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36歲的瞿秋白面對劊子手黑洞洞的槍口，微微一笑，說：“此地甚好，就在這兒吧！”

當時的《申報》這樣記述瞿秋白就義時刻：“步行中山公園……談笑自如，并唱俄文《國際歌》及《紅軍歌》。歌畢，始緩步赴刑場，手持煙卷，態度鎮靜。乃至刑場，盤坐草地上，尚點頭微笑。俄頃，砰然一聲，飲彈而隕矣。”

瞿秋白的最后職務是：蘇區中央分局宣傳部長、紅色中華通訊社和《紅色中華報》負責人。紅中社，也就是后來的新華社，剛剛過了90歲生日。

提起瞿秋白，人們自然會想起他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指揮黨的三大代表齊唱由他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時的意氣風發；想起他在“八七會議”上受命危急關頭，于白色恐怖之中發出武裝斗爭怒吼時的堅定；想起他在被俘之后，用一篇2萬多的《多余的話》，撞擊自己靈魂時的坦然……還有他面對死亡時的從容。事實上，瞿秋白的報人生涯和新聞歷程，也充滿了傳奇色彩。

唯一采訪過列寧的中國記者

1919年11月1日，一本名叫做《新社會》的旬刊在北京面世，未滿21歲的瞿秋白為主要編輯人。這是中國第一本社會學雜志，也是一本宣傳社會改造的進步刊物。它的發刊開宗明義：“我們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慣改造過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活動；是切實的，一邊啟發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

面對五四運動之后“起翻天巨浪，搖蕩全中國”的社會局勢，瞿秋白以巨大的熱情寫下了一系列促進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的文章。在第四期刊出的《中國的勞動問題？世界的勞動問題？》一文中，瞿秋白尖銳地寫道：“勞動界的不平，完全是資本家的專橫壓迫出來的，資本家要行他的經濟侵略主義，所以要用勞動者來做他的機械。”

1920年4月11日至5月1日，《新社會》連續出版三期“勞動號”，紀念國際勞動節30周年。這樣一本創刊不到半年影響力就遠達四川、兩廣、東北的進步刊物，顯然不為北洋政府所容，僅僅出版了19期就遭停刊。

然而，這次的辦刊經歷和俄文專修館的求學經歷，卻為瞿秋白日后成為中國第一批赴俄記者奠定了基礎。

《晨報》，由梁啟超等人于1916年8月創辦，原名《晨鐘報》。創刊之際，李大釗撰寫了題為《晨鐘之使命》的發刊詞，留下了一段振聾發聵的名言：“《晨鐘》自身無所謂使命也，而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晨鐘》之聲，即青年之舌，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青春中華之克創造與否，當于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青年之克覺醒與否，當于《晨鐘》之壯快與否卜之矣。”1918年9月，《晨鐘報》因刊發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停刊。同年12月更名《晨報》繼續出版，帶有副刊性質的第七版在李大釗主持下，發表了眾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文章。

1920年10月，瞿秋白作為《晨報》特聘記者，踏上了遠赴蘇俄之路。這時的蘇俄正在遭受帝國主義干涉，經濟民生困難，被稱為“餓鄉”。此去蘇俄長路迢迢，親朋好友紛紛勸阻，瞿秋白卻執意通過自己的眼睛，觀察“十月革命”后誕生的這個嶄新國度：“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還在旅途之中，瞿秋白就寫出了20多篇通訊，寄給《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

1921年1月25日，瞿秋白到達莫斯科。3月8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開幕，瞿秋白在《真理報》幫助下，獲準到會采訪。這也是中國記者第一次出現在俄共代表大會上。這時的俄共已經擁有70萬黨員。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克服重重困難、開始煥發出的活力，深深震撼著年輕的瞿秋白。他預言，蘇俄的共產主義已“人間化”，并向全世界輻射，必然影響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中華民族。在長篇通訊《共產主義之人間化——第十次全俄共產黨大會》中，他以詩一般的語言寫道：“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準船舵，前進！前進！”

這篇全景式報道蘇俄革命的通訊長達3萬字，《晨報》連載了27期。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前夕——蘇俄，這個打破了舊時代枷鎖的國家，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大眾所關注。

蘇俄之旅最令瞿秋白難忘的，是與革命導師列寧的近距離接觸。1921年7月6日，在共產國際“三大”會場，瞿秋白見到了列寧。會議間隙，瞿秋白在走廊上追上列寧采訪，簡短交談之后，繁忙的列寧建議瞿秋白找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參考。在報道共產國際“三大”時，瞿秋白這樣描述：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演說時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態度，而是一種誠摯果毅的政治家姿態流露于自然之中。每逢列寧演說，臺前擁擠不堪，椅上、桌上都站著人。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身影投射在共產國際“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題詞上，“列寧的演說往往被霹靂般的鼓掌聲所淹沒”。

