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也是他所倡導的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發起90周年。

新興木刻在魯迅的引導下，與傳統木刻拉開了距離，內容以反映底層受壓迫和社會問題為主，影響了一批思想進步的年輕人，興起了很多木刻社團。青年木刻家們高揚起理想與信念、革命與斗爭的旗幟，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譜寫下一部史詩。

從魯迅倡導新興木刻運動發端到其后的整個過程，木刻版畫的發展始終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當時，在上海代表左聯負責領導美術工作的共產黨員馮雪峰，曾協助魯迅開展工作、聯絡木刻青年。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瞿秋白則用筆名為魯迅編的木刻畫集《引玉集》撰寫了《代序》。

“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

1928年11月，魯迅與柔石等組成了文藝團體朝花社。1929年1月，朝花社推出《藝苑朝華》叢刊四輯，1930年又編印《新俄畫選》作為叢刊第五輯出版，魯迅在《新俄畫選》小引中旗幟鮮明地指出：“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由此拉開了倡導新興木刻運動的序幕。

魯迅為此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投入了不少財力。據許廣平寫的《魯迅與中國木刻運動》一文中說：“魯迅先生向來愛好美術，對于藝術書籍，尤其時常關心、歡喜購置瀏覽，有些周轉靈便，就趕緊托人把馬克和法郎，寄到在德國留學的徐詩荃先生和在法國研究的季志仁先生那里，托其尋搜版畫。”幫魯迅在國外搜尋版畫的，還有留學法國的陳學昭及旅居蘇聯的曹靖華。

當時魯迅最推崇的是德國、蘇聯的版畫作品，通過各種渠道大力搜集，不惜高價收購、高價印刷出版，為國內的青年木刻家提供藝術上的參照和創作上的借鑒。他十分看重青年木刻家的成長，向他們推介木刻作品、贈送木刻書籍、予以經濟上支持，更在藝術理念這一根本上進行指導。比如，對當時美術界不認真觀察和反映現實、甚至有意歪曲現實的不良傾向，魯迅會直截了當予以批評，借此告誡青年美術家要堅持藝術創作的現實主義原則。

德國女版畫家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在魯迅看來不僅技藝精湛、表現細膩，而且在主題的提煉及思想的深化上也極有功力：“只要一翻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在現代中國，最早發現珂勒惠支并將其作品引入中國的，正是魯迅。從魯迅日記可知：1930年7月15日，他收到從德國購買的珂勒惠支版畫《織工暴動》《母與子》等；后來，他托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購買珂勒惠支的版畫原作12幅……魯迅對于珂勒惠支作品的珍視和推崇，是因為他“從這些版畫中，看見了別一種人，雖然并非英雄，卻可以親近，同情，而且愈看，也愈覺得美，愈覺得有動人之力”（《寫于深夜里》）。

1930年，魯迅從好友、翻譯家曹靖華自列寧格勒（今圣彼得堡）寄給他的一包書畫中，發現了一幅蘇聯木刻家畢斯克列夫為小說《鐵流》所作版畫插圖。據曹靖華在《從一幅畫所想起的》一文中所述：那時他約我譯《鐵流》，就想把這些插畫將來印到中譯本里。于是叫我就近搜集。那插畫只有四幅，發表了一幅。這只有向木刻家直接搜集了……木刻家的手拓木刻，其定價之高，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如折合外匯，那更不敢問津了。況且當時中蘇通郵都極困難，更不說通匯了。但既遠道而來，也不能空手而去。于是就硬著頭皮，問付款辦法。我想，價錢無論如何高，這四小幅木刻我還是付得起的。不料畢斯克列夫的回答，卻給后來搜集木刻，打開了一個新的門徑：“錢不必付了，送給你們，請你們送給我一些我所得不到的東西——中國宣紙。咱們權當交換吧。”

在以后的3年中，魯迅陸續收到了11位蘇聯版畫家的100多幅原作。他專門托上海的內山書店老板內山完造送到日本東京，自費精印《引玉集》共300冊，還親自設計封面。這本蘇聯版畫集于1934年出版，上市后很受歡迎，不久再版了一次。

