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今天在討論大學文學教育有何意義之時，其真正的意思是在大學里，文學教育已經變得不像之前那么重要，或者說已經成為“問題”了。不過，太陽底下無新事，而對于文學教育是否重要的思考實際上早已有之，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明確要把荷馬從“理想國”里驅逐出去，以給新興的“哲學”騰出地位，他認為用因愛智而致知的哲學而不是讓人動輒痛哭流涕的文學來教育人更加可取。同樣，孔子也曾說出“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話，把個人道德的教化放在文藝的學習之上，之前，以在“立德”之后，再以“無邪”之眼光觀“詩”，而“詩”也因此變成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進行“名教”傳播與“教化”的工具了。

而長時間以來，文學教育的競爭對手也就是號稱可以使人獲得智慧的哲學和以為可以立德樹人的道德律令，但是，進入近現代以來，文學教育又多了個對手，那就是科學，尤其是隨著科學勢力的強大，很多人開始把文學教育視為傳播科學的工具，不過，即便如此，文學也依然有著自己獨立的地位。但是，自從科學在近年來技術化為數碼之后，科學對文學的碾壓不僅于今為烈，甚至，對于科學來說，文學的存在與否已經不再是個問題，因為借助于所謂的人工智能以及諸如此類的“手段”，科學已經可以自我演繹，自我教育并教育“人”，而文學實際上已經被科學一腳踢開，就連之前的“婢女”的地位也已經蕩然無存了。

所以，文學教育在今天才可以說真正到了緊要的關頭。那么又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文學教育存在的意義又究竟何在等？而對于這些疑問，也許可以通過重溫前人的相關的思考，來尋找到可能的啟示，這其中，魯迅對于科學和文學的甄別，宗白華對于文藝的思想，還有雪萊對于詩的辯護，尤其值得再次分享。

首先，可以看看魯迅對于科學和文學的意見。魯迅早年因為就學于南京江南路礦學堂學習地質，留日后又學醫學，故受到了科學的訓練，后又棄醫從文，故對于科學和文學都有很深的體會，因此，他曾在《摩羅詩力說》中對科學和文學的特點做了很好的概括。魯迅認為，科學是“智力”的匯集，其目的在于“則思制天然而見其法則”，但是卻使人的“神思”為之喪失，而文學的功能就在于“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耳。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魯迅在這里所言的“文章”即指文學與藝術等文藝性體裁的文字，并且，他指出“文章”還有一個科學或其他學科所不能替代的功能，那就是可以“為熱帶人語冰”，也就是文學具有很強的形象性的特點，可以生動而具體地呈現出事物的形象及其所蘊含的真理。魯迅認為世界上古往今來的那些皇皇巨著，無非是為了啟示人生的“宓機”，也即人生的“誠理”或者真理，但人生的“誠理”卻“微妙幽玄”，可對此科學卻無能為力，無法“說”出其真理，這就像要對那些沒有見過“冰”的熱帶人談冰是什么一樣，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但是文藝卻可以以其特有的功能“直示以冰”，讓“熱帶人”瞬間把握何者為“冰”：

如熱帶人未見冰前，為之語冰，雖喻以物理生理二學，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觸之，則雖不言質力二性，而冰之為物，昭然在前，將直解無所疑沮。惟文章亦然，雖縷判條分，理密不如學術，而人生誠理，直籠其辭句中，使聞其聲者，靈府朗然，與人生即會。如熱帶人既見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摩羅詩力說》，見《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4頁）

其實，不僅科學無法“直示以冰”，哲學因為只是概念的抽象，所以同樣無法“直示以冰”，而道德律令更是因為其直白的“所指”而讓人興味索然，只有文學或者“文章”才可以讓人像熱帶人理解冰一樣形象而生動地理解人生的“誠理”。時至今日，科學雖然已經變“臉”，但其并未變“性”，其對人的“神思”的瓦解更是有過之無不及，所以，重視文學教育以涵養人的神思，應為當下重要的要務，此其一。

至于第二點，就是美學家宗白華所強調的文學所特有的可以豐富人的情感，充實人的生命，并且可以“熏陶”人的精神并進而養成“民族精神”的“自信力”的作用。宗白華在《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一文中，認為“哲學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二者之間表達我們情緒中的深境和實現人格的諧和的是‘美’”，而實現這“美”的工具就是“文學藝術”，文藝可以幫助我們擴大人的“生命的境界”，其植根于“時代的技術階段和社會政治的意識上面”，從大地的土壤和血肉之中吸取創生的源泉，而向精神的“高超的天空”伸展以追求“光明”，因此，其有如人生一樣廣大，高遠而深邃，充實，誠如孟子所言之“充實之謂美”。而且，宗白華認為，只有文學才能培養民族的“自信力”或者文化的自信，而不是宣傳口號可以為之。

