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娃河畔的俄語文學翻譯隊伍陣營強大，名家輩出，從戈寶權到余振、王智量、王冀剛、朱逸森、許慶道、馮增義、徐振亞、曹國維……幾乎都有自己的代表作。而他們共同堅守的翻譯原則是忠實于原文，“依實出華”是他們的追求。

1928年戈寶權進入大夏大學學習，在校期間翻譯過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上帝看出真情,但不馬上講出來》和《高加索俘虜》，成為麗娃河畔俄語文學翻譯的第一人。在戈寶權之后，不無默契地涌現出一個俄語文學翻譯家序列，前后相繼，延續至今：余振、王智量、王冀剛、朱逸森、許慶道、馮增義、徐振亞、曹國維……回眸百年，麗娃河畔的俄語文學翻譯隊伍不僅陣營強大，名家名譯頻現，而且還走出了一條風格相近的翻譯之路——依實出華。

麗娃河畔的俄語文學翻譯，名家輩出。無論對于喜愛俄語文學的普通讀者，還是對于研究外國文學的專家學者，戈寶權等人的翻譯成就都是有口皆碑的。一提到戈寶權，人們就會不假思索地想起他譯的普希金名篇《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以及童話《漁夫和金魚的故事》，還有他翻譯的高爾基散文詩《海燕之歌》。繼戈寶權之后，不同年代的翻譯家幾乎都有自己的代表性譯作，譬如余振翻譯的《萊蒙托夫抒情詩 選》和《馬 雅可夫斯基詩選》，王智量翻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朱逸森翻譯的《契訶夫文學書簡》，許慶道翻譯的《死魂靈》和《外省散記》，徐振亞翻譯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國維翻譯的《罪與罰》和《大師與瑪格麗特》……

縱觀翻譯史，這種名家名譯涌聚的情形并不多見，這或許應歸功于翻譯家的學者身份。戈寶權認為，在翻譯一部外文作品時，應該盡可能多地了解作品，這是必不可少的功課：“先要對這部作品有較深刻的理解；還要對這位作家的經歷、創作思想、直至他的文體進行認真的研究。”（《漫談譯事難》）在這一方面，戈寶權本人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大夏大學求學期間，他學習過英語、法語、日語、世界語以及俄語，這一優勢能讓他了解同一作品的多種譯本。在翻譯象征派詩人勃洛克的長詩《十二個》時，他不僅借鑒了胡斅依據俄文原著完成的譯文，還借鑒了兩種英譯本和一種日譯本。1935年戈寶權由天津《大公報》派駐蘇聯三年，后任新華社駐蘇記者。1949年又任中國駐蘇大使館臨時代辦和參贊，是新中國成立后派往國外的第一位外交官。大學期間涉獵多門外語，多次赴俄蘇工作的經歷，都有利于戈先生更準確地體認俄語文學的精髓，讓他對目標作品的理解和價值判斷更準確。我們看到，1947年戈寶權就已翻譯并出版了第一部譯文集《普希金詩集》，將“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介紹給中國讀者。另外，早在20世紀40年代，戈寶權就已看好并譯出象征派詩人勃洛克的代表作《十二個》，極具預見性，因為1980年代才興起白銀時代文學熱潮。

當然，學者特有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也讓其他俄語文學翻譯家受益匪淺。王智量、馮增義、徐振亞等教授不僅長期從事俄語文學的教學，而且還譯介過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而這類工作對加深認識俄語作家或作品大有幫助。戈寶權曾經分享過這一經驗，要求譯者“首先把這部著作（擬譯作品）仔細讀通,閱讀有關作者及著作的研究與評價文章,國內及國外的研究文章都要博覽”。可喜的是，麗娃河畔的不少翻譯家正是這樣做的。馮增義和徐振亞教授在翻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同時，還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集》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論藝術》等文獻。這些學者出身的翻譯家，出于習慣性的嚴謹，對擬譯作品的考察通常具有綜合性，不僅要熟悉作品文本，還要掌握作家生平、創作主張、他人評論與研究等資料。這樣做，一者能拓寬并加深對作品的理解，二者有助于前瞻作品的文學價值，克服選譯作品時的盲目性。戈寶權之翻譯《十二個》，王智量之翻譯曼德爾施塔姆的詩歌，徐振亞之翻譯普拉東諾夫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曹國維之翻譯布爾加科夫的《不祥的蛋》，都搶得了譯介的先機，而這都得益于他們學者風格的綜合性考察。

