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劉玉棟將故鄉的人事放置在時間與大地的坐標系中考察其肌理紋路，人物的命運與所處時代交織融匯，獲得厚重的歷史感；兒童視角賦予作品輕盈、純凈的詩意，厚重與輕盈得到和諧的統一。作家懷抱良善喚醒沉睡的生命力，彈撥塵封的心靈琴弦，憐惜和體恤筆下的人物；秉承恒常的人文情懷，養護和持守善與美，傳承經典文學的純正趣味。因而，其作品容含超越時空的文學價值和經典質素。

關鍵詞：劉玉棟 《幸福的一天》 童心詩意 善意體恤 人文情懷

劉玉棟將故鄉的人事放置在時間與大地的坐標系中考察其肌理紋路，納須彌于芥子，人物的命運與時代打斷骨頭連著筋，使作品獲得厚重的歷史感的同時，又以兒童視角打量生活，賦予作品輕盈、純凈的詩意，厚重與輕盈得到和諧的統一。他以慈悲的情懷擁抱生活，發現、呵護善和美；圓融內斂的筆墨隱藏著世事的真相和心靈的風景，含而不露。因此，他的小說在當下文壇有著鮮明的辨識度。

一、體恤大時代遺落的小人物

應時的寫手多關注時代的弄潮兒，小說家總是心懷悲憫關切時代落下的人。劉玉棟的小說集《幸福的一天》里的《火化》《心火》和《幸福的一天》等，就是對大時代遺落的小人物的理解、體恤與呵護。

《火化》揭示“火化”給鄉村老人內心帶來的驚動，并由此產生的新舊觀念沖突。這種沖突形象地體現在老人連根身上，他心里盤踞著陳腐觀念，信奉算命者的壽限之說，眼看著余日不多，又趕上農村實行移風易俗“火化”，在他內心激起外人難以體會的波瀾。連根不怕死，怕的是被生活苦了一輩子終了還要遭受火燒。他企圖請村干部喝酒說情免于火化（無果）；他又跑到鎮上找念初中的孫子訴說衷腸，孫子只貪吃肉包子未覺察爺爺的心事，大家都各忙其事無人理會連根內心的焦慮，以致他因郁結、驚懼而病倒。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他親自監工定做的壽木已漆好，算卦人說的大限期已過，他卻越活越硬朗，落寞的連根老人羞愧得自殺（未遂）。《火化》與喬典運的《問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問天》中的三爺因民主選舉村干部，怕得罪人左右為難，嚇得上山躲避，《火化》中的連根老人因移風易俗嚇得差點丟了性命，兩篇小說都表達了新式文明與陳舊觀念的沖突；不同的是《問天》多著墨人物對人情世故和利害權衡的心理活動，而《火化》側重人物內心波動外化為行動描寫，熨帖入微、傾注理解體恤之情。《心火》書寫農村留守婦女紅香情感的困境與搖曳。年值芳華的紅香，其丈夫“去日本（務工）八年回來的日子加起來不到三個月”，她在家陪年邁的公婆、伺候孩子和土地，青春的活力和情感找不到出口，憋悶壓抑“讓人窒息”，她“把自己當成一個男人”投入繁重的體力勞作熬日子，身邊的男人向她示好也一概不理睬。直到遇見回村度假的高中同學大鵬（在省城大學教書），她心靈如蟄伏一冬的草芽初浴春風悄然萌動。

《幸福的一天》以靈魂敘事表達底層人對幸福生活的渴望與夢想。菜販子馬全每天后半夜起床駕駛三輪車往城里拉菜維持全家的生計。他死于黑夜翻車而靈魂出竅，悠游了大半個城市，以靈魂的方式享受了他夢想的生活：坐上了出租車，去天河池洗澡換新衣，去滴雨美發廳理了發（對發廊女孩還想入非非），去天堂大酒店飽餐一頓……馬全享受了幸福的一天，再也不用哀嘆“人活著，真他娘的苦啊”。作家以虛擬的方式滿足馬全夢想的幸福生活，反襯出其生存之艱辛、幸福之遙遠，戚戚焉、潸潸然，仿佛看到文字背后站著淚眼蒙朧的作家，在默默為他的人物祈禱祝福。《大路朝天》的孫二孔游手好閑，吃喝嫖賭懶外加打老婆，種種丑行劣跡占全了，嘴上常掛著“掙大錢”，擺著闊起來的做派，而實際暗下偷賣老婆辛苦喂養的家畜充臉。他為死在工廠的女兒討“公道”腿被致殘，徹底涼透，涼透之后的他登高望遠而失蹤。有誰觸摸他劣跡背后的塊壘呢？他的意識頻道與這個時代錯位了，還是意識里頑固著某種劣根性？有誰知道他登高看到了什么？最終去了哪里？這一切被敏銳的作家捕捉到了。孫二孔的確是鄉村城市化的“零余人”，徒有“詩意和遠方”，未有踐行的意志和力量，他的遠方只停留在遠方難以靠近。因其有遠方的燈火讓我們看清他的來路。

