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說

張醫生和王醫生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國企改制、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他們選擇將醫生這一職業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雖然看起來功成名就，但他們的人生依舊不斷涌現著焦慮和疲憊。作者采訪數十人，在舊報紙、老照片，建筑廢墟與口述回憶中打撈過往生活圖景，從多個視角切近兩位醫生的個體成長與人生境遇，并以此描摹一個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當代東北。

1

每周一上午是張醫生出門診的時間。

診室不超過十平方米，一張診床，一個鐵皮衣柜，一張擺著電腦和燈箱的淺黃色桌子，幾把椅子。進門左手側的墻上有一面穿衣鏡，旁邊是洗手池，裸露在外面的水管被艷綠色的假竹林圍住。張曉剛在桌后坐定。

有三十個人有機會得到主任醫師張曉剛的診療。掛號費十四塊錢。

神經外科大致有外傷、腫瘤和腦血管病三大類，最后一類由于體檢普及、檢測儀器精密化和生活方式改變，發病率大為提高。患上腦血管病，有不少是因為飲食過于油膩，不喜運動，或者過度嗜好煙酒。高鹽高油這種生活方式在東北更為普遍。

排在第三號的人拎了兩小箱南果梨進來，他不是患者,56歲的患者剛發病，人在海城并沒有來。海城是個縣級市，歸鞍山管,鞍山原來以鞍山鋼鐵公司而知名，沒聽說南果梨也是他們的特色。資料里提示這位患者顱中血管狹窄、右臂麻木，在鞍山首次看診。

“現在吃著藥沒？”張曉剛間。

“阿司匹林。”

“你先吃著吧，你要狹窄的話，第一你得做個造影。大腦顱中是窄，支架呢，你比別人風險大一些。造影是癥狀再犯的話，就需要支架了。”

“鞍山就讓我們支架，我們沒在那兒支，信不著它。”

“信不著”就是“不愿意相信”的意思。到總院和張曉剛這里看病的人很多都來自于遼寧和周邊的市縣，信不著當地醫院的診斷結果與治療方案的、信不著當地安排的醫療硬件的，甚至信不著當地藥房的比比皆是。醫療資源向大城市、大醫院集中發展，是醫療領域的全球問題，也是經濟規律的一部分，在中國還要更為復雜一些，因為醫療系統的普遍服務、社區服務、私人服務和研究都混在一起，而且在公有制人才體系的管理之下，“馬太效應”的產生是必然的。“信不著”成為普通人的本能反應。沈陽的頂尖醫院就要承擔諸多縣市醫院因為“信不著”而被拋棄的后果。當然，到更高階的北京和上海，他們同樣會說“信不著”沈陽當地的醫院。

“先做造影看。”張醫生給出建議。

“安排在這兒做造影？”

“你先安排住院，造完也做不了，至少得一個月。”

“急性梗死之后一個月，才能下架。”張醫生進一步解釋，“一次犯病，也得先吃藥。”

“在鞍山說得可嚴重了，他說再來一下就癱瘓了。”家屬仿佛抓住了“信不著”鞍山的理由，反襯出他們一家的洞若觀火。

“這個得看你的風險和收益。支架的風險和收益得衡量。你要是很安全的地方，沒啥風險，就直接支架了。這個地方，你得先造影，離你分叉的地方還挺近，能不能支架都不好說。大部分也能支，但這地方支架是有風險的。顱內，鞍山也沒讓你現在就給支吧？”

“外科就讓我們會診了，能支的話，就給咱安排支。”那家屬道。

“你得造影。支架，急性期間別支。這期間沒有招，做手術也有風險。顱內支架費，得十萬左右。還得順利。你先吃著藥，穩當下來，一個月左右吧。”張醫生告知結論。

那家屬聽明白了，再三感謝，把那兩箱子水果推上前：“南果梨，南果梨，自己家的，別客氣。”傳統禮節里，似乎自己家的東西不用花錢去買，所以不關錢的事，這事就變成自家人的走動了，大家都會更心安理得一些。

一個看起來很“社會”的人推門進來。穿黑色夾克，腋下夾著方形小包，來自桓仁，顯然做足了準備，聲稱是宋主任介紹來的，“宋主任說這方面你權威”。張曉剛笑一笑，“就是這方面做得比較多”，不卑不亢。這人依舊是替人問診。他的姨父，63歲，在桓仁做支架失敗了，血管很不好，連權威張醫生都看不下去。

