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項靜是以一位優秀的文學評論家的身份出現。讀完她第二本小說集《清歌》之后，我發現她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并且充分擁有成為一名更加優秀小說家的能力。《清歌》是由八部中短篇小說構成的故鄉史，作品中的“傅村”是萬千農村的縮影。項靜用融合了小說與散文的筆法及綿密的語法，借由對故鄉人事的回憶與追問，寫出了鄉村農耕社會的日常，那些日常背后的風度、精神、隱秘的情緒以及沉默之處的暗流。

陳濤：首先祝賀你第二部小說集《清歌》出版。與第一部小說集《集散地》相似，這部作品的內容依舊有故鄉人，依然是故鄉事，但是你將它們都匯聚在了“傅村”。對你而言，這兩部作品之間可有什么明顯的不同？你的創作理念是否也有比較大的變化？

項靜：我個人的兩部小說集，第一部其實只有很少部分涉及到鄉村生活，主要是想寫一種流動的過程，就像我從老家到上海一路走來，先經過一兩個小鎮，再經過一些縣城，中等城市，最后到達上海，寫的是發生在這些不同空間中的故事。這些故事寫得時間非常長，從讀書到工作漫長的一段時間中，寫得非常隨意不成系統，也沒有規劃，是在偶然狀態下寫的，有出版社來約稿就出版了。當然依然有“故鄉事”，每一個人都有拖曳著的故事，我們都不是無緣無故成為自己的，小說中的人物也是這樣。寫《清歌》的時候，先是明確要寫一本故鄉書，后來確信是去寫一部關于故鄉的人物故事集，這些人都在一個村莊里生活過，后來四散在中國的大地上。也祝賀你出版了兩部鄉村題材的非虛構作品《山中歲月》《在群山之間》，我讀了以后也深有感觸，好像是從另外的眼光打量自己的生活，寫作的內容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但你走進這個題材的方式跟我不同。

陳濤：我想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應該是與寫作對象的時空距離不同。呈現出來的就是我的個人情緒更多一些，更感性一些，而你面對故鄉的人事由于時空的關系，思考與理性多一些。這可能也跟你的評論思維有關，作為文學評論家轉入小說創作，你覺得有障礙嗎？近些年，我們會看到有很多文學評論家出版了小說集，你如何看待當下文學評論家寫小說的現象？

項靜：同一個時間寫，會有點思維打架，會隔開時間，寫論文的時候不怎么想寫小說的事兒，寫小說的時候也不去想論文的那些問題。剛進大學工作備課壓力特別大，基本沒什么時間寫。我覺得評論家寫小說蠻好的，但不是認為自己寫了小說就可以更理解作家和作品，而是天然覺得小說誰都可以寫，寫作沒有界限，也沒有誰規定我們應該寫什么，寫作對我來講就像打游擊，是殺死時間，也是娛樂。經常有朋友問我這個問題，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對，評論家寫小說，寫詩歌，寫劇本在周圍師友中間并不少見，在我心中，寫作大概是最不問出身的一個行當，有一種自由精神。寫作最重要是有感而發，必須寫下來才完成對自我的責任，你剛開始寫《山中歲月》的時候，有沒有情緒上的轉折，前面你主要也是寫評論和研究文章？

陳濤：我真正寫評論文章是到魯迅文學院工作之后，前期主要是工作性的多，后期所寫的多是給自己很多感觸的作品。李健吾式的文學批評是我一直欣賞并追求的。在這之前我寫散文和小說。《山中歲月》的寫作恰逢我要完成博士論文，它是我論文寫作的調劑與動力，我通過文學創作來舒緩論文寫作帶來的煎熬。通過你的《清歌》，我想到中國近現代以來有過幾次知識分子的返鄉，你認為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界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并處理與鄉村的關系？

項靜：中國一直有城鄉二元化結構，這個結構中產生了無數文學作品，應該是文學對生活的反應，也是文學知識分子處理與鄉村關系的反應。又回到鄉村的知識分子總是向外走的話題，反哺類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存在，但總是少數。這個話題你比我更有體驗，你作為扶貧干部重新走到鄉村去，并且記錄下這個過程中的故事和自己的感受，跟他們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吧？

