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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英國的坦桑尼亞裔作家阿卜杜拉扎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稱他“毫不妥協而且富有同情心地深刻揭示了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身處不同文化和大陸鴻溝之間難民的命運”。選擇這位小說家的背后，是近年歐洲的難民危機。

頒獎詞里的“難民”困擾

英語原文的“影響”一詞選用的是較為中性的“effects”，“鴻溝”是“gulf”（也可以譯成“深淵”或“裂口”，指不同文化、地域之間的巨大差別），“難民”則是“refugees”。最近幾年難民問題讓歐洲一些國家極為棘手：青壯年勞動力是急需的，可是安置難民開支巨大，即便愿意接納，要讓他們充分融入當地社會卻難上加難。古爾納本人也許曾是難民，他的好幾部小說都以動蕩時期的難民、移民為主角，《海邊》（By the Sea, 2001）主人公薩勒·奧馬爾自述，他到英國尋求政治避難。

但是，難民身份也常被誤用、濫用。當上百萬的中東“難民”涌向歐洲的時候，數量同樣可觀的中美洲“難民”也在向北美邁進。歐盟為了避免“人道主義災難”，在各國分攤難民名額時不免出現一些令人尷尬的場景，而原先必不可少的審核程序也不得不暫緩實行。電視上很多難民顯得身體健康，表情輕松，還帶著手機。抵達歐洲時，他們首選目的地是相對而言生活水平較高的德國和北歐，而不是地理位置更近的東南歐國家。難道他們不是為了改善生活條件而冒險嗎？但是經濟移民在歐洲會受到嚴格審查，而難民的身份就容易得到同情。就在諾獎宣布后沒幾天，英國傳來令人痛心的消息：英國下院保守黨議員大衛·艾默斯被刺身亡，嫌犯阿里·哈比·阿里來自索馬里。難民/移民問題的挑戰一時顯得更為嚴峻，英國人及歐洲人也會進一步思考頒獎詞里所說的“鴻溝”的現實含義。

《海邊》與《憶別》

我國的外國文學界很少有人關注用英語創作的古爾納，筆者也不例外，從未讀過他的作品。諾獎評委會宣布結果之前，不少文學愛好者將肯尼亞小說家恩古齊·瓦·提安哥列為熱門候選人之一。

古爾納比提安哥年輕10歲，1948年底出生于非洲大陸東海岸以外的島國桑給巴爾， 母語是斯瓦希里語，1968年憑有效期為一個月的旅游簽證抵達英國。1964年1月桑給巴爾的蘇丹王被推翻，桑給巴爾共和國成立，同年與坦噶尼喀共和國合并，組成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首任總統就是二戰后非洲大名鼎鼎的左翼政治家尼雷爾。古爾納一家在桑給巴爾處于何種社會地位，父母教育背景如何，他們怎樣看待家鄉急劇的社會變革，最近這一個月來還未見媒體談及。其實這方面的信息對于人們理解頒獎詞里的“難民”一詞是不可缺少的。

古爾納到達英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登記修習大學入學考試課程（A-level），后來順利入讀坎特伯雷基督教會學院。這一階段，他護照上想必有了新的身份。年輕的古爾納長途遷徙，坦桑尼亞和英國天差地別，然而他在學業上卻能做到無縫對接，可見他在桑給巴爾的學校所受的英語教育已經給他鋪平了留學英國的道路（斯瓦希里語不是古爾納的寫作用語。現在的斯瓦希里語已由歐洲人以拉丁字母改良，還采用了大量外來詞）。古爾納在歷史名城坎特伯雷那所學院主修英國文學，后在英國定居并結婚，長期執教于坎特伯雷市郊的肯特大學（創建于1964年），擔任英國文學和后殖民文學教授，才從該校退休不久。他年輕時曾短期南下赴非洲教書，一生里大多數時間是在坎特伯雷度過的，可以說已在英國深深扎下根來。肯特大學另一位著名校友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與拉什迪、奈保爾并稱為“后殖民三雄”），他在那里讀本科，專修英國文學和哲學。古爾納曾研究提安哥的作品，撰寫了后者的名作《一粒麥種》（2002年企鵝版，非洲文學系列）的序言。他還編輯了《劍橋薩爾曼·拉什迪指南》（2007），劍橋這套作家研究指南叢書在我國大學英文系學生中是頗受歡迎的。這僅僅是古爾納作為學者所做的專業工作的一部分。他和很多英國當代小說家一樣，教書之余也從事創作，處女作《憶別》（Memory of Departure）1987年問世時他已年近四十，1994年出版的《天堂》（Paradise）曾進入布克獎短名單。可以說，在今年諾貝爾獎宣布之前，古爾納在英國是一位普通作家，假如難民問題沒有困擾歐洲人的良知，他還會繼續自己的平靜生活。

