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郭姜燕是一個以思想性見長的作家，也是一個相對“硬派”的作家，無論是她的童話《布羅鎮的郵遞員》《阿左》，還是長篇小說《離別之后》《南寨有溪流》都顯出了思想的深刻性與某種審美的“剛性”。

　　也許有人會說，兒童文學應該以情感為主，要柔軟。如果強調思想性，會不會流于說教？如果作品顯出剛性，會不會影響孩子們的閱讀？正是諸如此類的擔憂，讓兒童文學從創作到閱讀形成了一種潛在的審美定勢，甚至似乎是心照不宣地密謀好了——一起營造出溫暖、甜蜜、輕松、愉快的兒童文學天地。

　　其實，應該讓孩子適當地知道，我們的生活并不圓滿，我們的道路并不平坦，我們的努力并不都能開花結果，這個世界也并不是那么美好。我們固然需要愛、奉獻愛，但思考可能更重要。我們要“立德樹人”，要樹起很多的人，“思想的人”一定要樹起來，而且要樹得正、樹得硬。這樣的事孩子們要做，兒童文學作家更要做。如果說，兒童讀物陪伴兒童成長，那么它一定要陪兒童思考、思想。

　　這樣一說，就能看出《旋轉出來的夢》的特別之處了。殘疾兒童是兒童文學中常見的人物，12歲的孩子已經建立了自我認知，能夠進行自我評價與他人評價。柳一葦先天殘疾，動了多次手術，她還是無法從輪椅上站起來。她敏感、內向，好強又自卑，堅毅又軟弱，更重要的是，她會思考。

　　因為會思考，柳一葦比其他孩子看到了更多的世界，特別是內心世界。她了解自己，常常在自己的困境中體會生命的苦痛；她更了解他人，更了解這個世界是由絕大多數正常人組成的，他們有正常人的思維與生活方式，他們的感知與體驗是建立在正常人的經驗之上。

　　無數的場合，使她建立起了“一與多”的人際結構，這個“一”就是她，一個殘疾人，而“多”就是“他們”。這不僅是一種對比強烈的人際結構，更是一個讓她無法承受的結構。她不僅無法與“他們”以同樣的方式生活，加入“他們”的行列。更嚴峻的是，她要接受“他們”的評價。這種評價是語言，比如“癱子”，也可能是奇怪與厭惡的目光，甚至是一個不帶任何表情的轉向離去的動作。

　　復雜的情感使柳一葦對“他們”采取躲避的態度。她害怕讓自己處在人群中，身上落滿了別人的目光。為了真實而典型地表現這種情感，作品多次寫到一個細節，柳一葦無法自己上廁所，每次上廁所，她都需要別人的幫助。這對一個女孩子來說實在是一個麻煩事。

　　為了避免尷尬，她少喝水，盡量憋住。因為在他人的幫助中，她嘗到了太多的羞恥。小說這樣寫到班里為她安排的互助組：“她們總是很無奈，不愿意跟我多說話，推我去廁所的一段路對她們來說是一條艱辛之路。她們在門外等我的時候很不耐煩，語氣很沖地催：‘好了沒有啊，能不能快點啊！’我羞愧而無助，我說過無數次‘對不起啊’‘謝謝你們’。她們不在乎，這些語言是含糊又軟弱的，解決不了她們的問題，也解決不了我自己的問題。”

　　小說的硬度與剛性常常就體現在這些地方。這樣的細節不那么美好，但是具有情感與思想的說服力，這就是人性。作品中，奶奶對柳一葦疼愛有加，她是柳一葦的守護人，為孫女從無怨言。她說孫女聰明，她說孫女美麗，但每次說完這些，她總要嘆口氣。奶奶一嘆氣，柳一葦心里就一沉。

　　不能因為是兒童文學，我們就回避生活中的嚴酷；不能因為是兒童文學，我們就回避人性的復雜甚至幽暗。我們需要更為強大的力量，這力量來自思想。敏感的心讓柳一葦看到了生命的遺憾、生命的意義、世界的美好，發現了“我”與“他們”這個“一與多”的不對稱結構可以改變，比如劉老師、小魚主任、小許姐姐、萬爺爺……他們有著對生命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解是愛，也是超越了愛與尊重、理解與善意。

　　因為善于思考，柳一葦還在真實世界之外發現了虛構世界，在物質世界之外發現了語言天地。她知道了《老人與海》，知道語言所構筑的世界里有不竭的思想源泉。而正是這些激發了她內心的力量，使她超越了有形的身體與殘缺的生命，激發了創造力。

　　她讀書，她想象，她寫作，她快樂，她讓“他們”對她刮目相看。思想的力量如此強大，強大到她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小說給柳一葦安排了小伙伴李天真。這個來自貴州山區、會跳舞的小姑娘，卻因為一雙畸形的腳而羞于展示才藝。但在柳一葦的感召下，她從自卑與羞慚中走了出來。

　　在小說結尾，從城里到農家書屋做志愿者的小許姐姐對柳一葦和李天真說：“是你們給了我堅持來書屋的力量！”當兩個小姑娘問“也包括我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時，小說的思想得到了升華。

　　在郭姜燕看來，人應該是平等的。世界上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的身體雖然不完整，但他們同樣會帶來力量。當我們以為，是他們需要我們的時候，其實我們也需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