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包法利夫人》劇照 ◆莫迪亞諾《暗店街》◆杜拉斯《情人》 ◆福樓拜《包法利夫人》◆雨果《巴黎圣母院》 文學書寫與翻譯，潛移默化改變塑造著讀者對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理解。 制圖：李潔

談及法國經典文學，不少人腦海中首先跳出的往往是雨果、福樓拜、普魯斯特等作家，他們筆下的《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在紙上構建出怎樣的“文學城市”？相較人們對這些作品的耳熟能詳，新一代法語小說在翻譯轉碼中的吸引力是否流失？抑或，翻譯小說的“黃金時代”消失了嗎？

這些問號在昨天的“上海：中法文學在這座大都市交匯”和“創作與翻譯的共生與共融”主題講座上拋出后，王安憶、孫甘露、劉擎、袁筱一、毛尖等多位作家翻譯家評論家展開深入交流。孫甘露發現，以前小說家寫故事見聞多是“全知”視角，如今身處互聯網時代，資訊傳播發達，無論寫什么題材似乎讀者都知道，小說家“社會書記員”的擔當幾乎消失了，這也深刻影響到小說的寫法，虛構敘事的前途在哪？在孫甘露看來，小說的確面臨文體的挑戰，但一個好的作家猶如本民族語言的“陌生人”，善于從母語中、傳統中發掘異質性的活躍因子，突破已經形成或某種意義上凝固的經驗，如此才能讓一個國家的語言愈發鮮活，讓文學具有更豐富的可能性。

文學書寫在多大程度上塑造著人們對城市的想象？

作為匯聚多元文化的國際大都市，上海自20世紀初便是中法文學交流的重地，長期以來，中法間密切的文學互動持續至今。前不久，第十三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在傅雷的故鄉上海揭曉，恰如傅雷翻譯出版獎組委會主席、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董強所說，文學書寫與翻譯，潛移默化改變塑造著讀者對一座城市乃至一個國家的理解，以及對當地女性男性形象的建構等。

“文藝青年很容易從藝術作品中拼湊出對一個地標或群體的想象。”小時候曾跟母親住進淮海中路一條新式里弄的王安憶還記得，年輕時翻看小說《簡愛》，讀到羅切斯特從法國帶回的養女是個“法式”女孩，讓人把“禮物”“華服”和“法國女孩”連接在一起；《戰爭與和平》里寫到法國軍官在異鄉碰到老鄉講起風流軼事，“那種曖昧的隱秘，邊界感的迷糊，在我們腦子里對法國人的印象慢慢增添了材料”。有一年王安憶到法國，“對方要給我拍照，他們讓我做的動作姿勢也是從小在淮海路照相館里看到的那種，透著風情，稍顯造作”。

孫甘露透露，法國文化對他的啟蒙更接近于喜劇的角度——無論是莫里哀的戲劇作品，還是電影《芳芳郁金香》，都具有戲謔幽默的風格。而與老一輩法國文學翻譯家的交往則“深深影響了精神生活”。孫甘露追憶道，風趣的馬振騁先生教給他的第一句法語居然是法國時尚品牌香奈兒包包的名稱，王道乾的愛人特地遵丈夫生前囑托贈予譯著，“他們的待人接物、治學風范，令我大受觸動，耳濡目染中上了法國文學的第一堂課”。

毛尖有個觀點——表面上，在狂悖的青春期，我們不約而同地找到了法國文學，也許事情的本質是，一半的法國文學天然地適合青春期，并鑲嵌到生活圖景中。她半開玩笑道，高考前看電視劇《上海灘》，許文強身中數槍離世前說了句“我要去巴黎”，讓她覺得這個地名意味綿綿。不過她也提到一個現象，“信達雅”里，“雅”在法語文學翻譯中“發育得格外有優勢”，造成不懂法語的讀者認為法國文學天然很浪漫。毛尖形容，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把“原著《茶花女》里的10斤眼淚，膨脹出了100斤的哀傷”，這種“想象的偏差”也是翻譯界常討論的話題，王安憶舉例道，有評論家認為杜拉斯《情人》一些中譯本“筆法過淺、語氣纏綿”，并沒有準確傳遞當時七十多歲杜拉斯回憶往事的心態。

翻譯對原著的“信息損耗”難以避免？當下虛構的出路在哪

翻譯過程中的“轉碼偏差”“信息損耗”，是否會削弱外語文學對讀者的吸引力？

“上一個百年里，小說的黃金時代恐怕已經走完；接下來一個百年里，我很少能看到打動自己的引進版小說。”王安憶坦言，受個人閱讀經驗局限，當代法語文學作品幾乎很少讀，2014年諾獎得主法國作家莫迪亞諾的書“也看不進去”，“一方面是當下翻譯吞吐量太大、速度太快，有些未經打磨的譯作比較粗糙；另一方面也是翻譯過程本身對原著風貌的損耗，能傳遞出三分之一就不錯了”。

她認為，法國當代寫作“對寫實自覺脫離關系，更多是浪漫情懷、形而上的，充斥了碎片式、模糊感，很少有鮮明的形象與敘事”。而回溯至巴爾扎克的時代，作家動筆前要做社會調查，要實地勘查，小說家作為時代這個歷史證人的秘書，經常事無巨細不厭其煩地在小說里展開描寫，從衣服樣式到屋子里的擺設。

不過，在孫甘露看來，法國當代文學對精神質地的揣摩、非寫實的筆法，恰恰也呼應了當代人的新處境。比如莫迪亞諾早年的中篇《暗店街》，典型運用了處理回憶的手法，跟普魯斯特筆下記憶漸漸消失的微妙感有異曲同工之妙，那些認識的人、去過的地方、說過的話，一邊在尋找，一邊也在慢慢逝去……換個角度來說，對于現實的描摹，已經不再是文學虛構唯一的任務。相較讀者閱讀19世紀小說時，通常能清晰感覺到作者的存在、立場、主張，當代小說更多出現了所謂“零度寫作”——作者在作品里有意客觀化了存在，清晰的立場和情感是不允許被代入的。在劉擎看來，這也是文學翻譯帶給我們的收獲——當作家將傳統陌生化，重新對象化，讀者能借助“他者視角”的翻譯文學作品重新打量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