坦桑尼亞和后殖民的挑戰

大概在1964年或1965年，筆者從一期新出的《集郵》雜志讀到了介紹桑給巴爾及坦桑尼亞的文章，印象中桑給巴爾曾被譽為“丁香之國”。坦桑尼亞原稱坦噶尼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曾是德國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期被英國占領，1920年成為英國委任統治地，二戰后改為英國托管地，1962年獨立，改名坦噶尼喀共和國。1964年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成立后，桑給巴爾保有較高程度的自治權。桑給巴爾文化混雜，兩千多年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都在這兒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奴隸販賣現象也早已存在。在歐美，名聲最大的來自桑給巴爾的移民當數在搖滾樂世界長盛不衰的英國皇后樂隊主唱弗萊迪·摩克瑞（1946—1991），他祖上是來自印度的帕西人（與后殖民理論大師霍米·巴巴相同）。我國愛看歐洲足球聯賽的球迷一定熟悉他寫的歌曲《我們是冠軍》。摩克瑞死于絕癥（現在已能夠治療），30年后，另一位英籍桑給巴爾人再度使桑給巴爾和坦桑尼亞揚名。遺憾的是，古爾納會在桑給巴爾（或坦桑尼亞）擁有一批知音嗎？

上述事例說明，所謂的“黑非洲”絕不是本質主義者想象中固定不變的。即便是在坦噶尼喀，幾十年的殖民統治也快速改造了當地文化的本來面目。少年尼雷爾上基督教教會學校時受洗，后去烏干達著名的馬凱雷雷大學（提安哥是該校英文系畢業生）求學，二戰結束那年回國時已改宗天主教，在天主教會辦的圣瑪麗亞學院教書，1949年又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研修經濟學和歷史學，并在英國與來自非洲的民族主義者商討民族解放運動，與此同時還接受了英國費邊式非暴力社會主義思想。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興起時的諸位領導人都有留學歐洲殖民宗主國的經歷，英語、法語或其他歐洲語言變成了他們手中爭取政治權力的有力工具。后殖民批評理論發展過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佛蘭茲·法農（1925—1961）出生于法國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馬提尼克島，參加當地法文高中會考后于1946年赴法國讀大學，他的反殖民思想形成于法國里昂，最終用法語呈現時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

歐洲畢竟是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發源地，來自殖民地的年輕學生受到熏染也很自然。留學生中有些人在獨立后的祖國權重一時，推行的理想主義政策也有料想不到的復雜后果，英籍印度裔作家奈保爾對此深有痛感，《河灣》等作品生動刻畫了一些“半生不熟的社會”在殖民者離去后面臨的窘境。筆者特地在此提及出生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奈保爾，主要是考慮到古爾納和奈保爾上大學之前的經歷十分相像。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也是英聯邦國家，奈保爾在首都西班牙港的女王皇家中學畢業后獲獎學金赴牛津大學留學，從此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

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英國文壇出現一批“憤怒的年輕人”，以約翰·奧斯本、金斯利·艾米斯、哈羅德·品特和約翰·韋恩為代表的作家群體成員是清一色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像奈保爾那樣的移民作家也嶄露頭角。到了80年代，英國作家的族裔色彩就更加豐富了，《逆寫帝國》（1989）和《白色神話》（1990）等著作就描述了原殖民地居民如何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加入創作隊伍，賦予當代英語文學全新的景觀。在這一作家群體中，古爾納并不能歸入第一梯隊，但是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猛然將他置于聚光燈下。