陳濤：是的，所做的事情大同小異，可能感受的程度不同。不過親身踐行者所起到的作用畢竟有限，更多還要靠文學作品的力量。譬如，在書寫鄉村方面，我們的前輩作家，尤其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跟他們相比，你覺得我們的書寫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有沒有出現一種新鄉土寫作？

項靜：我想過自己離開鄉村的過程，非常自然，小時候天天聽親朋好友們離開的故事，經商的打工的當兵的考學的，只要有辦法的都在往外走。與前輩們相比我這個年齡的外出者沒有那么悲壯，我們鎮中學在縣城是連續多年排名第一的中學，讀中學的時候非常偶然的機會考進了重點班，這個班上的同學前三十名都可以讀重點高中，中間四五十名讀中專，剩下的復讀或者出去打工，打工也是熟門熟路的，有一些接收的工廠。我成績還可以就自然而然讀書出來了，自己要求也不高，從來沒想過讀大學，我一直想讀個中專就完成了我爸爸對我的要求。新的鄉土寫作者們大多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具有短暫的鄉村生活經驗，在改革開放后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體制中成長，經歷了初期“進城”的困難，已經在精神上或者物質上嵌入城市，他們的城市生活時間甚至已經開始超過鄉村生活的時間。作為一代脫離直接鄉村勞作經驗的寫作者，鄉村對于他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是鄉愁還是文學理想的召喚，是自覺還是被迫，需要時間給出答案。他們的鄉土寫作已經開始呈現出樸實化的傾向，陸續卸載上幾代鄉土寫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飛廉、沈書枝、鄧安慶等作家的散文寫作，回到日常生存、鄉村風俗禮儀、人倫風尚的呈現中。童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與鄉村社會有一種天然的情感關系，這個感情很難用一個概念去解釋，所以在專業上比較關注這個題材和領域，以后也希望能夠繼續書寫這個題材。另外，提到鄉村我們都會有一些即刻產生的腦海印象，但實際上鄉村是千姿百態的，我經常聽到師友說，你寫的那種鄉村跟我的不一樣，我們那里不衰敗呀，房子都是新的，人也挺多的，江浙一代富裕的鄉村就更不用說了。我想知道你所認知和看到的鄉村是什么樣子的？

陳濤：我去過全國各地的很多村子，既有傳統村落也有現代鄉村，它們的確是千姿百態，尤其是那些大山深處、海島上的古村落，用外來者的眼光來看，真的是充滿了無窮的魅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我深有體會，這也會體現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不過在我看來，文學作品中的鄉村更多是作為載體出現的，我們所要寫出的還是那種鄉村社會固有的世情百態、鄉俗倫理還有運行邏輯，那個核的東西是不變的。就像有一個作家講到的“聽靈堂上的哭聲就可以辨清誰是媳婦誰是女兒。”在《清歌》中，這點你完成的非常好，你是怎么獲得這些細節的？

項靜：可能跟從小生活在一個小村莊有關系，抬頭不見低頭見，大家比較容易知根知底。我爸爸做過村干部，他經常在家寫材料，尤其是年底各種檢查的時候，就需要沒日沒夜地寫材料，他一個人處理不了那么多材料。就讓我幫忙寫，不光是我，他還付錢雇傭一些高中生來家里填表格。所以我對村里的材料記得特別清楚，1991年的時候我們那里有137口人，32戶。表格需要填充的內容五花八門，比如要寫計劃生育先進個人，助人為樂事跡，五好家庭的故事，村民矛盾調解等，寫材料給出巨大的空白，要有條有理，有故事有升華，那時候還沒學會虛構，就需要知道很多真事兒，填不下去就問問爸爸，有時候他給我詳細說說，大部分時間他比較忙就讓我自己去琢磨。因為知道年年都要幫助爸爸填寫表格，平時就比較注意觀察下村里的人與事。這事兒說起來有點搞笑，好像到近幾年這種繁文縟節才被取消。

陳濤：我們接著回到《清歌》這個作品。今天面對鄉村的時候，從文學的角度看有非虛構與虛構，都有比較受大家認可的作品，在《清歌》中，我看到了虛構與非虛構的交織，我們無法以虛構或者非虛構對這個作品進行單一的定義，所以，你覺得這兩者應該如何打開這個空間？

