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國家經歷了一系列重要的歷史節點。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在這近十年間有著波瀾壯闊、意味深長的交匯與發展。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這是一個風云際會的時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有中國人民團結一心、自強不息的精神，有中國人民創新創造、開拓進取的勇氣，有中國人民艱苦奮斗、頑強拼搏的毅力”。這樣的時代和時代精神正在發出文學的召喚，也必然推動新時代的英雄形象塑造生發出諸多可能。

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個時代，都在形塑自己的英雄。塑造英雄形象，是當代中國文學發展長河中綿延不絕的主潮。在軍事文學創作中，軍旅作家們堅守英雄敘事，高揚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精神，雄強壯闊的美學風格理路清晰。新時代以來，作為中堅力量，軍旅作家依然為英雄形象的塑造貢獻藝術經驗。周大新的《曲終人在》（2015）及時反映當下軍隊生活，切入軍內反腐斗爭，顛覆了常見的敘事俗套，顯示出藝術的深邃與活力。陶純的《一座營盤》（2015）不回避問題，不拔高英雄，顯示出現實主義在英雄塑造時所具有的強大表現力。西元的《界碑》（2014）重新界定了英雄主義的內涵，顯示出哲思的力量。當然，我們也在歷史題材的小說中，發現英雄形象塑造的有益文學經驗。凡此種種，都為接下來繼續塑造新時代英雄形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時代的藝術命題和已有的藝術經驗，要求在新時代英雄形象塑造方面，再建思想深刻、藝術精湛的文學高地。我們今天呼喚時代英雄的塑造，或許應當關切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找準歷史方位、建好價值坐標、創造具有史詩氣度的美學風格。

找準新時代的歷史方位，考驗的是作家處理時代經驗、把握時代本質的能力，也決定著作家們將塑造怎樣的英雄形象。英雄不會脫離特定的時代孤立存在。在這樣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這樣一個舊的歷史負重被逐漸移除的時代，英雄遍布時代風云際會的各條戰線。有改革前沿創業的英雄，有脫貧攻堅戰役中的英雄，有醫療戰線與死亡作戰的英雄，也有科技創新領域的英雄，還有生存在底層為生活默默奮斗的小人物式的英雄……倘若作家們能夠投身時代洪流，深入到斑斕多彩的生活實際中，以銳利的目光發現時代重大命題，看到和平時代的風起云涌，勘探人性深處的千姿百態，英雄形象的塑造就會更加生動、深刻。這些英雄身上表征著時代發展的多重面相，也烙印著時代的密碼，攜帶著生活的氣息，真實而感人至深。

英雄的意義還在于負載著時代、歷史和民族的筋骨，那就是成為整個時代的價值取向、精神坐標。英雄形象的塑造也就成為構建價值坐標的過程，這意味著作家們塑造英雄形象時應該思索，“我要凸顯哪些精神特質？”這種選擇又是英雄作為藝術形象意義生成的關鍵，更關聯著作家們淬煉中國精神的責任承擔能否實現。在任何時代的英雄形象身上，代表著的是整個時代的人民的價值觀、歷史觀和文化觀，標識著民族精神心理的本質和高度。

中華民族走過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復興之路，不同階段的歷史新變，總會為英雄的歷史內涵增添新的時代色彩，作家和藝術家理應敏感覺知并表現這種變化，才能增強新時代英雄形象的歷史感、可信度和生動性。從人民群眾的生活中來，與人民當前的情感、生活和需求共振，這樣的英雄形象才能激發真正的共鳴和共情。

毫無疑問，英雄價值內涵始終不變的精魂，則是寬廣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懷、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以及始終高揚的理想主義。這些應該成為不同時代、不同類型英雄共有的精神特征，也應是我們始終張揚的中國精神。在新時代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航線上，家國情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該成為英雄性格的底色和行為動力，而忘我投入、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犧牲精神，是人民和事業之所需，也是英雄本色。那些永不放棄的理想追尋，則提升人們的靈魂，激蕩著人們心底的奮斗精神，具有強大的感召力。這也應該成為新時代英雄形象塑造的核心要義。

通過英雄形象的塑造，實現高昂奮進的美學風格的再確立，這是新時代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莊重、激昂的美學風格曾是革命文學的主體風格。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對人生無意義和荒謬性的暴露反諷加強，對個體內心無意識潛意識的欣賞加重，導致世俗化、陰柔型乃至衰頹性的文學風格形成乃至流行，暴露著同時也契合著曾有的社會病象。然而，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新時代的英雄形象塑造及其凜然宏闊的藝術風格，傳承賡續的正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傳統和美學傳統。不可忽視的是，新時代是家國情懷彰顯、民族精神勃發、中國精神高揚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呼喚著與這一時代本質相契合的美學范型，那就是海納百川的史詩氣度、波瀾壯闊的豪邁激情、至剛至大的浩然正氣。當代中國故事中鐵馬冰河般的豪邁悲壯、時代英雄的奮斗精神，也必將帶來滌蕩靈魂的感奮力量。這意味著，當我們塑造新時代的英雄形象、喚回崇高剛健的美學風格時，我們的文學創作才與國家、時代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中華民族新史詩的書寫也必將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