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態文學”是一個合成詞，包括“生態”與“文學”兩個部分。從關系上看，前者起著修飾及限定作用，后者則顯示了其“本質”，即文學屬性。然而，從創作實績來看，大量生態文學作品卻壓倒性地突出生態主題，而忽略了對其文學性的探索。生態文學變成了書寫生態，變成了傳達生態主義及生態思想的載體。中國著名生態文學作家李青松毫無避諱地講道：“文學的魅力在于它的不確定性，但生態文學的使命和功能要求，生態文學必須主題先行。”[1]由于對文學性要求不高，生態文學領域出現了泛文學化傾向，越來越多不同類別的作品被歸入了生態文學的領地。然而，在創作領域的表面繁華背后卻出現了作品總體上的審美性缺乏、可闡釋性不足和對現實的穿透力有限等問題。簡言之，只考慮生態主題而忽略文學本身的寫作傾向，雖然使得生態文學的地盤得以擴充，但也存在導致其內涵漸次窄化的負面影響。那么，生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主題化”或“主題先行”傾向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一現象？

生態文學并非自古有之，而是產生于現代社會發展之后。19世紀上半葉以來，西方社會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推行實現了生產力的空前提高、科技的飛速發展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大幅增強。在現代啟蒙理性的影響下，人從上帝的手中解放出來，自此，人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徹底變了，自然被“祛魅”而不再具有神性。人類也將自身從自然——非人的世界中剝離出來成為萬物的主宰，而自然變成人類有待改造的對象和隨時利用的資源。馬泰·卡林內斯庫認為，現代性并非只有一種，工業化、科技、經濟社會發展只是作為西方文明史一個階段的現代性。此外，現代文化與藝術則表現為“美學概念上的現代性”，“兩種現代性之間一直充滿不可化解的敵意，但在它們欲置對方于死地的狂熱中，未嘗不容許甚至是激發了種種相互影響”[2]。一個為人類理性大放異彩而歡欣鼓舞的時代，后一種現代性只存在于少數孤獨個體的不合時宜的聲音之中，而他們在對前一種現代性的質疑、反省和批判中，最早預言了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倫理問題甚至是生存危機。相比其他問題，人類對生態問題的發現和認識則非常滯后。事實上，到了20世紀中葉，西方早期發達工業國家的生態問題早已變得相當嚴峻，只不過人們長期耽于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物質利益而無法發現這一新問題。

1962年，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出版。這部書后來被追認為現代生態文學的開始標志與奠基之作。卡森在書中揭露了當時美國大面積濫用化學殺蟲劑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現在讀來，書中的內容已不足以令我們感到新奇，但在當時的美國，該書的出版卻在讀者之間引起了異常強烈的反響與共鳴。因為在此之前人們沒有關注過殺蟲劑所帶來的可怕危害和潛在威脅，甚至在公眾政策中還沒有“環境”這一條款。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說道：“《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運動也許被延誤很長時間，或者現在還沒有開始。”[3]正是在此書的影響下，人們開始禁用污染性極強的殺蟲劑，許多人重新認識身邊糟糕的生態問題，他們正在轉變對外部環境的看法，不再認為它只是隨意奴役的對象。與此同時，正是在“驚醒者們”反映環境問題、表達生態焦慮、傳達生態思想的迫切需求下，生態文學開始登堂入室、走向繁榮。正如學者王諾指出的那樣：“生態文學及其研究的繁榮，是人類減輕和防止生態災難的迫切需要在文學領域里的必然表現，也是作家和學者對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運的深深憂慮在創作和研究領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學家和文學研究者強烈的自然責任感和社會使命感，促使了生態文學及其研究的繁榮。”[4]可以說，生態文學的工具屬性是歷史和現實所賦予的，它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擔負著難以推卸的歷史使命。另一方面，作為生態文學開始標志和書寫典范的《寂靜的春天》，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它的生態內涵，而不是它的文學性。至于忽視文學性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一直以來并沒有進入人們的考慮范圍和研究視野。這也就無怪乎后來的“繼承者們”多是在生態主題下打轉和做文章，差別在于它們指向或側重的是不同生態問題。

