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桑田日暖》 王棵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桑田日暖》出版后，我才去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我是在寫了快二十年小說的時候，才開始寫這部關于故鄉的長篇小說呢？

我當然寫過幾篇關于故鄉的中短篇小說，可長篇和中短篇不太一樣。在更易被人推崇的認知體系里，長篇代表著一種更大的志向。為什么在如此長的時間里，我對故鄉有此等輕慢？是我的認知體系過于別出心裁？是我從來沒有樹立過大的文學志向？是我不信任自己的故鄉，覺得它難堪大任？可常識難道不應該是：故鄉是作家們的首席文學沃土，它更有能力幫作家兌現文學志向嗎？

捫心自問，這問題好回答。在成為作家的早期和中期，我沒有利用故鄉去制造一個大部頭，既是出于對這個選題的珍視，也是出于對個人文學生命力的高估，覺得自己的作家人生還長，需留些壓箱底的選題，等自己對文學和人生的認識再深廣些時，再大事大辦。現在想來，就覺得人世艱辛，如我這等庸常之輩，竟敢對自己的文學事業有這種深謀遠慮，實在是“才疏志大不自量，東家西家笑我狂”的最佳詮釋。

真正決定用長篇小說的體例去觸碰故鄉這一文學命題時，已經到了不會自尋煩惱的年紀，當然不會逼迫我親愛的故鄉去我的文學事業上擔負任何重任。然而凡事皆有原因，況且長篇創作終究是嘔心瀝血的長途奔襲，作家輕易不會讓自己沖出跑道。到底是什么樣的動機，助燃了我的這場寫作？現在我來試著梳理此間的心聲。

我的故鄉抑或家鄉，在長江下游的江海平原上，這是一處被長江和黃海三面環繞的沖積平原地區，我出生于這沖積平原里一個叫王家園的自然村落，村中三十幾戶家庭只有一戶不姓王。王家園周邊有李家園、徐家園之類同樣小巧的諸多自然村落，它們的建村時間都不超過四百年——這些村子所在之處成陸時間不長。

王家園是沒有家譜的。顯然不是一直沒有，是遺落了，因我這個輩分上的村中王姓子孫，還擁有“進”字的擬名規定，這規定必然來自于家譜。出生于一個失去家譜的村子，對一個比常人心思繁多的作家來說，多少是樁傷心事。在我成為作家后，這種憂傷一直陪伴著我。

時間走到這個世紀后不久，我們那里出現了一樁有意思的事。當然，在新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這是樁平常事。我說“有意思”，是我比對各種文學元素，覺得它能達到“有意思”的標準。

話說，近二十年里，我們那兒的村子接連拆遷，速度很快。大概十二三年前，來自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都表明，王家園及周邊村落馬上就要拆掉。人們做著各種各樣的準備，將嫁出去的女兒戶籍遷回來、提前腹剖生下孩子、偷偷將自家的茅房擴大、在房前屋后栽下果樹，可十幾年后的今天，真正的拆遷始終沒有到來。做著馬上拆遷心理準備的同時，卻遲遲等不來拆遷，這種過于隆重的懸而難決，多少會影響人們的生活，就好像一個人知道夜里樓上一定會傳來高跟鞋蹬踏地面的聲音，但等了十幾年，隱匿在頭頂上的腳步聲依然沒有出現，怎叫人能夠安眠？比如我的父母，我寄錢回去讓他們換掉那張睡起來很不舒服的床，他們總會說，拆遷的時候搬起來麻煩，先不換了。他們第一次說這話時七十出頭，現在已八十開外。政府后來倒是出了新規：想拆遷的可以打申請報告，奈何“故土難離”，絕大多數村民不會主動申請拆遷。拆遷終究還是作為一場終將去應付的盛事，在村人心中懸置。我這里無意談及與拆遷有關的民生問題，我想談及的，是這件事的長期懸而不決給我帶來的感傷。這是私人化的感受或體驗。文學作品從來都是作為作家的私人事件醞釀和誕生，接著才有可能成為公共事件。

我想說：不得已觀看著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拆遷運動前的漫長序幕，讓我這個“少小離家”的人心中本就多于常人的鄉愁變得越來越濃郁了。就好比，一次本來只有一個小時的手術，作為病員的家屬，我居然要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里觀看護士整理手術臺、醫生清潔手術刀的過程，我心中本就隱藏著的對這場手術的恐懼，一五一十地被激發出來了。鄉愁本就是恐懼的一種。

這十余年來很多次，當我回到王家園，或與家鄉親人在電話中交談，對王家園的眷戀和憐惜，都會在瞬間堵塞住我的心。這種堵塞終究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前年春天，我的伯父去世，在接到唁電的電話里，我與父母談論起村里近年去世的一個個同族中人，我忽然就覺得，我應盡快去寫一寫王家園。這個丟失了家譜、說消失就會消失的小村，終將被時間遺忘，但也許我的書寫，可以讓這種遺忘來得慢一些。

盡管我知道，我的這個想法里彌漫著文學人的天真——作為一個作家，可以努力往他人心中推送記憶，但能夠真的在他人心中留下某種記憶印記，對我這種“中年普通”型的作家來說，如同癡人說夢。

話雖如此，作為一個卑微的人，試一試為自己的村子做點什么，又能失去什么呢？

卑微的人有時也會猶豫不決。當我在前年春天寫下開篇一萬字時，我還是對這次寫作產生了懷疑，遂擱置。兩個月后一個中午，我到小區旁的街上與一位故人相聚，我們要了一盆水煮魚，才吃了一口魚我頭痛起來。我從沒像那天那樣被頭痛癥那樣困擾過。不久后一個晚上，我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長夢：在王家園后方的徐家園路上，我碰到了我英年早逝的小堂兄，他說已不認識回家的路，讓我領他回家。我們花了大半夜時間，慢慢回到了王家園。我是無神論者，不會覺得我的頭痛和那個夢代表著死者對生者的期許，但我意識到，在我心中，我已把為王家園寫一本書當成使命。接下來，我堅定地、一氣呵成地寫完了《桑田日暖》。

我記得在構思《桑田日暖》前，我想寫的三部曲，第一部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第二部是九十年代，第三部是新世紀后，每一部的時間都濃縮在一個較短時間里，如：《桑田日暖》的時間集中在八十年代某個片段，我覺得濃縮的時間便于我將時光定格，精雕細琢。

我很清醒地知道我這三部小說統一于怎樣的表達。我寫過一首小詩：

生命走向虛無之境

曠野上總有星光不滅

星光來自逝去事物的饋贈

讓后來者洞見

許多個永恒到來的剎那

我其實并不確定第二、三部能否真的誕生。當我想到這個世界也許并不需要它們，只有我自己需要它們時，我會感到羞恥。這羞恥一再拽著我不讓它們上路。我寫《桑田日暖》時就一再感到這種羞恥，它令我時常心生悲愴之感，有朋友說能從《桑田日暖》里讀到悲愴，原因部分來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