項靜：我總體是以小說的方式去寫的，有些篇章嘗試過用散文或者非虛構的方式去寫，但好像沒辦法，自己情感上有一點障礙，相比之下我還是更喜歡小說這個形式。小說中也可以使用一種非虛構寫作的手法，是一種虛擬的非虛構。非虛構這種寫作手法一定可以打開很多寫作空間，尤其是對當下的鄉村生活來講，在無法編織進一個故事中去的時候，非虛構有一種實踐精神，能夠留下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場景和記憶。

陳濤：《清歌》營造了一個叫“傅村”的鄉土世界，我讀來非常親切，我甚至覺得你筆下的那些人物都在我的身邊生活著、存在過。在他們當中，你描寫了一些相對特殊的人物，像《清歌》中的劉老師，《宇宙人》中的電影放映員，《三友記》的三位鄉村醫生等等，你為何將關注點放在他們的身上？

項靜：看柳青、趙樹理、路遙等作家的農村題材小說，鄉村生活、人情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總是有一件大事兒，比如入社還是不入社的問題，發家致富的問題，改革的問題，不同階級之間斗爭的問題。今天我們看鄉村生活電影、電視劇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是在看一個跟自己不同的“生活”，沒有對一個大事兒的期待視野。脫貧對國家是一個大事業，但對普通讀者或者觀眾來講，這件事兒跟他們很難建立起共通的感受來，大家不處于同一個問題之中。所以我寫這些人的時候，是做了一個選擇的，就是寫不同人在時間中所遭遇的“命運”，他們的生活受制于村莊這個結構，他們真實地生活在村莊內，但也脫離了村莊，跟普通農民的生活不一樣，有一點在而不屬，由此獲得一種美學的意味。當然也是因為他們有點特殊，比較容易被看見。

陳濤：是的，“命運”才是永恒的存在。我們都知道，鄉鎮、農村有很多尖銳的東西，但你過濾掉了它們，你所展示出來的敘述口氣是平和的，但這背后有一種令人平靜的難過，如同是一種童年的美好在成長中逐一被現實所擊碎的感覺，這讓我在讀你的這些作品的時候需要時不時地停下來調整一下情緒。

項靜：主觀上我不是很想寫這個部分，是因為在上一代作家們的筆下，已經看到過太多這樣的故事，有鄉村權力傾軋，腐敗的，血腥的，也有殘酷的，比如計劃生育的故事，可能是我童年時代最超出日常生活經驗的領域了。一方面看過太多，再去寫一次也不過是重復，另一方面我還沒準備好怎么去表達這部分經驗。比如《三友記》中那個很愛逗孩子玩的醫生，他的這個特質來自于一個基層警察，小時候經常遇到他來家里吃飯，他一方面特別可親可愛，另一方面又很殘暴，后來他處理案件的時候打死了一個犯人而被解職，后來還到外地到處冒充警察行騙等等，這種故事我也見到過不少，但還沒想好如何去寫。

陳濤：讓我們暢想一下，將來城鄉二元化結構如果能夠打破，并形成相對平衡以后，鄉村可能是什么形態的，其文化傳統、價值觀會對構建一個更好的社會提供什么？

項靜：我經常聽到兩種關于鄉土題材的說法，一種是這種老掉牙的東西還在寫，一種是我們當代文學差不多就是鄉土文學。特別自相矛盾，我覺得20世紀90年代以后基本上沒多少鄉土題材的藝術作品，什么時候我們不特別去辯解這些概念，只是去看作家寫的作品好壞的時候，才是文學比較成熟的時刻，也是城鄉二元化結構打破的時候，農村農民農業與其他獲得同等被看待的位置，不需要特別被談論。

鄉土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在中國各種空間里都有影響，目前鄉村與城市已經融合得非常緊密，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城鄉關系相比有了很大改變。我覺得自己現在的寫作仍然是一個記錄者的責任，只是把我記憶中的部分記錄下來。隨著體制上的改變，改革的進行，期待著一個更平等的社會到來。每一個社會空間都有自己的知識分子與記錄者，而不是僅僅被外來者或者返鄉者去記錄，需要有他們自己的聲音，我有篇小說題目叫《本地英雄》，小說寫了一個留在本地的朋友，可能表達的并不充分，真實的想法是寫這種留下來的人，包括知識分子，擁有本地知識和認同的那種人，其實每一個地方都需要本地知識分子。

對談者簡介

陳濤：中國作家網總編輯

項靜，評論家、作家，著有《清歌》《韓少功論》《集散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