4個月后，“十月革命”四周年。正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工廠參加工人集會的瞿秋白，又一次見到了列寧。他寫道：“無意之中，忽然見到列寧立登演壇。全會場都擁擠簇動。幾分鐘間，好像是奇愕不勝，寂然一晌，后來突然萬歲聲，鼓掌聲，震天動地……”

兩年蘇俄之行，瞿秋白深入考察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問題，撰寫出60多篇通訊和調查報告，寫下了《餓鄉紀程》《赤都心史》2部散文集。僅《晨報》開辟的“莫斯科通信”專欄，就報發了16萬字的報道。在這期間，瞿秋白還兼任了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的政治理論課翻譯，同時講授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課程。成立于1921年5月的東方大學，全稱為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斯大林擔任名譽校長。第一批中國學員，包括后來黨的七大“五大書記”中的劉少奇、任弼時。

1921年5月，經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書記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轉為正式黨員，從一位進步記者變成了堅定的革命者。

主辦中國共產黨第一份日報

1922年11月，陳獨秀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瞿秋白擔任翻譯。這時的瞿秋白，已經顯露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深厚功底。陳獨秀力邀瞿秋白回國加強黨的理論宣傳。

1923年6月15日，復刊后的《新青年》改為季刊，成為中共中央正式理論性機關刊物。瞿秋白將其編成了“共產國際”專號，封面和刊名均由他設計和題寫。當年７月１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前鋒》創刊，瞿秋白又接連撰寫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之各種方式》《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等重要文章。那是瞿秋白最為忙碌的日子，除了主編《新青年》和《前鋒》兩本雜志，還撰寫了一系列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面的文章。也是在這一年，于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又擔任了上大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這是一所國共兩黨共同舉辦、共產黨人主持的新型大學，宗旨是“養成建國人才，促進文化事業”。后來，與瞿秋白并稱“常州三杰”的張太雷、惲代英也先后到上大任教。三位年輕的共產黨人共同啟發和帶動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上海大學也被稱為“共產黨的宣傳中心”。瞿秋白的《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社會科學概論》和《現代民族問題》等著作就成于這一時期。著名戲劇家陽翰笙回憶：“瞿秋白講《社會學》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

當年5月30日，帝國主義警察在上海公共租界開槍屠殺游行群眾，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6月4日，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在空前高漲的反帝愛國民族解放運動中誕生。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份日報，四開一張，瞿秋白親自題寫報頭，幾乎每期都有他撰寫的文章。一時間，《熱血日報》成為揭露帝國主義暴行，凝聚愛國士氣，傳播國際無產階級支持中國人民消息的輿論陣地。不到兩周時間，《熱血日報》發行量就突破了3萬份，極大震動了反動軍閥統治者。6月28日，出版24期的《熱血日報》被迫停刊，但它的影響卻至為深遠，成為“中國共產黨辦報史上一次偉大的成功”。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6天之后，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上，瞿秋白進入中央政治局。3個月之后，28歲的瞿秋白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論斷：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1927年7月18日，出版了201期的《向導》被迫停刊。10月2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上海創辦新的綜合性中央機關刊物，“當做工農群眾革命行動的前鋒”，定名為《布爾塞維克》。兩天后，《布爾塞維克》正式創刊發行。報人出身的瞿秋白，對大革命失敗后新創辦的這一黨刊傾注了大量心血，親自擔任編委會主任兼總編輯。在《布爾塞維克》發刊詞中，瞿秋白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已經“背棄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現在“民眾多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民眾，壓迫革命思想，維持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票紊亂金融，延長亂禍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

《布爾塞維克》編委會聚集了3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5位政治局候補委員：鄧中夏、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還有秋收起義后率部挺進井岡山的毛澤東。

宣傳武裝暴動、武裝割據，喚起工農千百萬，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成為《布爾塞維克》的重要內容。瞿秋白等撰文論述武裝斗爭的現實意義和勝利前景，指出“工農武裝暴動是工農群眾的斗爭，是要積極建立工農的政權之斗爭”。創刊號刊發的《八一革命之意義與葉賀軍隊之失敗》一文，高度稱贊南昌起義“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事件，是偉大革命史上的最光榮的一頁”。1927年12月12日，瞿秋白的入黨介紹人張太雷領導發動廣州起義，成立中國第一個城市蘇維埃政權--廣州蘇維埃政府。《布爾塞維克》連續出版三期特刊，報道起義經過，歌頌革命精神，總結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這次城市暴動的經驗與教訓。對于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和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斗爭，《布爾塞維克》給予了極大關注。在《浙南、浙東、贛西革命勢力擴展》《一個月來各地革命形勢》等文章中，詳細介紹了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部隊在湘贛邊界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農政權的情況，和“朱毛”會師后紅軍迅速發展壯大的情況。

誕生在白色恐怖下的《布爾塞維克》，激勵著處于革命低潮的共產黨人。毛澤東曾致函中央，要求寄送《布爾塞維克》等書報。他在信中寫道：“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布爾塞維克》《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另請購書一批……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

