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要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首先須建立在講真話的基礎之上，這是文學批評的初心。如魯迅先生所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敢說真話、敢于批評，才能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否則，文學批評對文學的發展就很可能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對于作家而言，只有經受說真話的批評的切磋琢磨，才能夠有助于他們獲得更加清晰的認知，從而取得藝術創作上的不斷精進。而對于廣大讀者而言，說真話的批評才有公信力，才能夠有助于他們發現美的作品和作品之美。修辭立誠，說真話，作為文學批評的初心與宗旨，一定要得到踐行。如果不說真話、不敢說真話，則文學批評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

說真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能做到“說真話”的批評并不多見。今天的文學批評屢屢遭遇公信力危機，問題也正從這里開始。尤其是針對當代作家作品的文學批評，因為關系到作家的人情或臉面，常常避免不了有許多外在的壓力和誘惑。為了批評而批評，甚至無視作品的客觀實際，放棄說真話，而去吹捧造勢，這樣的文學批評自然失信于廣大讀者。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從批評中看不到真實的反饋和評價，文學批評就談不上“壞處說壞，好處說好”，而是淪為軟文一般。

批評家首先是普通讀者，表達自己對作品的真實感受和判斷，既是勇氣也是尊嚴。《文心雕龍》說“良書盈篋，妙鑒乃訂”，表彰推薦好的作品，解讀其優長，闡釋其意義空間，坦陳其缺憾與不足，均為批評家之本職，文學批評的真知灼見也正在于此。“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批評家在作家的創作中尋找知音，對作家來說也許正是一樣。當然，批評家難免各有偏好，因此文學批評的意見不必一致，感受不用劃一。批評也是一種創作，惟有說真話，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才能創作出直抵人心的文學批評之作，有助于推動形成健康的文學生態。否則，亂罵與亂捧、表揚和自我表揚相結合等亂象便會層出不窮。

批評家又是專業讀者，文學批評之所以不同于讀后感，就在于真正的文學批評往往為一個時代的審美機制代言，它既幫助作家總結創作得失、厘清創作思路、校正創作方向，更幫助大眾和讀者認識一個時代文學的價值應該在哪里，并把這種價值發掘和闡釋出來。批評的力量就在于它實事求是的求真品格。批評家的感受和判斷建立在專業知識和審美眼光的基礎之上，是在寬闊的視野和深入的研究中不斷獲得拓展的思想成果。賀拉斯把批評比作“磨刀石”，雖然不能直接切割東西，但可以使刀更鋒利，使藝術創作更成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文學批評是文學的方向盤，是引領一個時代文學風尚的利器。比如19世紀別林斯基的文學批評密切聯系俄國社會現實和文藝現實，總結俄國文學的創作經驗，對于俄國文學理論，甚至是世界文學理論，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五四新文學以來，許多作家作品都在向我們印證著批評與創作良性互動之于文學發展的重要意義。越是思潮涌動、眾聲喧嘩，越需要文學批評敢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表明立場；越是紛繁復雜、標準混淆，越需要文學批評敢于說真話、亮出真態度。

說真話，還需要把真話講好。文學批評同樣需要“了解之同情”，只有這樣，批評家才能對作家的創作甘苦感同身受，同時在閱讀、闡釋、分析的過程中，完成獨立的審美創造。換句話說，如果批評家不滿足于僅僅對具體作品或創作現象發表評論，不滿足做創作者的附屬品或“寄生物”，而是想自覺地通過文學批評發表創造性意見，那么就尤其需要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真實精神碰撞。這樣的精神碰撞是文學批評最根本的動力，也只有這樣相互砥礪，批評才有可能與創作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循環。

文學批評面對的不僅是單一的文本，也是豐富多彩的世界。何況“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作家以創作表達對生活的態度和看法，作品中隱藏的東西，要靠讀者的閱讀去發現，批評家則借助作家創作的作品，結合個人經驗和自身感受，去解讀生活本身和我們所處的時代。隨著社會風尚、時代趣味的不斷變化，文學批評的倫理、邊界、形態，同樣在不斷發生變化，但任何時候，說真話都是批評最為重要的倫理，事關評論作品能否獲得留得下來的生命力。無論是別林斯基之于果戈里，還是金圣嘆之于《水滸傳》，抑或當今自媒體平臺上的“六神磊磊讀金庸”，都為我們提供了不同面向、不同形態的批評范例。我們相信，只有說真話，把真話講好，文學批評才能走上一條有效引領創作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