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屆中國戲劇節上好戲連臺，福建泉州市高甲戲劇團創作的《范進中舉》就是其中一例。編劇陳云升、導演周俊杰、音樂設計葉正萌和主演褚育江、陳情瑜、李偉強等主創人員的藝術創造，使得一個從經典諷刺小說改編的“輕題材”劇目變成了一個有追求、有個性、有鮮明劇種特點和濃郁地域特色的生動劇目。

“演”的魅力

對中國300余種地方戲來說，聲腔、語言、程式是它們彼此區別的標志。高甲戲有十分突出的語言系統和格外鮮明的“編程”特點，這是其傳承、發展的關鍵。筆者剛接觸戲劇表演時，曾對“一些表演，也來自于對偶戲、傀儡戲的動態模仿”感到不可思議，直到后來看到高甲戲，這對筆者關于表演的“學術想象”構成了一種洗禮式的刷新。高甲戲《范進中舉》讓筆者再次強烈感受到了這一劇種的魅力。那種從偶戲借鑒來的行動特征及其賦予的丑角表演、舉止動態的藝術標識，正是高甲戲的“梨園身份證”，是其表演的“舞臺特征感”。該劇用“演”的純粹，把小人物命懸“一考”的人生夸張地刻畫、生動活潑地勾勒出來。范進的形象從執著的“癡”、到“社恐癥”的“慫”、到不諳世事的“迂”、再到叫賣唯一“家產”一只母雞時的羞與怯，還有受欺凌時的弱、中舉后的瘋和癲、面對眾人來賀時的渾然不覺和不知所措……這些竭盡全力的“演”，使觀眾在劇場看得津津有味、笑聲不止，證明了該劇的精彩在于能把婦孺皆知的故事內容變成觀眾喜聞樂見的“演”的藝術。這是高甲戲“演”的技巧與魅力所收獲的劇場成功。

把故事中人物于命運變化中的心理活動形諸于外地表現出來，是戲劇最吸引人的部分。該劇最精彩和最該著力的部分也在于此。在保持表演程式特征的基礎上，該劇對其他劇種的丑角表演藝術有一定程度的吸收容納，為其表演藝術增加了豐富性和發展的可能性，從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戲劇“在創造中傳承，在創新中發展”的努力。

“范兒”的貼合

如果把一個劇種的文化氣象和藝術遵循看作一個劇種的“范兒”，那么高甲戲擅長丑角、適合小人物社會生活的表達、生命狀態狀寫的戲劇品格就是這一劇種的“范兒”。

從《連升三級》到《范進中舉》，泉州市高甲戲劇團先后有兩個劇目入選中國戲劇節，既表明中國劇協特別關注劇種劇目的地方性、特色性、唯一性，另一方面，也顯現出了地方劇團對自身發展道路和發展特色的思考與關注，表明其在形式特征下找到了適合自身的表達表現內容。于是，觀眾看到的《范進中舉》，人物是底層的、事件是世俗的，這種底層沉淀、市井回蕩和世俗擁躉的內容，是中國漫長歷史中社會更迭與生活變化存留下來的人生內容和情感狀態。其中折射、透視的“眾生態”是對民族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一次冷峻洞察和超然回顧，也是該劇所具備的一種文化追求與藝術意義。

對戲劇而言，劇目形式與內容的匹配感和嚙合度十分重要。從小說到戲劇，該劇留下的中心人物范進與核心事件“中舉”，是折射市井眾生相的多棱鏡與檢驗“市井情”的試金石。借此，劇目把范進周圍的人群“卷入”進來，從岳父、鄰居、市井潑皮到荊妻老母，各式各樣的人情世故、流動變化的市井生態都演繹了一遍。人物刻畫的“內”與情節推演的“外”之間關聯互動，完成了劇目的“演故事”和“演故事中的人物與人物帶出的故事”。就本體特征而言，這一版《范》找到了目前這一劇種最適合的形式。該劇把小說觀察到的人物、感悟到的人生百態，以漫畫式的表現、速寫式的敘述、丑角行當表演特征的強化傳遞出來，對畸形社會現象展開了辛辣諷刺，體現出劇情內容和戲劇表現形式的高度貼合以及內容需要和舞臺呈現“范兒”的水乳交融。