從翻譯標準看，麗娃河畔俄語文學翻譯家共同堅守的原則是忠實于原文，“依實出華”是他們的追求。戈寶權這樣說過：“翻東西首先應該忠實,要忠實于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原文的形式,甚至原文語句的排列,都很好地翻譯出來,而且要使得大家也能理解,這樣才能忠實地體現原著。”（《漫談翻譯問題》）戈寶權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專事翻譯研究的鄭海凌教授對戈寶權的《海燕之歌》等譯本作過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就翻譯思想而言,戈先生屬于‘求信’（忠實于原作）的一派。”

在戈寶權之后的翻譯家，盡管年齡和時代語境不盡相同，但全都堅守翻譯要忠實于原文這一原則。

1952年，王智量畢業于北京大學西語系俄語專業。之后留在北京大學教書，1956年調入中國社科院。之后輾轉河北、甘肅和上海，顛沛流離二十年，直到1978年被華東師范大學聘用。1950年代王智量就已著手翻譯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歷時三十二年。譯本于1982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成為新中國成立后《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第一個中譯本。此外，王智量還譯過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托爾 斯泰的《安娜·卡列寧娜》、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與《前夜》。除了對19世紀文學的譯介外，王智量還譯過俄國白銀時代的詩歌，出版了《曼德爾施塔姆詩選》和《帕斯捷爾納克詩選》等。南開大學教授王志耕認為，“智量師在國內翻譯界是直譯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智量翻譯《葉甫蓋尼·奧涅金》時，嚴格按照原有韻律，原汁原味地呈現出“奧涅金詩節”的韻腳、韻味和節奏。而且，他還反對套用中文成語，不贊成將外國人名中國化等做法。《葉甫蓋尼·奧涅金》是普希金采用詩體寫成的長篇小說，全篇計有四百多個十四行詩詩節。鑒于原文采用四音步抑揚格，每一行的音節數相同，王智量便采納了余振先生的意見，將自由體譯本改為古典體，做到中譯本每一行的字數完全相等。為了忠實于原文，王智量始終堅持如下原則：“絕不輕易地為了迎合中國讀者習慣而化用成語或者固定詞匯，而是盡可能準確地貼近原文，甚至對于詞序也能不變動的就不動。”也正是得益于這份堅持，他被贊為國內再現“奧涅金詩節的第一人”。

相對而言，徐振亞和曹國維應是其中最年輕的“資深翻譯家”，兩位教授至今仍筆耕不輟。徐振亞教授曾是上海譯協副會長，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屠格涅夫的《羅亭》和《煙》、普拉東諾夫的《基坑》和《美好而狂暴的世界》、特里豐諾夫的《交換》和《另一種生活》等。要做到忠實于原文，就必須準確理解原文，需要刨根問底。當年，徐振亞老師為弄明白什么是“干葡萄酒”而去過酒廠，為搞懂“黑格爾的貓頭鷹”是怎么回事而給北大哲學系寫信求教。曹國維老師譯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和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特》，他秉承的做法是“能直譯的不要意譯，能簡潔的不要煩瑣，能緊湊的不要松散”。

顯然，在萬千學子魂牽夢縈的麗娃河畔，翻譯家們之能成為一道風景，也在于他們所肩負的使命崇高——“為了生命價值的實現”（王智量語），為了“履行自己那一代人的責任”（徐振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