來自“帝國”邊緣的移民作家何以能走向中心

筆者想借此機會強調，殖民體系瓦解后，原宗主國與這些新獨立的國家還是保持著一種特殊關系。英聯邦現在還有五十幾個成員國，每四年舉行一次的英聯邦運動會依然吸引著成員國最優秀的運動員。殖民者離去后遺留下很多與艱巨的現代化轉型不無關聯的制度和機構（即英文所說的institutions），其中包括體育、醫院和各種教育設施。英聯邦成員國學生留學英國可以享受優惠條件，“新興國家”的年輕學子仍然把留學英美作為首選（原法國殖民地的年輕人則去法國）。尼雷爾生前得了重病，還會去倫敦的醫院治療。在政治層面，赴宗主國求學的經歷有可能產生積極效應。印度國父甘地以及后來的尼赫魯和甘地夫人留學英國，他們反而締造了印度。印度繼承了很多前面說到的英國特有的事物，板球成為印度和巴基斯坦最流行的體育運動項目就是一個例證。

在準備這篇文章的過程中，筆者無法獲知古爾納從小到大的經歷。如果他出生時的母語是斯瓦希里語，那么從他開始接受教育的一刻就接觸英語了，他完全是在英語主導的語境中長大的。筆者前年在深圳買到三本倫敦出版的英國年刊《英聯邦和帝國青少年》（Commonwealth and Empire Youth Annual），藍色硬皮封面，每本都有三四百頁，帶大量照片和插圖，設定的讀者應該是英國和英聯邦以及英國海外屬地的中小學生。文章大都屬報告文學，也有純虛構作品，作者的姓名基本上都是盎格魯-撒克遜的，但是內容涉及英聯邦各地的自然環境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國的英語文學研究界大概不會有人去留意這類出版物，其實很可惜。筆者除了想問古爾納年幼時是否見過類似的刊物，還想知道他上的學校使用何種教材以及它們的特點。不過可以猜想，教材大致與大學入學考試配套，英國文學分量較重。

自19世紀以來，英國形成了包容歐洲大陸流亡者、難民的傳統，這些人中不乏作家，比如在1900年左右已經確立了小說家地位的約瑟夫·康拉德。20世紀30年代很多猶太人從歐洲大陸到英國避難，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學派的鼻祖弗洛伊德和198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埃利亞斯·卡內蒂，兩人都是猶太裔。卡內蒂主要以德語創作，雖系英籍，卻被英國文學史排除在外，好在最近出現了一系列他的小說譯本。除了古爾納，目前在英國的少數族裔作家十分活躍，比奈保爾小一輩的本·奧克利來自尼日利亞，他的《饑餓之路》1991年獲布克獎，當時作者才32歲。2008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訪華，與他同行的英國女作家基蘭·德賽（其外婆是德國人）是印度裔，2006年以《繼承失落的人》一書獲得布克獎。她的母親阿妮塔·德賽在印度讀大學本科時主修英國文學，后長期居住在英美，也是頗有知名度的作家。小說《白牙》和《論美》的作者扎迪·史密斯才四十多歲，早在21世紀初就被文學刊物《格蘭塔》視為英國最出色的青年作家之一，她母親是牙買加移民。

說到牙買加，還必須承認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島（包括牙買加）為當代英語文學作出了非凡的貢獻。199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里克·沃爾科特（1930—2017）出生于英國殖民地圣盧西亞，讀中學時就曾發表英語詩歌，1949年得到“殖民地發展與繁榮”的獎學金后入讀位于牙買加的西印度大學莫納校區，主修英國文學。他也是混血（父親英國人），多年在美國大學執教，但是他所受的教育是英式的。古爾納、奈保爾和沃爾科特各具個人特色，但是在有一點上他們是相似的：曾經生活在“帝國”的邊緣，愛上英國文學并成為當代英語文學多樣性的杰出代表。

這篇急就章應該以非裔作家、政治活動家西·萊·羅·詹姆斯（C. L. R. James, 1901-1989）收尾。這位寫作領域的多面手出生于特立尼達，薩伊德和斯圖亞特·霍爾等后殖民批評的奠基人都對他有很高的評價，在英國和整個英聯邦也有眾多仰慕者，但是在我國是受忽略的。他既是泛非運動的先驅，又是板球評論專家。前面已經說過，板球是徹頭徹尾的英國體育項目，參與者那套著裝價格不菲，在英聯邦都很流行。想不到這種外行（如筆者）看起來乏味與漫長成正比的運動竟是西·萊·羅·詹姆斯這位反殖民英雄的最愛。當他和英國人一起神聊板球的時候，英國人怎么會不愿一聽他的政治主張呢？由古爾納獲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牽扯出玄乎的板球來，實在離題萬里。古爾納也留意板球世界杯的賽事嗎？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1月11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