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日本魯迅研究達到了一次高峰。1945年日本戰敗，50年代日本的思想課題是如何反省過去的錯誤和構想未來。日本思想家重新檢驗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現代化的整個過程，甚至質疑“現代性”。另一方面，反省對亞洲各國的無知和歧視，決心要認識亞洲的歷史和現實，糾正偏見消除歧視。在這個思想過程中，國外的思想資源有借鑒意義。二戰前后歐洲的思想對反省日本現代化過程意義很大，但同時，隨著1949年新中國成立、50年代亞洲各國陸續獲得獨立，日本思想界開始正面了解亞洲的思想。1940年代之前，日本思想誠然學習中國古典思想，但幾乎沒有重視同時代中國的思想狀況。50年代日本第一次真正研究現代中國。在這個情況下，魯迅成為受人矚目的研究對象。

50年代領導日本魯迅研究的無疑是竹內好。竹內好1934年早已建立“中國文學研究會”，致力接近和研究同時代中國文學，中日戰爭末期的1944年還出版了代表作《魯迅》，以他自己戰爭末期的精神壓抑解讀魯迅的文學世界。寫完《魯迅》后，他被征兵去中國大陸。戰敗后，竹內好重新閱讀魯迅，從魯迅思想中發現值得關注的觀點，同時把這些觀點應用于別的對象，寫了一系列的評論。竹內好的評論文章對比日本現代化和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道路，指出日本現代化過程包含的問題。竹內好的思考很深刻，文筆又尖銳，成為戰后日本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就魯迅研究而言，1948年出版了《世界文學手冊?魯迅》，在戰爭末期的《魯迅》的基礎上，加上新的思考和整理，提出適合于一般讀者的魯迅研究。他強調說：“我的不幸使得我發現魯迅。”竹內好認為魯迅思想并不幸福，因此幫助自己了解不幸的根源。可見，竹內好從日本現代的全盤反省出發閱讀魯迅，讀出與眾不同的魯迅思想。

與竹內好同時，比較年輕的學生一代也開始研讀魯迅。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以尾上兼英、丸山昇等人為中心的“魯迅研究會”。他們承受竹內好的思想影響，卻拒絕簡單的接納，致力建立批判性的學術立場。丸山昇強調自己“超越”竹內好：一方面高度贊同竹內好的問題意識，另一方面卻指出竹內好停留在痛苦，沒有尋求新的方向。丸山昇與竹內好的差異主要來自代溝：竹內好一代自己參與過侵略戰爭，丸山昇一代更多地認同中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帶來的思想契機。重要的是，丸山昇也并不簡單接受中國革命，反而通過精細閱讀魯迅文本，從根本上思考中國語境下的“革命”的含義。丸山昇為此開拓了與竹內好不同的研究方法。丸山昇關注魯迅的人生，盡可能地明了他的人生經歷，盡量不加主觀因素，讓事實說明魯迅的生涯。丸山昇1965年把50年代的思考整理成一本著作《魯迅：其文學與革命》，這部著作同時建立了被學術體制所認可的研究方法。

“魯迅研究會”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木山英雄。木山英雄比丸山昇稍微年輕一點，他自己的人生經歷與丸山昇稍微不同。木山英雄也承受竹內好的影響，建立批判立場，但木山的研究又與丸山昇不同。木山的代表作是發表在1963年的長篇論文《〈野草〉的形成之邏輯以及方法：魯迅的詩與“哲學”的時代》。木山不同意有體系的魯迅解讀，卻梳理魯迅的思想運動。他不同意“體系”，主要意味著他不同意竹內好的魯迅形象，反而關注魯迅不斷形成思想的運動性。為了梳理動態運動，他堅持分析邏輯和表現層面的問題。他把20年代魯迅的思想運動叫做“《野草》的形成”，致力研究思想運動的力量表現出《野草》文本的動態過程。

木山英雄和丸山昇的方法似乎互不相關，其實他們是在同一個研究會反復討論的朋友，而且他們和竹內好也沒有形成簡單的對立關系。應該說，這三種不同的研究方式構成了50年代日本魯迅研究的豐富多彩的場域。這樣形成的高峰，其實就是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真正意義上的開頭。后來的諸多研究在50年代的基礎上開展起來。

（作者系櫻美林大學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