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退休手續去單位人事處簽字時，經辦人問：你有沒有漏寫了什么？某某年到某某年大學在讀，某某年畢業到福建文學雜志社迄今。我第一次看到這么簡單的履歷表。

這是事實呀！我也沒給自己規劃過人生，寸步不移，要一輩子當編輯。常言講：樹挪死人挪活。多年以后，慶幸還活得好好的。私底下我開過玩笑：敝人在《福建文學》臥底三十八年。其間的人和事，還有刊物情狀，真的看得很明白。

第一次寫這樣的回憶性文章，梳理一遍下來，還是被編輯部早年的集體溫馨與個人激情感染了，特別是那火熱的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初，那是怎樣的一種文學氣氛！《福建文學》前身《福建文藝》推出舒婷新詩討論，引起萬眾矚目，發行十萬份的熱度還伸手可感。分配到《福建文學》，在我就讀大學的中文系，那是一個金字塔頂端的存在。1981年改刊名后，《福建文學》一家伙進了三位大學生，因為三人名字里都有一個“jiàn”，主編們對外介紹為“三劍客”。看得出，他們對年輕人充實到編輯部的一種欣喜，說得高遠點，這是一種編輯隊伍的梯隊建設。

進《福建文學》伊始，戰戰兢兢，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感受。孫紹振老師告誡我：少說話多干事。小說散文組組長張是廉是手把手帶我的師傅，他專門給我介紹編輯部各位大神的為人品性，看稿注意什么，如何應對形形色色的作者，等等。里里外外都當那么一回事，小心翼翼的。

當年編輯分地區看稿，全省七個地區兩個市，加上外省和部隊系統，安排給我練手的只能是小說作者貧瘠的不毛之地。那年月，出人頭地的機會少得可憐，文學顯得異常神奇，八分錢郵票貼上寄出去，過一段可能就出名了?，F實也確實如此，在《福建文學》發表一篇小說后，勤務兵變宣傳干事，工人、農民調入文化館、報社的大有人在，寫作改變人生命運屬于常態。

那時，國人的文學熱情仿佛今天父母送孩子到各種培訓學校一樣高漲，自發來稿以麻袋計。案頭稿件總是退潮又漲潮，編輯們就是愚公，終日挖山不止、閱稿不斷。我做過統計，中稿率千分之一。我經手編發的第一篇小說稿來自壽寧，作者把鄉村生活描寫得繪聲繪色，起步不凡。素不相識的人，你在一堆來稿里剔出他，還把作品印成了鉛字，心里會產生一種莫名快感，便染上了編輯的癮頭。幾年后，他和我斷了通信聯系，咨詢他人，方知其染疾早逝。迄今想起，心里還有隱約痛感。

每位編輯都有一本規范的登記簿，來稿時間、篇名、作者和地址要逐一記下。盡量都寫退稿信，這樣的工作狀態久了，給朋友寫信，龍飛鳳舞的，大家笑稱用的是編輯筆法，頗似當下三甲醫院主治醫生開的藥方。公事公辦的退稿簽盡量少用，冷冰冰不說，還吃力不討好。常常是幾個月后，作者來電話查詢，你不得不去翻查登記簿，從成堆的棄稿里找出來，再重溫一遍，理出此前已經得出的結論，寫一遍退稿信寄回原址。

剛進編輯部，經常無稿可編。主編們看過直接寄給他們的小說稿，達到發表水平的，會轉我處理。記得有一篇福清來稿，寫鄉村生活，立意不錯，但通篇文縐縐的學生腔，被我用紅筆編花了，只得重抄一稿交印刷廠排版。很多時候，大家都是這樣工作的。不是編輯們愛顯擺，而是當年福建小說基礎太弱了。多年以后，搬辦公室，又看到原稿，稿紙發脆，揉成一窩碎片進了廢紙簍。此前，潛意識里也許還曾夢想過以之當軍功章，掛在自己編輯生涯的某一截時段里。

選中稿子被槍斃次數多了，年輕編輯都比較郁悶。我們的心氣在大辦公室乒乓球桌上找回平衡。每天上午伏案到十點左右，是編輯們活動身體時間。遇上主編們上臺，我們前調后推，他們跑不贏還失分。有時連發兩個下旋讓回球下網，然后來一個上旋，球被高高挑起，迅疾上網躍起，在球的下落中，拍面一觸，過網球在桌面嗒嗒地輕跳，退守遠臺的主編們原地碎步，眼睜睜看著球落地，鞭長莫及。在大家愉快的笑聲里，什么都扯平了。

