦刊編輯活動同期開展的。20世紀30年代初期，左翼文藝運動興盛，田仲濟閱讀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并受魯迅的影響，自覺繼承魯迅的戰斗傳統，選擇了雜文寫作。在不長的時間里，就有近百篇雜文散見于當時的報紙和雜志上。這些雜文以樸實、含蓄、挺拔、幽默的創作風格與嚴謹、探理、清朗、抒情的學術品格，通過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對社會的深刻批判和對歷史文化的自覺反思，立體地、多側面地勾畫出了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社會面貌。他既具有雜文家博大而仁愛的胸襟，也具有強烈分明的愛憎；既有博古通今的知識，也有深邃敏銳的批判。他一開始就自覺秉承“魯迅風”雜文創作的傳統，又以自己對現實時弊批判、文化內涵深邃、語言風格冷雋而放射出異彩。雜文創作為田仲濟在20世紀40年代文壇贏得了聲譽，他在重慶先后結集出版了《情虛集》《發微集》《夜間相》等雜文集，其中《情虛集》曾得到郭沫若作序。他與上海的唐弢、延安的徐懋庸、桂林的聶甘弩和宋云彬等一批魯迅之后的雜文家，在現代文學史上同享齊名。羅竹風先生對其雜文予以高度評價：“田老抗戰期間的雜文，也不妨說是國統區眾多社會相的一面鏡子，一幅畫卷，一部詩史，它將在當代雜文史上占一席地位，留下光輝的篇章。”

首倡大眾化的新型文藝

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的重要時期，也是田仲濟被時代裹挾、人生經歷和文學追求變動最大的時段。從1938年至1943年間，他先后輾轉徐州、鄭州、武漢、成都等地。在此期間，他遇到了西遷的中小學教師服務團，因有許多同鄉老師和學生的熟人，他隨團任編輯組干事，主編《建國教育》。又經高象九介紹，進入山東馮玉祥政治經濟研究室做研究員。后又去重慶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任教一年有余，旨在進行平民教育的宣傳工作。這時，他也參與了老舍主持工作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諸多活動，與文學藝術界的王冶秋、臧云遠、臧克家、姚雪垠、陳白塵、田濤等作家過往甚密。抗戰時期是文藝與民眾相結合的時代，也是文藝回歸人民的時代。此時，基于理想追求、職業選擇和興趣愛好，田仲濟集教師、作家與學者于一身。除了雜文創作外，他教書之余有意識地嘗試并撰寫了大量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的研究讀本，出版了《新型文藝教程》《作文修辭講話》《短篇小說作法》《雜文的藝術與修養》《小說的創作與鑒賞》等理論類教科書。這些文字既有普及文學知識的功用，更有文學理論的獨到闡發和建構。

第一，積極探索文藝大眾化的形式和途徑，倡導面向民眾的新型抗戰文學。抗戰時期，田仲濟敏銳地認識到，文藝創作在反映現實社會變革、日常生活、戰爭實況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致力于探索文藝以何種方式才能為廣大民眾所接受。這也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中亟待深入思考的問題。在投身社會活動過程中走進文學的田仲濟，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就發表過關于《大眾語運動》的文章，認同當時瞿秋白、陳望道、胡愈之等作家倡導的文學平易有趣、讀者容易接受的語言形式，與左翼文藝團體內的大眾語運動遙相呼應。抗戰以來，文藝大眾化成為更為迫切的問題。哲學方面，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作了成功的嘗試。1940年，田仲濟出版的《新型文藝教程》一書，是“第一部文藝理論和知識的書，給學術思想的通俗化工作開辟了一個新路徑”（李何林書序語）。田仲濟文藝理論的通俗化表達，在該教程中嘗試以問答、故事的方式，探索文藝如何交還給大眾。他積極推廣新產生的活報、街頭詩、朗誦詩、報告速寫、特寫通訊等小型新興文藝形式。這些文藝形式在民族抗戰之中扮演了文學輕騎兵的角色，它們的作者大多數是在前線或敵后工作的文藝青年。正是通過這類通俗化的文藝形式，文藝與大眾有了最密切的融合。他還在該書中對當時流行的“講演文學和小說朗誦”文類樣式進行了細致而獨立的考辨和分析，并對陜甘寧邊區盛極一時的秧歌和秧歌劇的舊文藝形式的成功改造進行了介紹。該著作對文藝理論和文學知識的普及工作做出了開拓性的探索，在學術界產生了積極影響。