魯迅為了倡導新興木刻運動，培養青年木刻家，收集國外優秀版畫并出版畫集，可謂不遺余力、殫精竭慮。據出版家趙家璧回憶，1936年，他約魯迅為準備出版的《蘇聯版畫集》選畫并作序，他知道魯迅身體不好，因此想送畫到內山書店請魯迅選，但魯迅給他寫信說：“閱覽木刻，書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當赴公司面談。”幾天后，魯迅抱病到趙家璧的良友圖書公司，從一大批經過裝裱的版畫中選擇適合出版的作品，原先估計最多不過一兩個小時，最后花了三小時。“等他把約近200幅原畫全部看完時，時間已近下班，斗室中滿屋夕陽。他站起來伸了一下腰，又抽支香煙時，頻頻地用手帕拭去額上的汗水，還不時地咳嗽。”

6天，像一粒火種

正是在魯迅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扶持下，中國新興木刻運動如春潮涌起，不少思想進步的文藝青年紛紛拿起了刻刀，在木花飛舞中，在線條縱橫里，發出時代的吶喊與民族的呼聲。

1931年8月17日，這一天，對中國美術史來說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當時的上海虹口長春路上有一幢三層樓的日語學校，校長是時任上海左聯常務理事的鄭伯奇。1931年8月17日至22日，魯迅先生在此舉辦了木刻講習會。他邀請內山完造的胞弟、美術教師內山嘉吉主講，并自任翻譯。參加講習會共有學員13人，時間只有6天，卻像一粒火種，燃起了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熊熊烈火。

前4天講黑白木刻技法等，后2天講套色木刻技法等，每天從上午8時30分持續到12時。講習會結束時，13位學員創作熱情高漲，其中8人每人刻了15幅作品，得到魯迅的充分肯定。這場木刻講習會的舉辦，使新興的木刻運動得到了思想上的引領、技法上的引導和觀念上的引升，從而使1931年8月17日這一天成為中國新興木刻的紀念日。

內山嘉吉后來回憶，他在講課時發現魯迅的翻譯要遠遠超過他的講解，特別是在名家名作技法分析時，魯迅比他講得更詳細、更具體。他在長篇回憶文章《中國版畫與我》中寫道：“由我講述一段從浮世繪到現代版畫簡史，按理中國話通常要比日本話簡短得多，可魯迅先生的譯釋至少比我的話長了一倍……”

木刻展上，魯迅生前最后留影

為了擴大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社會影響，魯迅還積極地策展辦展。1930年10月4日和5日兩天，魯迅在虹口一處日本人經營的供銷合作社二樓舉辦了首次版畫展，主要展出他所收藏的外國版畫；1933年10月14日和15日，魯迅又在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千愛里40號舉辦了“現代作家木刻畫展覽會”。根據內山完造的回憶，小小的會場每天都擠得滿滿的，還有人打聽在哪里有出售木刻刀。因為當時沒有地方出售木刻刀，內山書店就開始經營此事。

魯迅對青年木刻家及他們舉辦的展覽、出版的畫冊等也給予了全力支持。1934年，青年木刻家李樺在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發起組織現代創作版畫研究會（后簡稱現代版畫會），很需要參考畫冊及相關資料，這年底他寫信給魯迅。想不到魯迅在接到他的信當晚就寫了回信，懇切地表示：“我深望先生們的團體，成為支柱和發展版畫的中心。”而當時上海的木刻團體在白色恐怖下已被封或被迫解散。

魯迅的這種投入與支持，一直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1936年10月6日到8日，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展出的最后一天，已大病6個月的魯迅帶著極度虛弱的病體前去參觀。“一位把呢帽戴得這么低，臉龐又這么瘦削蒼白的老人朝著我所在的方向健步走來，我于是迅速地迎接上去。‘先生你真來了！’‘是的，我知道今天是展覽會的最后一天……’他回答得是如此急切有力和和藹可親。”這是陳煙橋在《最后一次的會見》一文中記下的難忘場景。魯迅先是一幅幅地認真觀看作品，后來由于觀眾簇擁著他，使他已無法觀展。于是，魯迅便和陳煙橋、黃新波、曹白等在展廳一角進行交談。青年攝影師沙飛為魯迅拍攝了照片，那是他生前最后的留影。11天后，魯迅與世長辭。

被譽為“中國現代版畫之父”的魯迅，正是以這種“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版畫家，形成了融匯東西、具有現實主義精神和民族風格樣式的中國木刻藝術譜系，對于振興當下的版畫創作具有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雙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