20世紀80年代初，文藝思想解放浪潮席卷全國，歐美各種文藝流派非常時髦。記得一位女作者，人長得漂亮，心氣也比較高，與之談稿子，編輯若沒談到點子，她只瞥一眼就會讓人赧顏。那意思是這你也看不懂，觀點太陳舊啦。她的一篇以意識流寫情緒的小說，主編們審后通不過，處理退稿時老編輯都退避三舍。這時領導發話了，叫我去談。新來大學生接受過現代文學教育，談起來會更準確到位。作者是編輯部的衣食父母，編輯部處理與作者的關系，從來都是持謹慎態度。

一年后，我見異思遷了，對組長發牢騷：分一個好地區讓我負責，一定給你編出好稿來。后來調整時，便把部隊系統劃給我。我翻閱了那一兩年的《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凡部隊系統被選中的小說作者全看一遍，分析作品特點，以博得認同。然后寄出六七封熱情洋溢的約稿信，果然組到三四篇小說稿。其中，北京空軍專業作家權延赤的中篇小說《紅樓軼事》發了頭條，當年還被評為《福建文學》的優秀作品。

這里有一件事得說，本省部隊有位老作者提意見了：部隊的稿，憑什么讓一個小年輕看？也太不重視了。他寫過什么東西？

這是當年的氛圍，我們幾個新來的大學生，有人頭腦活絡、長于交際，但不擅長創作文學作品，想打擊他時就說：你搞貿易肯定賺大錢。只一句話，便講得他垂頭喪氣，驕傲不起來了。

在大學時，我只在省級報刊發表過兩組散文詩，豆腐塊的樣子。那人的話很刺激我，開始憋著一股氣寫小說，把它變成一種當好編輯的動力。那幾年，我幾乎一年發表四五個中短篇小說，與人合作出版了兩部歷史長篇小說，外加一本散文集。后來還寫過一部長篇小說，經朋友推薦，河南中原農民出版社要出版。當年心氣很高，“農民”不好聽，不干，轉投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半年后退稿，終成一堆廢紙。依靠這一點個人成果與那些重點作者勉強平等對話，在職務魅力外獲得了話語權。這是一位年輕編輯成長的必需進程。

那些年，編輯部很注重在作者中的口碑，要求編輯工作認真細致到位。來稿里時常出現把中間某頁稿紙用一滴膠水黏起，或夾一根頭發絲什么的。故此，無論品質優劣，都得把稿子逐頁讀一遍。倘若沒有把這些小伎倆工兵排雷似的處理妥帖，主編可能會接到投訴電話，甚至外部傳得沸沸揚揚，某編輯沒把稿子看完就提意見退稿。當年流傳一個經典段子，國外編輯接到這樣的投訴后，坦率地告訴作者：一顆臭蛋，我咬一口已經知道了，干嗎非要把它吃完！這成了我們職業的護身符。其實，單一工種干久了，誰不會熟能生巧？就像有一年的北京勞模，在百貨商店干了一輩子營業員，顧客要一斤大白兔奶糖，她一把抓下去，一顆不多也不少。那時基本沒有打印稿，都是手寫，看來稿信封觀筆跡，再翻開稿子的第一頁，題目、字跡、行文，甚至只需觀蛋形，已經分辨出它的優與劣。

編輯干了一輩子，我敢說，沒有一篇達到《福建文學》發表水平的小說自發來稿在我手里漏過。對那些重點作者，大家則希望在一個時期里，他或她有令人欣喜的進展。這話對編輯部全體同人一樣有效。因為當年閩地小說隊伍薄弱，大家總會把作者的優點放大來看，發現苗頭便長期跟蹤，唯恐自己成了一片灰云，遮擋住一顆新星的閃光。

特別佩服老編輯。記得一件事，坐在我邊上的老莊，某天把看了一半的小說稿遞給我，那是一段寫主人公翻開木箱、一窩蟑螂亂竄的情形。他說，寫得非常精彩，基本判斷是抄的。事后，他照著篇末的電話找到本人，與之聊創作談體會，把對方問到漏洞百出，最后坦承抄襲出處。好編輯都修煉有這樣的職業敏銳，埋汰好稿都難。

也會出現所謂“事故”。有一回，遲我一年進編輯部的小廖，把某位外省名家的小說稿給退了。平時大家關系挺好，經常聚在一起，談起小說小廖頭頭是道，只能說他處理小說稿自有一套。事后，他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他的小說《無尾豬軼事》發表于名刊，著名作家王蒙還為之寫過評論。

其實，一些退稿，在其他期刊上亮相，也不能籠統視為《福建文學》漏選，各家期刊有各自的要求。但若在名刊上發表，我們應該也得檢討一番。選稿是一把雙面刃，有的時候，得視人而言，視情而論，松緊有度。

《福建文學》希望本省作者第一篇作品都先在本刊發表，從這里再走向全國。當年，本省少見一出手就讓人驚艷的小說橫空出世。土地貧瘠，我們沒有選擇國花栽培的理由，所謂期刊風格更無從說起。編輯部向來奉行相對的好稿主義，發現新人力推，老作者一時突破不了，一年里也會給點機會，鼓勵他們堅持下去，便有了長成參天大樹的可能。當下福建的某些小說大腕便是這樣一步步茁壯起來的。