“術前啥狀態？”

“現在就不能動了，術前可好了。眼睛有點不好使。高血壓，還是糖尿病引起的。在桓仁做的。支架也是在這兒做的。我懷疑是做失敗了。”

“那不一定。基底動脈也不好。術中術后片子沒有啊？”

“全在這兒了，11號做的，右側。”社會大哥把所有東西推過來。

“做完之后怎么不好？

“左側肢體麻木，大小便失禁。送本溪救的。神志不清了，人都不行了。挺到九點多鐘，又復發一次。本溪造影了。你看這是什么導致的？”

桓仁是本溪市下面的一個縣。實際上他遇到的也是一個“信不著”地方小醫院的問題。

“血栓？支架？在本溪查過磁共振沒？失語救過來了？”

“后來拿藥溶栓。”

“有鈣化，撐不開的。關鍵我看，做支架就是挺麻煩的活兒，不是誰都能做得到的。取支架就更麻煩。取過，但不多，不是我這兒不多，哪兒都不多。你把你當地桓仁的片子拿過來。有盤，動態的盤。術前術后的盤，我拿回來看看手術能不能給你剝離出來。取支架不知道能不能取出來。”張醫生指著桌子上的二維碼：“在網上，找我。有時候在臺上，我接不了電話。”

2

張曉剛給人看病的感覺是不趕時間。病人總是膽怯，信息不對稱，又擔心漏掉重要信息，所以控制不住總要說個沒完，信息含量很低，張曉剛總是全力配合，并不著急。有時候病人遞過來的是心臟CT片子，他看兩眼，就著這片子點評兩句，然后再提醒對方這是腦外科。病人本來就緊張，更加慌亂，在一堆資料中一通亂翻，嘴里還要自言自語：“腦袋呢，腦袋哪兒去了呢？”張曉剛這個時候看起來就很放松。

這一天里，這樣的放松時刻還不少。一位穿高筒靴的瘦高個年輕女士在幾位同伴的簇擁下進來，二話不說便直奔診床躺下，再支起一條胳膊，眼巴巴瞧著張曉剛。陪伴者開始陳述癥狀，張曉剛聽了幾句：“不歸我這兒看。到第一個屋找潘主任。”然后轉向診床上的女士：“你看，躺早了吧？”

第九號病人快看完時，張曉剛接了一個電話，說是要去挪車。他沒對外面候診的人解釋什么，結束了手頭這個看診隨即離去。過了二十分鐘，人還沒有回來。有人探身進來看究竟是什么情況，有人在外面大聲抱怨這個大夫看得慢，別的醫生最多五六分鐘就出來了，這個看了半天才看到第九個。

不急不慌，倒是張曉剛的一個很重要的風格。盯了一上午門診，發現張曉剛心無旁騖，注意力始終集中在“問題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處理”上，其他東西都不大以為意——這應該算是一個很厲害的素質。

后來我們好多次探討好醫生的標準，這一條都沒有被他列到優秀素質中來，他可能是覺得這素質過于基本了，或者是將之歸結為廣義上的“心地善良”，這一點他倒是很愿意當成好醫生的重要標準。總之，那個上午下來，他好像從來不擔心看不完病人，每一個病人的時間都給得充分，不會給人效率上的壓迫感。

差不多四十分鐘過去，已經有患者斷言張醫生一定是去病房了，候診的人開始互相交流病情，其中一個說：“當地讓做支架，誰敢在當地做啊？”這時候，張曉剛回來了。后來他說起挪車的原因——聽起來和這件事本身一樣復雜而無厘頭——因為要貫徹減少碳排放的藍天工程，醫院限制暖氣，為了保證門診大樓的供暖，醫院在車庫里自設鍋爐，于是就占了一些車位。原本醫生們大多都要到下午或者晚上才取車，不料這一天出現了一個早上就要往外走的外來車主，挨個通知擋了他道的人來挪車。

