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電話那頭問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長江的交界口嗎？那里的水一邊是綠色，一邊是泥土色。他的口氣里有點眼巴巴的渴望，讓我隱隱心痛。去年年底去重慶拍片的時候，我是想好了要帶父母一起重溫一下他們的少兒時代，也給自己一個機會去了解他們。可惜兩個月后他們都住進了醫院，也許九十歲的父親沒有機會再看到故鄉。父親接著說，小時候我媽媽不讓我去江里游泳，我不聽，偷偷去，有時候還在石頭底下摸到螃蟹。我們住在曾家巖，蔣介石也住在曾家巖，他在山頂上，我們在他下面一點。從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親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日軍轟炸下的童年時代里，最快樂的記憶吧。據父親說，他讀的求精中學在抗戰時期一度成了寬仁醫院曾家巖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學校后面。

奶奶爺爺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燒掉了，好在我二孃孃那時在北京航空學院讀書，她帶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來了。我從我堂弟那里得到兩張父親小時候在重慶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階梯上拍的。

趁沒有拍攝通告的一天，我和幾個來重慶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尋找照片里的石階。雖然原求精中學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學校還是同樣的名字，讓我感到親切。可惜整個曾家巖到處都在施工，我們四處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了兩段當年的階梯。走在上面，我想像父親在這里連蹦帶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幾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這些石頭上。江邊有一塊兩三層樓高的巖石，它不知在幾百年前還是幾千年前落到此地。巖石的一邊平直得像一堵墻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在上面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戀人寄語，還有一些精雕細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巖石的另一邊有不少橢圓的自然洞，它們的下面被攀巖的人鑿了幾個擱腳的淺窩。石邊有幾個人正在脫衣服下水，還有幾個人剛游完水上岸，遠處江里也有幾個游水的人。

我腦海里出現了一個七八歲的男孩，瞞著他媽媽到江里游泳的樣子。也許夏天還沒有到，他本來沒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灘上跟小伙伴們玩耍。但是每次來這里，男孩都感到江水的誘惑，似乎下面隱藏著什么秘密，在等待著他去發現。也許這一次他終于無法抵擋這神秘的召喚，便脫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進去。冰涼的江水激他一身雞皮疙瘩，他停了一停后接著往深處走，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遠，沖向下游，岸上的孩子們驚叫起來。等他終于掙扎回岸時，發現已經離伙伴們好幾十米遠了，他爬出水面，凱旋地跑向驚呆了的伙伴們，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從那天開始的。有朝一日他長大成人生兒育女，也會這樣把女兒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滾打。八十多年過去了，那當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蹣跚，神智恍惚。然而江水依舊，它永不迷失地朝著遙遠的東海流淌，幾萬年如一日，將過去、此刻和未來連成一片。

據陳氏家譜和永川縣志記載，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廣填川期間，從湖南移民到重慶地區的。他們按政府規定圈地為家，開墾起因為常年戰亂而荒蕪的土地。19世紀中葉的洋務運動興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業開始發展。重慶—漢口—蘇州的長江航線，是米、布、鹽、棉和洋廣雜貨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慶為紐帶的商業貿易格局。父親的曾祖父陳朝鈺（1852年-1906年）決定改變世代務農的命運，十六歲時毅然離家到重慶一家花紗商號學做生意，學徒期滿后選擇了永川松溉經營起“源順慶”商號。2013年我隨央視《客從何處來》的拍攝，回到了重慶松溉老家。這個明清年代十分興旺的江邊古鎮，隨著公路、鐵路的發達而衰落了。但也正因為衰落，那些古樸的青石板街和木結構建筑仍然保存著，“源順慶”商號的大石匾也還在原來的位置。

到了父親的祖父陳海門（1880年-1950年）那一代，“源順慶”已經是松溉的最大商號之一。我在永川檔案館堆積如山的線裝本縣志里讀到，陳海門先后任鎮商會會長、慈善會會長、精誠中學主任董事、東皇廟會會首等職務，活躍于家鄉社會舞臺，做了大量好事善舉。陳海門在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后，認識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貴來源于知識和教養，而中國社會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識分子。曾祖父陳海門把我爺爺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送到最好的學校，爺爺十八歲從重慶求精中學畢業后，考進了湖南湘雅醫學院。

我在戲里的角色需要講重慶話，那是父親的母語，也是陳家祖祖輩輩的母語。學習臺詞的時候，我耳邊會出現小時候在奶奶爺爺家聽到的常用詞，讓我想到他們。

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爺爺的身世毫無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醫生，非常重視食物，最愛吃的東西是烤鴨屁股。小時候，每個禮拜天是“去奶奶爺爺家”的日子。在那些物資匱乏的日子里，那里豐盛的午餐總是令我無比期待。他們廚房隔壁的小廁所是不許用的, 那是爺爺熏肉的地方。記憶中的他沉默寡言、溫文爾雅，偶爾開口說話時，講的是重慶話。有一次爺爺走丟了，全家人出去找，后來在離菜場不遠的街上看到他抱著一只活鴨，坐在人行道邊。我們意識到，爺爺開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讓他一個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國留學以后，他馬上偷著到銀行取了錢，為我買了一只精致的鏤花金戒指，上面鑲了一塊八角形的紅寶石，可惜它被我在屢次三番的搬家過程中丟失了。爺爺去世的時候, 我正在全世界各地宣傳電影《末代皇帝》, 沒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孃孃跟我說，“我爸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說著她眼眶一紅就說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爺爺家”了，爺爺溫厚善良的臉浮現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我想到“緣分”這個詞。1939年我爺爺所在的寬仁醫院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下，發生了一場毀滅性的火災，之后被遷移到了歌樂山。不久，上海國立醫學院也遷到了歌樂山，隨后我母親也跟她的父母搬到歌樂山生活，并學會了一口流利的重慶話。也許這是上蒼為這對異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機遇？我想像一個晨霧飄逸的早上，父母都背著書包在兩條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過。

這一錯過就是十年。仔細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跡，你的父母如果沒有遇見，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你了。也許對每個人，這都是一件差點兒就可能發生的事吧。

……

（未完，全文見《上海文學》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