什么是好稿主義呢？小說不像詩歌和散文，到了一定層次，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小說由故事、場景、細節和人物構成，當然還有敘述語調，即便你不喜歡這類寫法，它都實實在在地存在，分量擺在那，能稱斤掂兩的，無法屏蔽。

當年的文聯機構遠沒有今天這么龐大，《福建文學》包攬了現在作協、文學院、理論室的很多職能，不僅僅就稿談稿。對重點作者而言，即便不寫評論，也要把他的全部作品看一遍，并與之溝通，知曉其人生經歷、閱讀興趣、文學創作感悟等，一起探討解決方案，進行文學突圍。

當年那些寫小說的作者都叫我老陳，一個二十出頭的老陳。如今細想，沒被稱呼成老師是一種榮幸，我成了他們無話不談的朋友。所做的工作就是像一個標準編輯那樣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是編輯部的優良傳統，除了看稿提修改建議，拱手捧出自己積累的生活細節和重取題目均屬家常便飯。

為了掌握作者創作動態，編輯們經常下基層組稿。記得進編輯部第二年，我和另一位“劍客”林建法出差，在南靖豐田華僑農場找到一個叫海迪的重點作者，大家一見如故。他是龍海人，大齡青年，單身一人在供銷社工作，生活過得邋邋遢遢。我倆跑了一圈再到龍海時，向文化館負責人推薦了他。那時，省里文化部門下來的人還頗具權威，居然調動成功，環境的改變為海迪后來的小說創作加了油。

這種編輯案頭之外的事，我們這幾位年輕人經常干。那些年，辦刊經費不足，編輯們得想方設法找點子。1983年，黃文山和林建法到兩廣搞發行，路途中動議在《福建文學》“臺灣文學之窗”欄目的基礎上，另外創辦一本臺港文學雜志。他們回來后，向主編們提出建議。編輯部開了幾次會，大家一致以為這是作為海峽前線的福建的優勢，而且這樣的刊物一定暢銷。次年，《臺港文學選刊》以《福建文學》增刊的名義火速創刊，馬上吸引了全國各地和臺港地區的眼球。這本刊物的熱銷，在長達十幾年時間里，在《福建文學》的辦刊經費增源上功不可沒。

當年，我們自辦發行。每到出刊，下班后，幾個年輕人便責無旁貸地留下來，打包發往各地的二渠道發行點?；蛘咧苣┘影啵岩晦诳\送到火車站乘務段，通過鐵路銷售。還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大概是1986年，上海開展“掃黃打丑”專項整治，我們在上海發行點的《臺港文學選刊》被一視同仁全部查封。事情來得突然，主編指令我和剛調到編輯部不久的小蔣火速趕赴上海發行點結余款，并救出我們的正規出版物。時值春運，一票難求，關系戶乘務段的熟人把我們送上車廂，我倆在人山人海的夾縫里一天一夜站到上海。在上海期間，我天天乘公交車去發行點負責人家里，賠笑臉說好話。當年的人真的沒太多心計，負責人每天和下面分渠道結賬，討到的款都給了我，最小的紙幣是一元。小蔣那頭也成績滿滿，在華師大朋友宋琳幫助下，出具省文聯介紹函，去上海公安局討回了被查封的期刊。

回來途中，挎包不離身，心情像電影《天下無賊》里的王寶強，那里面躺著五千多塊錢哪。那個年代，萬元戶可是今天的富豪。我們這些酷愛文學的人，經常垂頭喪氣地說：假如有一萬塊，我就辭職去寫小說。

回憶這些舊事，想表達的是，與我一樣從大學進入編輯部的年輕人，是在怎樣的一種工作氛圍里學做人學做事，編輯部的良好風氣，老編輯的言傳身教，使我們確立了這一輩子的安身立命之本。

而今，時代變了，沒有稿紙了，投稿、退稿只需在網絡上傳來傳去，編輯們是清一色的后浪。編輯變了，作者變了，對應的編輯方式也變了。在改革開放后《福建文學》的歷史進程里，我這枚一直拴在這部傳統機器上的螺絲釘，算得上是最后一個脫落下來的。早年，編輯部傳給我的遺產，就這樣留在我的手里心里。

我的心思從來沒花在算計上，一直保持著直率、真誠和心無城府的品性，三十八年來，感覺沒疊加什么人生經驗，這讓我現在很容易回到從前。

干了一輩子編輯工作，我在心里立了一座碑，所謂碑都有銘文，鄭重其事的，而無字碑鮮見寡聞，這正是我所欲也。

感謝《福建文學》給予的營養與自由，多年以后，它讓我依舊身輕如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