第二，田仲濟于1944年寫完初稿、1947年由上海現代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是現代中國抗戰文學的拓荒史著，也奠定了他作為文學史家的地位。這部專著誠如作者所言，做了戰時收集史料的“有心人”，首次勾勒出剛剛發生、多保留歷史原貌的抗戰文藝的輪廓。田仲濟作為歷史的親歷者，不僅體現出一種防止抗戰文藝資料散失的自覺保存意識，而且較早反映出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史料文獻的史識。他堅持革命文藝立場，要求文藝在內容上描寫人民大眾的生活，在形式上強調普及的大眾化和中國化；提出從文藝時代性出發，塑造新時代英雄人物的要求，充分肯定抗戰以來“新型文藝”的前途；正視抗戰文藝的需求，確定文藝為抗戰服務、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反對違背文藝規律的概念化、公式化，指出文藝在抗戰中的作用，作家應該遵循典型性、時代性、真實性的寫作原則。這使得該簡史除了具有第一手抗戰文藝史料的寶貴價值外，還對五四新文藝發展的路向和抗戰文藝新的狀態及抗戰文學相關問題做出了清晰的梳理，同時對以后抗戰文學的研究和文學史的寫作提供了新經驗。《中國抗戰文藝史》有多方面填補空白的學術意義，后被《中國文學大辭典》和學術史研究者稱譽為“這是中國第一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出的現代文學斷代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

堅守實事求是的學術原則

自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起，田仲濟從重慶到上海，再回到山東，先后任教于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國立音樂學院上海分院、齊魯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等高等學校，擔任國文和中文系教授。同時，擔任了教務長和副校長、山東省文聯第四屆副主席、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等。改革開放后，他與李何林教授、王瑤教授、樊駿先生、嚴家炎教授等在北京積極籌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1980年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起，連續四屆任副會長。1983年任山東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1985年任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這期間，與許多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田仲濟先后經歷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改革開放新時期等重大社會歷史的變革。他堅持在高等教育的工作崗位上，致力于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面貌還原和教書育人。不論現實環境如何變化，他都一以貫之地堅守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的學術立場。

首先，田仲濟既以親歷者的感覺觸摸和理解歷史，又注意研究者的理性反思和體驗歷史。他堅持掌握第一手史料，將其作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基礎和基本路徑。就大的方面說，在高校專業和學科建設中，他是全國最早重視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學者之一。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山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組織編輯出版了一套《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70年代中后期，他得到已故著名藏書家瞿光熙家屬擬出售藏書的消息，頂著壓力，為山東師范學院圖書館征購了一批珍貴的書籍和報刊。1979年他參加北京三院校現代文學教研室編選的《中國現代文學參考資料史》（共18冊）的教材審稿會，并在會上醞釀了成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事宜。同年，他最早提出由北京大學和山東師范學院兩校合作編纂首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大型工具書的建議，此后便有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等等。就小的方面講，他強調現代文學研究要“論從史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不能人云亦云。1963年，他在《文史哲》上發表《特寫報告發展的一個輪廓——特寫報告集編輯的一點感受》，推翻現代文學研究中一直認為特寫報告文體是從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說法。他查閱20年代的《每周評論》《勞動音》《語絲》《洪水》等期刊文獻和瞿秋白的早期創作后，證實特寫報告作為一種新的年輕的文學有一個孕育期即五四時期，最早做出了現代報告文學起源時間節點和文體辨析的文學史評判。

其次，田仲濟強調現代文學研究占有可靠史料、發掘新史料對其領域的拓展和夯實基礎尤為至關重要。他還正視歷史的復雜性，注意厘清現代文學史長期困惑糾纏的學術問題。如對魯迅雜文特質的理解、阿Q形象典型性的認知；茅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評價；王統照、沉櫻等作家文學史地位的呼吁等方面，均有自己的獨立發聲，其研究成果被后來學術界常常提起和引用。作為文學史家，田仲濟尊重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不避諱熟人、名人。1978年，他與孫昌熙教授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就鮮明確定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恢復歷史本來面目”作為編撰文學史的指導思想。他們認為，不能把文學史寫成作家史或作品論，要充分認識現代中國時事政治、復雜人際關系影響的特殊性，對歷史現象和作家作品不夸大、不縮小、不掩飾、不臆斷，用史料文獻說話，有理有據地分析。他察覺到一種較為普遍的情況，1949年之后，現代作家或多或少幾乎都對自己過去的作品進行了修改。“應該說作家是有權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但修改后不加說明，則很難反映特定歷史時期作家的本來思想面貌。”他一一比對郭沫若1919年《匪徒頌》一詩發表以后的修改，指出“現代文學史中千篇一律地說《匪徒頌》證明作者在五四時期已熱情地歌頌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自然，對這點文學史編寫者也不能辭其粗疏的責任”。這也間接地提示學術研究和文學史編寫必須依據初版、原刊原作的第一手史料，才可能貼近歷史原貌，才可能相對客觀地評價作家作品。這部《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最早出版的高校文科教科書之一，至今仍被海內外學界同仁稱頌，該書率先踐行了文學史編寫和學術研究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