連根糾結于新舊文明、紅香囿于情感壓抑、馬全掙扎于生活困頓、孫二孔傷于好高騖遠未能腳踏實地，他們的年齡、身份各不相同，卻都身處困境，其原因是雙向的，既有時代的也有個人的，作家都以寬廣的胸懷、深情的目光，關切他們的生存困境、體恤他們內心的疑難，祝福、呵護他們生活的希望。

二、世道規約的命運

世道是人心的世道，人心是世道中的人心。世道人心之所以招引古今中外的作家們孜孜不倦地探究、表達，是因為隨著歷史的演進世道在不停地更新；人心本來就是一個色彩斑斕的海底世界，且隨著世道更迭心靈的景觀也在辭舊迎新。《霧似的村莊》乃東一家的悲劇命運與其說源于時代的變遷倒不如說是丑陋的文化心理所致；《大魚、火焰和探油器》九果一家遭遇歷史的碾軋和權力的脅迫，展示了人心畸變的過程和因果；《我們分到了土地》劉紅兵一家的命運被歷史的列車在拐角處塵埃般甩出；《跟你說說話》以慢鏡頭呈現王大手一家在時代大潮下的生存狀態和心靈疑難。他們的命運由世道規約或人心所致，抑或二者兼備。

《霧似的村莊》是對故鄉的審視和反思，感情復雜愛恨交加，如莫言所說“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齷齪，最好漢最王八蛋”。齊周霧村單門獨戶的乃東殺了霸男欺女的漢奸（強奸了乃東的妹妹）投奔“八路”，因殺敵彪悍驍勇提升為團長，他卻因不忍心殺人解甲歸田，追求“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本分日子。可他的老婆孩子一一離他而去，老婆神秘地死去，善良的大兒子（盲人）乞討遭辱而死，老實巴交的二兒子被仇人（漢奸之后）暗害，天才三兒子偷拆鄰家的收音機被打得陣發性迷糊（疑是癲癇），考上北大后走失，美麗的女兒沖破重重“圍獵”遠走他鄉，最終剩下他孤老一人也逃離家鄉，不知所蹤。他如果不離開部隊境況會怎樣呢？還有人敢欺負他單門獨戶嗎？他當年的警衛員已在省城的小洋樓里安享晚年呢！感嘆乃東一家的命運之余，止不住心寒，一個人放棄兇猛的殺戮追求平常踏實的生活，全家橫遭滅頂之災。輕是非曲直重恩怨情仇的集體無意識，屈強凌弱、丑陋的劣根性滋生可怕的叢林生態，善良本分的人存在空間逼仄，以致容身之地難尋！作家隱忍又深及骨髓地解剖、批判了農村陳舊文化的腐臭與丑陋。

如果說乃東一家毀于陳舊文化心理的劣根性，那《大魚、火焰和探油器》九果一家人的遭遇很難用一句話說清楚。九果父兄的凄惶命運受血統論規約，老輩人勤儉治得一份殷實的家業卻成了罪證，被劃為“黑五類”低人一等，父母忍氣吞聲挨日子，哥哥忍辱入贅他鄉。九果趕上好時代赦免了“黑五類”的身份，卻被滿口仁義的村干部脅迫、誘騙為其兒子頂罪，坐牢的黑鍋永扣在背上。村干部別說兌現承諾，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九果陷進連父兄不如的命運，他絕望、悔恨交加彷徨于自殺邊緣，心生強暴村干部女兒的邪念。九果的父兄遭難于政治論倫理的荒謬，其本人毀于權力的陰暗，不幸和災難總是落到弱者的頭上？強者總能風雨隨意、逢兇化吉？文中的大魚和探油儀等意象，隱喻命運無常、自我難以捉摸，其走向多由無形的外部力量掌控。《我們分到了土地》講述時代運轉的拐點——土地到戶，劉紅兵一家命運的劇變。土地歷來都是農民的命根，怎樣分配土地事關每個農戶的命運，而決定命運的卻是“抓鬮”——一粒紙團包裹全家人的命運。“爺爺”鄭重其事，特意去學校給孫子劉紅兵請假，讓朝氣蓬勃的孫子“抓鬮”以期破除命運的“魔咒”，最終還是被“魔咒”套牢。再者，馬寧寧與劉紅兵殊異的生命境遇根源是他們的“基因”，不同的“基因”注定他們難以抗拒的天壤之別的命運。重大與輕微、偶然與必然，規約普通人的命運令人唏噓感嘆，昭示命運之詭異，由一種隱秘的力量支配，自我抗爭幾近徒勞。