然而這種民族的“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現與發揚，卻端賴于文學的熏陶，我國古時即有聞歌詠以覘國風的故事。因為文學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無論詩歌，小說，音樂，繪畫，雕刻，都可以左右民族思想的。它能激發民族精神，也能使民族精神趨于消沉。就我國的文學史來看：在漢唐的詩歌里都有一種悲壯的胡笳意味和出塞從軍的壯志，而事實上證明漢唐的民族勢力極強。晚唐詩人耽于小己的享樂和酒色的沉醉，所為歌詠，流入靡靡之音，而晚唐終于受外來民族契丹的欺侮。……由此看來，文學能轉移民族的習性，它的重要，可想而知了。（宗白華：《唐人詩歌中所表現的民族精神》，見《宗白華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2頁）

這就是文學的另外一個最大的功能，它可以深化人的情感，充實人的生命，以美化人生，還可以“表現和發揚”民族的精神以真正鑄成民族的“自信力”。也許，宗白華先生的這個觀點對我們今日的民族精神的自信或文化自信的實際的養成，也可以帶來啟發，此其二。

當然，文學還有一個功能，也是科學與哲學所不能為，那就是其可以啟迪未來。這與文學所具有的想象力和詩人對于美的追求密不可分。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曾經寫過《為詩辯護》，他認為科學其實只是一種“推理”，是一種片段的“分析能力”，只能了解事物的“量”，可詩卻是一種“想象”，是一種整體的綜合能力，可以領略事物的“價值”，而詩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想象的表現”（the expression of the Imagination），想象其實是一種“創造力”，詩就是一種創造力的發揮，之前亞里士多德也將“詩”看作一種創造，他的《詩學》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部關于戲劇尤其是悲劇的“創意寫作”教程。而且，雪萊認為，在古代，詩人還是“立法者”和“先知”，他們按照美的原則來給人們提供生活的依據和法則，而哲學家也覬覦這種“立法”的權力，因為自身的現實感的缺乏所以總是試圖借助與具有強大世俗權力的政治家的聯姻來實現自己的立法夢，這就是柏拉圖所夢想的哲學家與政治家嫁接而成的“哲學王”（philosophy-king）。可到了今天這個數碼時代， 不僅政治家，哲學家繼續像過去那樣竭力從詩人那里去爭奪人們的生活的立法權，科學更是后來居上，不僅要從詩人手上奪去最后一點為人們創造美的權力，而且幾乎已經取代了哲學，甚至政治的立法權，但唯其如此，詩的存在才更顯示出不可替代的意義，因為不管哲學，政治，科學再怎么剝奪詩，可是詩的想象與創造力卻是與生俱來，無法剝奪的。而現代的詩人也“繼承”或者秉有這樣的“腦洞大開”的從現實預知未來的能力：

一位詩人本質上就包含并且綜合這兩種特性。因為他不僅明察客觀的現在，發現現在的事物所應當依從的規律，他還能從現在看到未來，他的思想就是結成最近時代的花和果的萌芽。（《為詩辯護》，見《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論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122頁）

雪萊在此所描述的詩人對未來的想象力和預知力自然已無需多言。其實，不只是詩人，很多作家，或者說文學作品同樣有著這樣的“浪漫”的不羈的想象力，因此對于未來的遐思也是令人嘆為觀止。而哲學本質是一種“反思”的學問，其指向已經發生的“過去”或者“當下”，這就是為何黑格爾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時起飛的原因，因為在經歷了白天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對其進行工作的批判，那就是反思。而詩歌或文學卻是早起的百靈鳥。科學是對已有現實的抽象和論證，自然也很難像文學那樣大膽地預測未來。

事實上，很多科學的發展也有賴于文學的“科幻”，甚至有的科幻作品如此“科幻”，以至于現在科學也未能實現其目標，例如雪萊的妻子瑪麗·雪萊就創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特》，小說里所設想的用多人的肢體拼合而成的“未來人”弗蘭肯斯坦雖然有點讓人感到毛骨悚然，可直到今天生化科學和生命科學已經如此“科學”和發達，也還是未能實現雪萊夫人的“科幻”。而她在小說里所描述的“未來人”弗蘭肯斯坦所遭遇的情感與道德的困境，到現在也被人認為是機器人化的“未來人”或者人工智能在未來可能遭遇的困境。

凡此種種，皆為文學或文學教育所不能取代的原因。或許可以借雪萊的文章的標題來說，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為文學”或者“為文學教育”一辯。而在科技已經成為現今這個時代的超越一切的真正的“利維坦”之際，在人們已經日益被數碼化的今天，亦如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言文學可以“為熱帶人語冰”，那么我也不揣冒昧，希望這篇文章或可為“為數碼人語冰”了。

2021年11月15日匆草于五角場。

（此文為2021年11月16日于上海大學的“大學文學教育”論壇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