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仲國鑒先生寫下的一系列關于蘇（州）常（熟）太（倉）地區(qū)的革命斗爭故事，那么就不可能有后來的經典《蘆蕩火種》《沙家浜》。

渡江戰(zhàn)役時的仲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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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四軍老戰(zhàn)士，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紀念他的那些與他一起戰(zhàn)斗而犧牲了的戰(zhàn)友，并激勵自己和孩子們繼續(xù)革命到底的意志，他竟然將平時工作中常說的一句話，來為自己兒女們起名，這話叫：“為人民立功勛”。后來他和妻子真的生了6個孩子，分別叫：仲力為、仲學人、仲昊民、仲立、仲衛(wèi)功、仲丹勛。6個孩子名字中的最后一個字，組成了這位老戰(zhàn)士的一個崇高心愿。

這位老戰(zhàn)士的名字叫：仲國鑒，是新中國成立后常熟市委書記和第一任市長。這位傳奇人物，我從小就聽其大名，一是因為他在解放前的戰(zhàn)斗故事在我故鄉(xiāng)的土地上早已傳揚，二是他是我故鄉(xiāng)常熟與蘇州的大領導。但過去有一點并不知道，原來他還是位作家，寫過很多優(yōu)秀的詩文與紀實類作品，還有小說等，散發(fā)于《星火燎原》《上海文學》《萌芽》《雨花》《少年文藝》等，并在江蘇人民出版社等出過多本著作，應當算是我們的文學前輩。

最近他長子送來厚厚的一本《仲國鑒詩文集》讓我寫序。在閱讀和查閱其作品及革命經歷時，意外地了解到：這位老英雄原來竟然是《沙家浜》里一位沒有出現的“主角”啊！

是的，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沒有仲國鑒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寫下的一系列關于蘇（州）常（熟）太（倉）地區(qū)的革命斗爭故事，比如像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據自己參與抗日革命斗爭經歷所創(chuàng)作的《特派員》《脫險》（分別刊于《上海文學〉》）；《江南紅》（長篇評劇）；《水上英雄》《林司令的兵》《游擊小組》《戰(zhàn)斗在敵人心臟》《一個偵察員的生命》《新家浜戰(zhàn)斗》等（刊于《星火燎原》等）的作品……那么不可能有后來的上海人民滬劇團的《蘆蕩火種》，以及之后的京劇《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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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知道，仲國鑒與浙江南潯的大作家徐遲是老朋友。新中國成立后，徐遲經常跨過界河，跑到蘇州去找老朋友仲國鑒聊“跟小鬼子打仗”的故事。而后來排演《蘆蕩火種》的上海人民滬劇團的嚴勵（張瑞芳丈夫）、陳榮蘭，還有演員張瑞芳、白楊等經常到人在常熟和蘇州的仲國鑒家。仲國鑒的大兒子仲力為對我說：“父親與嚴勵、陳蘭他們在新四軍時就一起戰(zhàn)斗和工作過，父親是蘇州、常熟地區(qū)的抗聯特派員，也常去上海同地下工作的文化界朋友接頭……”仲力為給我講了一件事：在困難時期，上海幾位朋友經常到仲國鑒家來聚會聊天，一來就肯定要吃頓飯再走。可那時都困難，我們家里的糧食也不夠吃。于是我表哥就貼了一張字條：吃飯要付糧票。這事被我父親看到了，狠狠地把我罵了幾句，然后一把撕掉了！

上世紀80年代初，徐遲（右）專程到蘇州東山與仲國鑒討論蘇州園林保護問題

仲國鑒的大兒子說，他家保留了很多父親與這些友人的書寫來往和留念照片，可惜“文革”時怕牽連，全給燒掉了。他拿出一份保存完好的仲國鑒與馮定（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采訪毛澤東時的英文翻譯）的書信原件給我看。“像這樣的資料很少了。”仲力為遺憾道。

“關于‘沙家浜’的原始資料一點也沒有了，‘文革’一開始我父親就把相關的資料全部燒掉了。我記得特別清楚，東西燒了整整一個晚上，我是負責倒灰，用水澆滅了，把煙燼端到很遠的地方倒掉。《蘆蕩火種》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判了，父親從上海的朋友那里知道情況后，立即把相關的資料和與作家、藝術家朋友們的通信基本全都燒掉了……”仲國鑒的大兒子這樣說。