《跟你說說話》是對時下農村生活樣態全景式、從容掃描：叔叔做生意賺錢后無情無義，拋棄農村的妻子，在城里另娶新歡，致使前妻自殺；身無長技的母親和姐姐為了生存、為了錢，廉價出賣靈魂和肉體；爸爸寧愿鋌而走險也不愿束縛在土地上，與爺爺以土地為命根、侍弄土地為宗教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示兩代人的生活觀念的變化和差異；爺爺因勸阻叔叔離婚無效給嬸嬸下跪，以及耕牛的病逝預示著傳統倫理與農耕文明的日暮，這一切如油畫般一幕幕徐徐展現。小說彌漫著濃霧的哀愁和困惑：在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怎樣與時代相處，怎樣對待傳統倫理，怎樣挽留我們的故鄉？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不得不思考的急迫課題，這不僅關乎每個農民的命運，也關乎鄉村何去何從！

作家不是揮舞刀光劍影，而是細聲慢語娓娓道來，探究歷史（時代）的運轉、人物的命運和心靈的秘境，探究的目的不是抨擊、揭丑，更不是用凄慘的故事賺取眼淚，而是懷著治病救人的善意認知病疴、提請大家激濁揚清和自我反思，改善社會生態更趨合理，凈化心靈、提升精神質素，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使我們生活得更美好、社會更和諧。

三、苦澀的溫暖與詩意

一位優秀的作家兼具思想家的頭腦和孩童的心靈，用頭腦思考和省察人類生存真相與世道運轉背后的秘密，以童心感受發現世界的美好與詩意，因而作品包涵思想深度和審美情趣。鐘鳴鼎食之家的曹雪芹淪落到香山腳下舉家食粥，他對人世繁華煙云觀若洞火，依然葆有童真的心靈，因而成就了偉大的《紅樓夢》；魯迅思想之深刻歷經百年無出其右者，而他依然懷抱童心，《阿長與山海經》《社戲》無不如此。作家張煒說，童心就是詩心、是文學的核心，標示著純正的文學趣味。排除其他因素，一位作家是否葆有童心的確顯示其作品的審美價值高下。劉玉棟是富于童心的作家，《給馬蘭姑姑押車》《月亮舞臺》等篇什都是以兒童視角和兒童生活為內容的作品，發掘和表現苦澀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和心靈，汁水飽滿詩趣充盈。

《給馬蘭姑姑押車》以抒情詩的語言，描述小學生劉紅兵給出嫁的馬蘭姑姑押車以及前后的情景，簡單的故事洋溢著鄉村淳樸敦厚的人情美、心靈美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劉紅兵經歷預期、被遺忘和后來又被確認的波折，終于如愿以償坐上馬蘭姑姑出嫁的喜車，將得到豐厚的回禮：甜美的果子和嘩嘩響的票子，歡喜的小心臟脫兔似的歡蹦亂跳。因為過于激動頭天夜里沒睡好，在車上睡著了，待醒來后，預想的一切儀式早已完畢，雖然主家回禮一樣沒少，可他卻沒了想象的快樂而悵然若失。也許結果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精彩的是過程。劉紅兵猛然長大，醒悟馬蘭姑姑登臨喜車時的傷心痛哭，她獲得新生活喜悅的同時，就要疏離原生家庭的親情，得到必然失去。兒童心理描繪得一波三折生動飽滿、紋理纖細絲毫畢現，詩意豐沛情趣盎然，耐人思索品咂。這是作家對童年深情的回望，對淳樸鄉情的回味，對漸遠鄉愁的留戀，或許，渾金璞玉的童年故鄉一直隱居在作家的心里。