那天，好幾個看門診的人都把手往暖氣片上湊一湊：“真熱乎啊。”看起來暖氣燒得不熱，不是北部戰區總醫院一家的事。

第十七號是個煙霧病患者。雖然搜索引擎會告訴你這是一種罕見的腦血管疾病，但在張醫生這里，它一個上午已經出現了兩次，張曉剛每次都告訴患者，這種病沒有什么太好的治療辦法。煙霧病的特點是大腦血管緩慢閉塞，患者的腦血管造影圖像形似煙霧，因此得名。

它像很多病一樣、病因不明，后果嚴重，比如癲癇、頭痛和智力衰退。

第十七號是一位61歲的女性，聽聞張醫生不樂觀的說法，略顯茫然。

“煙霧病。你得住院做造影。煙霧病缺血。顱內血管很差，得把顱外血管往里搭。還得買這個藥吃。”藥就是阿司匹林，還有一種復述不出來名字的藥。不過，張醫生總的來說沒有什么樂觀的消息告訴她：“沒啥壞處。經濟上不行的話，就吃一個。那個藥對你的病沒啥效果。”“頭暈吐的時候耳鼻喉科看過沒？”

“這是一個初步的片子，你這里有些血管都閉塞了，還往里面送血呢。我們得看它動態的情況是怎么樣的。知道不？”“你要做的是最高級的血管造影。”“平時要注意點什么？”陪同這位女士來的家屬問。

“沒啥注意的。避免過度換氣，避免哭啊，有可能誘發。二氧化碳特別少的情況下，可能誘發病。避免情緒過度波動。其他血壓常規處理就行。”

3

第十九號是昌圖人，患者自我描述癥狀是“迷糊，眼睛閉一下，就得坐地下”，得過腦梗，但當時沒有大的癥狀，也可能是自己沒有在意。張醫生有兩種解決方案。“你這個得做手術。”“支架唄？”

“可以支架，可以剝脫。”

“剝脫是什么概念？”

“血管切開，然后給你縫上。剝脫都好幾十年歷史了。你多大年紀？”

“68歲，別的啥病沒有。”

“支架費用高。但它創傷小。”

“哪個風險大？”

“都大。”

“我聽大夫的，你是權威。到時候給我們做唄。”

“剝脫之后事少。剝脫就吃一種藥，三十塊錢吃一個月。支架復查比較費勁。”怕說得不夠形象，他又補一句，“剝脫超聲后期維護成本低，跟車似的。”

“現在能住院不？”患者這句話問的是醫療資源。

“你能轉診不？”張醫生問的是社保問題。

“現在在昌圖那兒辦著呢。”

“我得看看有沒有床。”

“我們也想做手術了。”患者像決定了什么大事一樣，有種給自己打氣的感覺。

“我們兩個做得都很多。”張醫生大概是讓患者放心。

“我們信你。”

“你東西先放這兒。我問問床，一會兒有床我叫你。”

張醫生的門診和他的朋友圈似乎哪里有些相似。比如那種對技術細節的專注，但是并不是冷冰冰的。他總是希望給患者留下一種踏實的感覺，有意引導氣氛往“放寬心”那個方向去。張醫生門診的獨特氣氛是，就像從我們的訪談中感覺到的，他希望為患者做點額外的東西，比如省點錢——他幾乎會問每一位患者從哪里來，判斷一下對方的經濟狀況，然后給出解決方案，患者是不是領情反倒不在他的關心范圍之內——這事總的來說是他自己的事。

這與我在第一次見面的那個小飯館里得到的信息不一樣，那天我記住的東西提綱挈領，都是人生大問題，還以為他的中年危機沒過完：他先是表達他應該做一些更燒腦的工作；后來感慨起老同學王平的成功，聽起來總像是有些深邃的隱忍郁結在心中；再后來又感慨起可以退休了，雖然他當時還不到48周歲，但他的工齡已經滿三十年——從入伍，也即上大學開始算起——按軍隊規定，隨時可以退休。

那天他給我的印象更接近于一個厭倦了工作的人。但是當他的工作和生活逐次向我們展開，我知道實際情況還是更接近于朋友圈里那個熱情、得意而又有點書生氣的形象。他很喜歡他的工作。他從中享受到的喜悅，不比王平從“好大夫”年會上得到的差很多。

（節選自《張醫生與王醫生》伊險峰 楊櫻/著，文匯出版社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