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收藏的仲國鑒從敵人手中繳獲的手槍（復制件）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當年的造反派并不知道已經當了常熟和蘇州“大官”的仲國鑒，在他老家常熟吳市金橋村的老房子里還藏著許多他在五六十年代寫的詩文與紀實類作品，以及個人的一些重要的回憶文章及各種證件。在今天的南京雨花臺烈士紀念館里，還收藏了仲國鑒從敵人手中繳獲的一支手槍（復制件），因為這把手槍后來仲國鑒給了他的上級、抗聯司令任天石（《沙家浜》里的縣委書記原型），任天石后來又將手槍贈還給了仲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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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沙家浜》的產生后來引出不少有趣的事，其實故事最初的來源和創(chuàng)作應該是仲國鑒先生。這一點在我看完常熟和蘇州及南京雨花烈士紀念館的諸多實物后，更加堅信。

仲國鑒生于1922年，從小聰明好學，記憶力超強，有“小秀才”之稱。他從小學醫(yī)，后在家中開設“半半診所”，掛著“國醫(yī)仲國鑒內外科大方脈”牌匾。因他熱心為鄉(xiāng)人服務，故有“濟世小郎中”之尊稱。日本侵華之后的第二年，年方16歲的仲國鑒就懷著一股愛國熱情，參加了常熟人民抗日自衛(wèi)隊（簡稱“民抗”），并奉司令任天石之命，以“半半診所”為掩護，在日軍鼻子底下建立了“民抗”司令部的第一個情報聯絡站。1940年，仲國鑒就在自己的診所內所掛的一面黨旗下，莊嚴地吟讀著寫在處方上的“入黨誓詞”，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此后的仲國鑒，憑借著自己“郎中”身份和“半半診所”作掩護，常坐著一條小船，明為出診和接送病人，實則為組織和地下抗日隊伍傳送秘密情報。在1940年到1945年期間，這條交通線始終是蘇常太一帶新四軍、地下抗日隊伍最為重要的秘密情報渠道，而此時的仲國鑒也在革命隊伍中不斷成長，先后任蘇常太游擊隊伍的特派員，在蘇州城區(qū)以“劉壽華診所”、蘇州郊區(qū)唯亭的“懸珠診所”、昆山新鎮(zhèn)的“阿兆喻內外科診所”等名號，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身為抗日隊伍的警衛(wèi)連指導員的仲國鑒帶領31名游擊隊員在徐市一帶與日軍展開血戰(zhàn)，七天中有6位戰(zhàn)友犧牲，最后仲國鑒帶著隊伍突圍了敵人的“清鄉(xiāng)”。而他的母親，則在家中被敵人殘酷毒打，12歲的胞弟也被敵人扔進糞坑，用假槍斃恐嚇。仲氏家人不畏敵人的強暴，表現出大義凜然之氣。1945年3月，仲國鑒奉命趕回常熟吳市，向正在養(yǎng)病的蘇常太工委書記薛惠民匯報工作，誰知在半途被日偽便衣密探發(fā)現。仲國鑒乘敵人不備之際，將秘藏在火柴盒背后的昆山地下黨名單吞入肚中。落入日軍魔掌后，鬼子對仲國鑒用盡毒刑，企圖讓他交待秘密交通線，可他們根本無法從他身上得到一個有用的字。無奈，日本鬼子將其投入死牢……三個月后，抗戰(zhàn)勝利，奄奄一息的仲國鑒才被組織從死牢中營救出來。

兩個月后，身體仍在傷殘之中的仲國鑒，被任命蘇常太地區(qū)北撤第一大隊大隊長，率領部隊北渡長江，到達蘇北。內戰(zhàn)爆發(fā)后，仲國鑒又受組織指派，潛回江南，擔任沙洲縣委特派員，再次從事秘密工作，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他擔任常熟市委書記兼市長。后調到蘇州地區(qū)任公署辦公室主任和蘇州醫(yī)學專科學校校長等職。“文革”中飽受打擊，其妻——新四軍女戰(zhàn)士、為仲家生下6個孩子的母親徐增，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這是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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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意外的是，仲國鑒這位身居要職的革命老戰(zhàn)士，還是位文學創(chuàng)作者。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工作之余寫下了一批革命斗爭回憶作品。他是蘇州地區(qū)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江蘇省分會中的6名作家之一，其中有陸文夫，而仲國鑒的革命老戰(zhàn)士身份，讓他在蘇州作家中獨其優(yōu)勢，所以他在五六十年代發(fā)表了一系列文學作品，其中在《上海文學》和《萌芽》上就發(fā)表了多篇。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他根據自己在常熟、昆山湖區(qū)抗戰(zhàn)的游擊戰(zhàn)革命經歷，寫成的《虞山常青》，發(fā)表在1958年的《雨花》雜志上。這部作品一經發(fā)表，在江南地區(qū)的文藝界引起很大反響，蘇州評彈團根據仲國鑒以行醫(yī)為掩護、在敵人心臟展開斗爭的傳奇經歷，改編成了長篇評彈《江南紅》，并由著名評彈藝術家金聲伯等5位演員演出。后來蘇州滬劇團團長王又琴和編劇沈華找到仲國鑒，請求同意改編滬劇，即后來有了蘇州滬劇團演出的名劇《特派員》。實際上仲國鑒在《上海文學》上發(fā)表的紀實小說就叫《特派員》。1962年蘇州滬劇《特派員》公演后，市民爭相觀看，常常爆滿。