小學生胖墩（《月亮舞臺》）家遭遇意外之災，父親死于車禍，爺爺因過度悲傷去世，母親為還債帶著妹妹嫁給跛子，他與多病的奶奶一起生活。妹妹暑假后要讀小學了，他想送妹妹一套像樣的文具。暑假里他歷經數次打工，因為年齡小不是受人欺負就是自己出差錯，后來逮蛐蛐賣錢還是給奶奶買藥了，他雖然未能實現心愿，他美好的心靈得以充分展示。胖墩有著敦厚的性格，不與咯嘣眼計較；他知趣懂事，為了不給媽媽的生活添麻煩，大多都跟妹妹在村外的橋下見面。胖墩的媽媽是農村常見的婦女，性格內斂、堅韌，忍屈負重，為了還清家里的債務嫁給一個殘疾人，看似冷漠無視孩子和婆婆的眼淚，其實心里燃著一團火，包一頓餃子叫兒子去吃，還讓兒子給婆婆捎一碗，時常將自己種的蔬菜送給婆婆。再者老魯爺爺教胖墩捉蛐蛐與南方人教的迥然不同，顯示生活觀念的變化，也映帶出社會生態的遞變，褒貶隱含其中。

《月亮舞臺》已不同于《馬蘭姑姑的婚車》，創作兩篇小說間隔十多年，時代有了跨越性的發展，作家心境也有了明顯的變化，不再是抒情詩似地回望原鄉的童年，清風明月般脈脈溫情，而是以少年胖墩的視角審視當下的繁榮與凋敝，雖說依然流貫著溫良和善意，但書寫內容與表現形式已有明顯的差異。如寫夢境：“一輪巨大圓形舞臺一個手拿話筒，戴著禮帽，穿著燕尾服的小丑正朝我招手……小丑說：莊帥（胖墩的學名）同學來到美妙的月亮舞臺，給大家帶來什么節目？我面紅耳赤，急得不知說什么好，歪扭著身子，好不尷尬。小丑笑呵呵地說：你會跳舞嗎？我搖搖頭。唱歌？我搖搖頭。朗誦？武術？小品？相聲？我一個勁搖頭。小丑皺了皺眉頭說：那你為什么來到月亮舞臺？”這樣的場景有著濃厚的隱喻色彩和象征意味，現實生活中一些擁有顯性、變現技藝者走紅，而那些胸懷眾生、為人類長遠之計默默勞作的人卻身處尷尬境地，所隱含的價值判斷和批判意識不言而喻。其次，老魯爺爺帶胖墩侍弄根雕，表層可以理解為少年才具的展現，而作家選擇根雕別具匠心：“根”啟迪讀者更深層的聯想，根是一株大樹的命脈，文化的根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命脈，一個人的根扎在哪里就會成長為什么樣的人，老魯爺爺是胖墩的根。有著精神支撐的胖墩遇到疑難或身陷困境，不是低頭徘徊而是仰望星空，顯示文化內化產生的力量，也賦予文本晴朗的詩意，開闊了讀者想象的空間和思索的余地。

總之，劉玉棟的創作具有與人為善的根，其作品是根基生發的枝干結出的果實。他以良善、赤誠的胸懷擁抱流動的生活，感受和發現人們心靈的悸動與疑難，揭示新舊文化的沖突與命運的樞機，其目的是讓讀者獲得深層的認知、理解和寬容的能力，喚醒沉睡的生命力，彈撥塵封的心靈琴弦，悲憫和體恤筆下的生命。因著良善的根基，作家沒有疾言厲色言語，而是氤氳著溫厚與不忍情懷，化作兒童純真的目光與星空對視、打量人世，濾去丑陋與污濁，營造純凈的詩意，描繪平和、溫馨、充滿愛意的生活圖景，呈現出圓融的藝術風景。如果誤讀為劉玉棟不夠“生猛野性”，是未能領會他的良苦用心，豈不知敦厚的詩意是他追求和經營的藝術境界。當下文學，善與惡、美與丑、愛與恨之間嚴重失衡，多以夸大惡、丑和恨為能事的情勢下，劉玉棟秉承經典性人文情懷，養護和持守善與美，燉熬純正的文學趣味，擔當起“肩住黑暗的閘門，把他們（讀者）送到光明的地方去”的責任；也是作家看透生活依然熱愛它，才小心翼翼發現和呈現善和美，彰顯溫暖與詩意。因而他的詩意不是飄逸的輕風而是富于質感的晶體。

[作者單位：山東省曹縣東杰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