最早向國際社會介紹毛澤東

1930年1月，《共產國際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發題為《中國的蘇維埃革命》的文章，介紹了中國國內的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9個工農蘇維埃區域。文章指出，這些區域的武裝斗爭，對中國反動派是極大的打擊，對中國人民是極大的振奮和鼓舞，以至于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工人農民高呼：“中國的蘇維埃萬歲！”“毛澤東紅軍萬歲！”

文章的作者，就是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瞿秋白。在莫斯科出版的《共產國際月刊》，為共產國際機關刊物。最初用俄、德、法、英四種字出版，后來還出版過中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列寧曾為創刊號寫下了《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瞿秋白這篇文章的發表，不僅喊出了“毛澤東紅軍萬歲”，還意味著通過多語種的《共產國際月刊》，把毛澤東介紹給了世界。

瞿秋白與毛澤東相識于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黨的三大。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毛澤東在會上鮮明強調了農民革命運動的重要性，作為三大黨綱起草人的瞿秋白則將農民運動問題寫進了黨綱草案，支持毛澤東的觀點。兩人一見如故，由此引為知己。

半年之后，兩人又一同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瞿秋白參與了國民黨一大宣言草案的起草。毛澤東則在第二年籌備國民黨二大期間，參與了《農民問題決議案》的修改。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歷時32天，行程700公里，實地考察了湘潭等湖南5個縣的農民運動。2月16日，回到武漢的毛澤東致信中央，提出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已經不是宣傳而是應立即實行的問題。在信的末尾，毛澤東說，“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處（指中央）察核，并登導報（《向導》）”。

3月12日，《向導》發表了毛澤東《湖南農村運動考察報告》部分內容，引起共產國際的注意。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月刊》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轉載了《向導》刊載的部分。這是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毛澤東文章。英文版編者按指出：“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

然而，就是這樣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只在《向導》第191期刊出一部分后，便被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長彭述之因有損與國民黨合作為由停發了。瞿秋白找到彭述之要求繼續刊登，遭到拒絕。

“我贊成毛澤東這篇文章的全部觀點。這樣的文章都不敢登，還革什么命？”一氣之下，瞿秋白決定為毛澤東這一文章出版單行本。1927年4月1日夜，在漢口英租界輔義里27號，瞿秋白為《湖南農村運動考察報告》寫下熱情洋溢的序言：“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也是在這篇序言中，瞿秋白稱毛澤東為“農民運動的王”，建議“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不久之后，正在武昌養病的毛澤東收到了一份意外禮物，這就是由漢口長江書店出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單行本。

作為志同道合的戰友，毛澤東欣賞儒雅博學的瞿秋白，瞿秋白尊重深入實際的毛澤東。“八七會議”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首先就提議毛澤東到上海中央工作。心中早有主意的毛澤東說：“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愿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湖南省委也寫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湘領導武裝斗爭。就這樣，毛澤東被中央派往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取代了報人出身的瞿秋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身在國外的瞿秋白依然關注著毛澤東和征戰在深山中的紅軍。1929年7月，他從《申報》上看到游擊贛南、閩西的“朱毛”隊伍占領了長汀、東固、龍巖、永定等縣的消息，隨后在《軍閥混戰和汪精衛》一文中，贊頌“朱毛”紅軍的發展：“朱、毛的游擊隊等，在去年六七月間在湖南江西邊界有一定時期的發展，今年三四月間在江西福建湖南廣東邊境又有一次的擴大勢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報》又記載朱、毛占領好些縣份。”

1930年8月，被撤銷駐共產國際職務的瞿秋白回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又被王明等人解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奉命從上海來到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此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就是已經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當時，蔣介石調集百萬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最大規模的“圍剿”。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的左傾主義領導者，盲目教條地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與擁有飛機大炮的國民黨軍硬碰硬，結果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敗涂地，不得不踏上長征之路。

這時的瞿秋白患有嚴重的肺結核。長征之前，得知瞿秋白被留在蘇區，毛澤東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瞿秋白長征，均被拒絕。對于身體虛弱的瞿秋白，留下幾乎意味著死亡，但瞿秋白選擇了服從。中央紅軍出發那天，他把自己的良馬交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第二天，當陳毅派馬要他去追長征隊伍時，他凄然一笑：“我服從組織的命令。”

服從命令的瞿秋白，領導留在蘇區的《紅色中華》報人，在越來越小的根據地，繼續出版了24期報紙。最后一期的出版時間是：1935年1月21日。

2月24日，瞿秋白在突圍中不幸被俘。6月18日，英勇就義。是時，在遵義會議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澤東，已經帶領長征大軍翻過了茫茫雪山……

抗戰爆發后，有人向毛澤東講述了瞿秋白殉難的悲壯情形。毛澤東痛心地感慨：“如果秋白不犧牲，現在來領導延安的文藝工作多好。”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當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在天安門城樓上用俄文播報了這一消息。

1950年3月，瞿獨伊與丈夫前赴蘇聯，創建新華社莫斯科分社——那是她的父親瞿秋白，30年前曾經走過的足跡……

（作者為知名記者、資深電視人、新媒體專家，第六屆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