這場戲引起了上海人民滬劇團的領導和編劇們的關注，于是也有了前面提到的上海文藝界的朋友經常到常熟、蘇州找仲國鑒的往事。而他們中間有好幾位本來就與仲國鑒在革命斗爭中是戰(zhàn)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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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從《虞山常青》《江南紅》《特派員》到《沙家浜》的演變過程，我看到了一份舊報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叫施榕，他當時是蘇州醫(yī)專學校的學生會宣傳部長，仲國鑒當時是該校校長。施文這樣說：

當時我們得知仲國鑒校長是個老革命，19歲就在蘇常太一帶從事地下工作，我們就請他講述革命斗爭歷史，以激勵新一代大學生的成長。當時仲國鑒校長由于在殘酷的斗爭中被敵人用汽油灌肺而得了肺病，喘氣很厲害，說上一、二句話就喘上幾次。他每周六晚上給我們講，第一次他就足足講了二個小時，我們感到很過意不去，商量一個辦法，由我到家（就住在學校內），由他講述一段，我記錄一段……以后仲校長就經常約我由他口述我作記錄，有時我就把錄音機搬到他家，等他在不喘時講些內容，然后我再回去整理。但校長將我整理成文的東西，親自修改、校正后，邀請常熟市（當時是縣制）京劇團排練，于1959年10月1日在蘇州市公演。當時京劇名叫《虞山常青》（常熟市界內有一座山叫虞山）。

1959年后，上海電影制片廠、上海滬劇團以及一些作家都來訪問仲校長。他有時會把我叫去，說明天有某某某要來，你整理一下，一起接待他們，所以我出現接待過好幾次。

上海滬劇團演出的《蘆蕩火種》、蘇州評彈團演出的《江南紅》等都是根據仲國鑒的資料而編排的。有一次仲校長來看我，我說上海演出為什么叫《蘆蕩火種》，我認為叫《虞山常青》為好。校長說，為什么？我說，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時代，現在已到四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們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革命斗爭已是如火如荼，不再是火種問題了。仲校長笑笑說，可能是劇名能夠吸引觀眾吧！

施榕與仲國鑒的這個“爭論”過了多年后的1992年時，他和仲國鑒老樣長再次在學校參加校長慶相遇，他倆再度說起《沙家浜》起名之事。據施榕說，仲國鑒當時這樣跟他說：毛主席在觀看京劇時，指出，不要叫《蘆蕩火種》，還是叫《沙家浜》為好。仲國鑒當時對自己的學生說：毛主席改得好，“沙家浜”反映了抗日游擊斗爭的輝煌業(yè)績，又反映了群眾斗爭的力量，沙家浜河水永遠潺潺而流……

仲國鑒這段話讓他的學生銘記在心。可惜，半年之后，仲國鑒與世長逝。《沙家浜》的創(chuàng)作之源也就成了一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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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作為一個同樣生活在常熟、蘇州這片土地上的一名當代作家，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早已知道了“仲國鑒”、“任天石”、“葉飛”、“譚震林”和“江抗”、“民抗”這些英雄的名字與抗日進步組織。只是沒有想到的是：其中的仲國鑒老英雄竟然還是一名創(chuàng)作成果豐碩的作家，這一點尤其令我感動和欽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在《上海文學》《萌芽》《雨花》等雜志上發(fā)表作品時，我還是個剛出生的小囡囡。由此也特別覺得他的大兒子仲力為先生給我展現他父親留下的那些算起來都在半個多世紀前的珍貴史料時也異常感到珍貴。比如有一張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在1965年6月4日開出一份“介紹信”，令我十分好奇，介紹信這樣說：

蘇州市人民委員會：

    茲介紹我社創(chuàng)作干部王仲富、丁斌曾同志為創(chuàng)作連環(huán)畫“沙家浜”進一步修改加工，前來訪問仲國鑒同志一事。

    請予接洽和大力協助為感。

而這封介紹信，也間接地證明了仲國鑒與《沙家浜》的特殊關系。

在那段抗日戰(zhàn)爭的艱難歲月里，包括我奶奶爺爺和大姑媽在內的廣大蘇南地區(qū)的廣大百姓，他們也曾都是沒有寫入戲中的“阿慶”和“阿慶嫂”，他們與仲國鑒這樣的新四軍與養(yǎng)傷的新四軍傷病員們一起，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軍民抗戰(zhàn)詩篇，將永遠載入偉大民族的抗戰(zhàn)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