與時代患難與共的學者風范

田仲濟一生走過了95個年頭，是一位歷經坎坷、飽經時勢動蕩和世態炎涼的長者，是一位始終保持鮮明個性、具有獨立精神的作家和學者，以及終身從事教師職業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他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在于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并為之奮斗一生，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思想進步，不懈革命。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革命文化戰士。從青年時代起，田仲濟即投身愛國革命活動。最初，他愛好文學，自覺閱讀革命文藝書籍，追隨進步的同鄉、親友，一直是黨的外圍文化組織的積極參與者。我們黨戰斗在隱蔽戰線的一名優秀戰士田云樵是田仲濟的弟弟，1931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很早從舊家庭中出走，與哥哥田仲濟的資助和影響有密切關系。田云樵在自傳中回憶：“我們兄弟之間關系是比較好的，經常通信。在青年時期，他所愛看的文學，我也看了一些，也引起我的愛好……現在回想起來，我的革命思想的啟蒙過程，讀進步的文學藝術作品得到很大的益處，是他介紹了不少好的書給我讀。我最早的進步思想是從他那里來的。”隨后，在舊中國苦難的歲月里，田仲濟輾轉山東、上海、重慶、桂林各地，與共產黨的作家、文化人親密合作。20世紀40年代在國統區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不顧個人安危，在家保護被追捕的同志。多年后，詩人臧克家以“仲濟，曾記否？”為題，深情地回憶田仲濟“勇敢地承擔著生死的風險”大義之舉。新中國成立后，田仲濟自覺投身于黨的文化藝術事業、教育、統戰工作，積極為社會主義建設宏偉大業努力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不忘初心，堅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1979年，72歲高齡的田仲濟經中共山東師范學院黨委批準，成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終于實現了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一員的夙愿。

田仲濟較早涉足文壇，大約在20世紀20年代便有文章見于報刊，直到晚年才擱筆。在漫長的寫作生涯中，他的作品主要集中在雜文、散文、隨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等創作和文學研究領域，總數達300余萬字。從這些作品中，讀者可以看到70余年的中國歷史，看見在泥濘中苦苦抗爭、艱難前行的我們民族的腳印；更可以在其字里行間觸摸到一個與時代共進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真切感受到一位有著獨立人格和鮮明個性的學者風范。尤其是作為雜文家田仲濟一生對雜文寫作抱有很大的熱情，從最初幾個雜文集的命名，就可以窺見一斑。第一個雜文集以“情虛”為名，不無作者對早期雜文創作的自謙之意。后有“發微”集，創作主旨十分鮮明，注重揭示出一些別人不太注意或者不屑一顧的人與事。“夜間相”集也試圖以一鱗半爪反映戰時陪都的全貌，“想將勝利前夜的景色，給他留下一個淡淡的影子”。田仲濟選擇了雜文，就是選擇了直面生活，貼近時代。有評論者以《從一個作者看我國現代雜文的道路》為題，來闡釋他的雜文與一種時代文學樣式的關系，及其深邃的思想意義。田仲濟選擇了雜文，也就是選擇了對人的尊重，選擇了大愛、良知與真誠，更多的學者一致認為他的雜文最能夠體現“真的人和真的雜文”“求真務實”“人品與文品”互為映照的特點。錢理群教授曾將田仲濟的雜文《說真話》《謊話頌》篇目與魯迅的雜文《我要騙人》進行細致的對讀后指出：他們雜文“不僅顯示出前輩作家對于人世險惡的清醒認知”，而且“更是表現出他們對于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的軟弱的深切的理解”。這固然“需要勇氣”，尤其反映了“一個雜文家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品質”。直至生命的晚年，田仲濟都在滿腔熱情地表達和書寫，體現出他胸懷時代風云，擁抱生活，真誠做人之情懷和人格。他在為自己雜文集寫序時自述：“盡管我是一個小人物，但大時代的災難，主要的反映在為數眾多的小人物身上，那末，從我心目中見到的，感到的世間的辛酸苦辣，也許同樣的真實，甚而更切實些，那末，這些雜文就有了它獨特的意義了。”這便是一個普通而平凡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最真實的革命心聲和人生之路。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江蘇省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