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初版之際，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個激情燃燒的“大躍進”時期，“人定勝天”“斗天斗地”的口號響徹了全國。雖然中國人民也由此付出了慘重的生態代價，但是在那個政治壓倒一切、激情壓倒理智的革命年代，任何與政治無關的事物都被放到了次要位置。因而，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以后，現代生態思想才開始真正影響中國，中國人才開始創作生態文學作品。在中國古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混沌的、原初的、懵懂的、蓬勃的。木心在《九月初九》中提到：“中國的‘人’和中國的‘自然’，從《詩經》起，歷楚漢辭賦唐宋詩詞，連綰表現著平等參透的關系，樂其樂亦宣泄于自然，憂其憂亦投訴于自然。”[5]詩人們離開了“自然”便啟不了口。從更深層來看，在傳統文化中，自然的地位是髙于人的，人歸屬于自然。人離不開自然是絕對的，但從未聽說哪一位古人膽敢聲稱，自然離不開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擁有著無比寬廣的現實、思想及哲學意涵。近代以來，當西方現代文明進入中國之后，中國“自然”的內涵才不斷退卻、逐步萎縮、遭受改造。同時，國民性改造、民族救亡與社會改造成為國人最切近的精神訴求。于是，五四時期的郭沫若寫下了《天狗》《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大肆宣揚主體精神的詩篇，《筆立山頭展望》則出現了這樣的詩行：“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底奇花！／近代文明底剛健的嚴母呀！”出于迎接現代文明和救亡圖存的迫切心情，郭沫若竟然將冒著濃煙的煙囪比作是美麗的花朵！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解除政治枷鎖后，發展成為中國的時代最強音，而工業化和現代化是實現發展的必經之路。與此同時，受西方現代生態思想的影響，一部分作家創作了極具問題意識的生態文學作品，大膽暴露現代化以來的種種生態問題。例如徐剛的報告文學作品《伐木者，醒來！》講述的是人們為了爭當萬元戶而大量砍伐森林，結果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的嚴重問題。陳桂棣的報告文學作品《淮河的警告》寫的是淮河水質惡化問題。杜光輝的小說《哦，我的可可西里》寫可可西里地區殘酷的獵捕行為。無論是報告文學還是小說，中國的生態文學作品都有一種很強的寫實性，以及時回應峻急的生態問題。以反映現實、指導現實為主題也是生態文學創作普遍存在的現象。除此之外，從文學史來看，中國現代文學總是與當代史的發展保持著緊密關聯，文學作品也常常作為拯救民族危亡、發動革命和改造社會的宣傳利器。現在看來，興起于新時期的中國生態文學也未曾脫離這條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之鏈。有學者總結得很好，中國生態文學的產生“不僅是對世界環保潮流的回應，而且更直接地出于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的切膚之痛，出于作家們對于國家民族生存所面臨的‘另一種危機’的憂患情懷”[6]。具有強烈民族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的中國作家如今又要以文學為武器來挽救生態危機了，這顯示了中國生態文學所獨有的政治意識、民族情感與精神圖景。

李青松認為：“所謂生態文學的主題先行，體現在無論你作品的內容、結構、細節、語言是怎樣的，無論你采用什么樣的表現手法來進行表達，只要你的作品是生態文學，那么作品的主題都應該主張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都應該體現‘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理念。”[7]按照此觀點，生態文學的“形式”是無關宏旨的，重要的是表達正確的生態理念。這一觀點初看起來合情合理，但如果我們將其與“十七年文學”等“主題先行論文學”聯系起來考慮，就更容易聯想和推導出它的問題所在。今天我們對“十七年文學”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對于“十七年文學”的創作，“怎么說”不重要，重要的是“說什么”——反映正確的階級觀念。為了表明政治立場正確，“十七年文學”的敘事模式變得固定而僵化，出現了公式化和概念化傾向，這樣的文學作品總體上審美價值低、內容蒼白、思想貧乏、可闡釋性不強。同理，由于主題先定和受制于單一的意識形態，生態文學作品也就很難避免出現“十七年文學”那樣的書寫困局。因而，生態文學作家要想繼續有所突破和發展，就必須走出主題先行的藩籬。

生活本身就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文學不僅要忠實于生活，忠實于現實，還要去發現一種更好的生活。生態文學就不僅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還要為人發現一個更為合適的位置，以便和自然和諧相處。一方面，在古代，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合適的，因為人終歸只是自然的一分子，我們應該從古代文化中汲取那些可貴的生態思想資源。但同時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返回那個時代既不現實也無必要，現代人不可能天天講那些跟花草蟲魚通款曲共枕席的《聊齋》故事，因為民族要進步，社會要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尤其要警惕現代性中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它們是造成生態問題的深層文化根源。但是生活于現代社會的我們早已形成了一些習焉不察的思維定式，對那些滲透著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文化衍生物難以察覺辨認。如果不能徹底做出反思與批判，就很有可能喊著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口號，卻做出順應人類中心主義的行為。總而言之，生態文學不能局限于作為揭露生態問題、宣傳生態知識、提高人們生態意識的載體，而是應該力求在生態思想溯源尋根中提高其思想內涵，在現代性的反思批判中實現審美超越，在構建新型人與自然關系中不斷嘗試。

注釋：

[1] 李景平：《李青松：生態文學是怎樣的文學？》，《綠葉》2020年第8期。

[2]［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8頁。

[3]［美］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呂瑞蘭、李長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引言”。

[4]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頁。

[5] 木心：《九月初九》，《哥倫比亞的倒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

[6] 曾永成：《文藝的綠色之思——文藝生態學引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325頁。

[7] 李景平：《李青松：生態文學是怎樣的文學？》，《綠葉》2020年第8期。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