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指出：“總結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對我們做好文藝評論工作也有著深刻的啟示和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非常注重文藝的“歷史”價值，重視文藝所“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所以，衡量文藝作品最高的標準就是“美學的歷史的”標準，可見歷史標準的重要性。文藝作品的思想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對歷史認識的正確性和深刻性，體現為把握現實生活的歷史穿透力。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活著的歷史。文藝創作無論是對過去的再現還是對現實的反映，寫出來的都是一種“歷史”，只不過是一種以藝術手法寫出來的歷史。所以，文藝家的創作，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在寫“史”，是藝術家感受和認識的歷史。中國人把杜甫的詩稱為“詩史”，因為杜詩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正面為詩，背面為史，詩史一體。人們期待“史詩性”作品，也是著眼于史與詩的關系。可見，文藝作品就是一種形象化的、藝術化的“歷史”，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什么特別注重“歷史”標準的原因所在。

既然“歷史的”標準如此重要，自然就對文藝評論工作者提出了歷史能力的要求，如果缺乏歷史眼光和歷史意識，就不可能對一部作品的思想價值進行科學分析和有效定位，美學價值也就無所附麗。一段時間以來，“歷史虛無主義”在文藝創作中的出現，固然是受到某種狹隘的、偏激的歷史觀的影響與裹挾，也不能不看到文藝評論在面對這一現象時的乏力，沒有真正發揮文藝評論的校正功能，原因就在于，“歷史的”標準被懸空或弱化，單單倚重“美學的”標準來衡量作品，難免陷入了修辭手法的辨析與細枝末節的技藝探究，失去了應有的宏觀把控能力和應有的思想力量。可見，美學的歷史的標準不可偏廢。因為文藝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是歷史與美學的統一。

如何增強文藝評論的“歷史的”功能？首先要加強文藝評論工作者的歷史修養，培養歷史自覺，增強歷史的宏觀判識能力。要做到這一點，重要的是樹立正確歷史觀，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樹立大歷史觀”，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把握歷史的主流主線、主題本質和發展規律。只有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看清歷史的走勢，看清一件事、一個人、一段史的位置、作用與價值，所以，歷史觀也是一個坐標系。沒有一個大的坐標系，就無法對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時代以及作品的傾向性作出準確判斷。沒有大歷史觀，也不能真正理解“黨和人民百年奮斗，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就文藝創作而言，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文藝題材最豐富、歷史意蘊最廣闊、思想內涵最深刻的礦藏，是完全有理由產生史詩性偉大作品的。為什么這么說？因為這個歷史時期，是中華民族經歷“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是古老民族、古老文化經歷了一次再生，是浴火重生、浴血新生，是蛻舊變新、向死而生。沒有任何一次變局如此廣泛而劇烈，沒有任何一次變革如此嚴峻而深刻，從救亡到革命，從新生到復興，陣痛的吶喊，探索的艱辛，血淚斑斑，曲折回環。有多少仁人志士中外求索，有多少英雄兒女九死不悔，篳路藍縷，前赴后繼，感天地，泣鬼神。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覺醒、抗爭、求索、突圍，從衰亡到復興的轉折，從古老向現代的轉變，是精神、意志、鮮血、靈魂譜寫的“創世史詩”，是確立新的生存空間、發展道路和價值觀念的生死存亡的大突圍、大犧牲、大裂變，是全民族共同的命運。因此，同樣是走向現代化，后發國家與先發國家的境遇、道路、代價完全不同，所以不能教條地用西方的道路、模式和觀念來解讀中國近代歷史，也不能用個人主義解讀這段歷史。中華民族的奮斗是依靠千千萬萬個體凝聚起來的集體力量，是無數先烈的犧牲換來的民族新生。正是這種崇高精神，鑄就了“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弘的史詩”。沒有崇高，就沒有史詩。崇高，是史詩的靈魂。正確的歷史觀，才能開啟歷史之門，觸摸到歷史的主流主線，才能使認識的邏輯與歷史的邏輯達成一致。可見，正確的歷史觀之于文藝創作如何準確傳達歷史內涵至關重要。也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藝創作和文藝評論“歷史的”標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基石，樹立正確歷史觀，樹立“大歷史觀”，致廣大而盡精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