“編”的取舍

該劇用重點筆墨寫了胡屠戶對范進態度從“蠢貨廢物”到“舉人愛婿”的轉變。市儈胡屠戶的“變”源于對范進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認知的“變”，現實無比，順理成章。此外，榮歸的張鄉紳、潑皮張二狗等群眾角色也構成了市儈臉、世俗心的社會環境。這些從小說原作中“取”來的“事”和“人”從文字變成了形象、場面、細節和發展變化中的事態，抓住了小說故事的“核心”，構筑了演出形象的“中心”，強化了世俗色彩，表現得非常生動活潑。

然而，在劇情展示、場面呈現、細節凸顯中該劇卻看不到對范進更內在、深入、細膩的情感、心理、心智變化的表現，十分可惜。以魯迅的小說為例，從《狂人日記》到《白光》，還有《在酒樓上》《孔乙己》這些作品中，作家對孤獨的“人”、功名場中的“人”的刻畫，對時代、環境、事件中的“人”的主觀感受表現得十分細膩深入。如果《范》劇要進一步提升品質，那么，這種對人物主觀刻畫的“進一步”與“深一點”，也許是必要的。

藝術形式純粹而內容卻略顯單薄的《范》劇如何才能精心打磨，更上一層樓？筆者認為，思考的著眼點可能正是對主要人物內心的挖掘表現，是對漩渦中心的范進形象的刻畫。范進是中國科舉制度文化和社會現實中的“這一類”，但作為戲劇形象，他更重要的是“這一個”。這一個體生命承載的社會人生的內容太豐富了，僅僅表達窮書生寒酸窘迫的存在感就顯得不夠了。擺柳見風，更多是表現風。如是看，劇目中的范進是“柳”，劇情里的眾生是“風”。眾生表現的痛快淋漓反襯了范進形象塑造的蒼白和生命內容表現的短斤少兩。能不能寫風也寫柳？尤其著重表現范進終于“中舉”之后？編劇顯然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先驗”過的以及《儒林外史》中人物原型形象的制約，在改編創作時的創造創新思路受到了限制，投射到劇目中就是三大重要段落：斷炊餓飯窘境中的范進、賣雞受辱的范進、“中舉”沖擊波（各種細節場面）中的范進一直都是退守忍讓、被動順遂的，問題是，在其一生當中有沒有能主動思想和主觀選擇的時候呢？完全可能，也應該。那就是在他“中舉”瘋了癲了狂了的時候。失去理智的范進正是寫好寫深寫活寫真范進的契機。可惜，劇目在這方面沒有找到深入人物內心的入口，錯過了。

寫戲的要義是為“人”設“境”與因“事”生“事”。為人設境，“范進中舉”已經足夠，但在表現人情世態和人物變化的“生事”方面，劇目中增加的如“賣雞成偷雞”“申冤被訛雞”這些情節卻沒有在“因事生事”的鏈條上，缺少前后連貫照應。如果能讓人人相賀的庸眾、競相送禮的鄉紳的后來表現做一次世俗的“華彩表演”，對世態人心的諷刺豈不更加痛快淋漓？事件之間的聯系也能讓戲劇行動和劇情事件顯得更集中、更有創意。

我很欣賞該劇結尾，加了一個原作中沒有的形象：在中國社會歷史生活漫長的甬道里、科舉考試制度曲折的羊腸小道上，一個踽踽獨行、躲躲藏藏的“落第秀才”的讀書人形象。他是千千萬萬沒有中舉的“范進”。這個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回環”的尾聲是主創團隊對中國科考制度下一類讀書人的感性評價與形象概括，用力不大，舉重若輕，卻以少勝多，回味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