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國內出現過兩次“昆德拉熱”，關于作家的作品、寫作關鍵詞甚至作品改編的電影都成了討論焦點，但是對于作家本人卻知之甚少。南京大學出版社的《昆德拉傳：一種作家人生》首次將昆德拉的人生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是，細讀之下我們會發現這是一部“非典型”傳記，以“作家人生”為昆德拉的傳記命名，頗有一種維特根斯坦哲學之妙：“凡是可說的，都可以說清楚；凡是不可說的，都必須保持沉默”。作者布里埃在“可說”與“不可說”之間對昆德拉關于私人生活的原則恪守不渝，同時又在文學與歷史之間對昆德拉作為作家的人生進行了清醒的解讀和冷靜的哲思。

布里埃將昆德拉的人生置于近百年來廣闊的歷史背景之下，在詳實的文學資料、歷史資料與訪談資料中探尋昆德拉的精神世界及其作為“作家”的人生旅程。傳記的前兩章“在奧匈帝國的廢墟里”“布拉格政變”，將昆德拉的出生與青少年期間的成長和人生選擇與歷史和政治勾連起來。昆德拉十歲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十五歲時戰爭結束。戰爭與隨后的政治熱潮中的種種必然與偶然，將出生于音樂之家的昆德拉拋向了詩歌的激情之中。在被昆德拉稱為“抒情年代”的青年時期創作，他是以詩人的身份活躍在文壇，但是他卻在1970年代否定了自己當時的詩歌，并且在七星文庫版作品集中將詩歌全部抹去，認為自己當時的“詩歌與政治介入”都和“最糟糕的年代混在一起”，“如果一生都是抒情詩人，那我便會不寒而栗。”1960年代開始，隨著政治熱情的消退，昆德拉擺脫了革命幻想，放棄了詩歌這種抒情性的表達。

昆德拉三十歲左右放棄詩歌，他把這種放棄稱之為一種“背叛”。對于昆德拉來說，抒情詩與小說都不僅僅是文學體裁，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立場、一種世界觀。放棄抒情性而轉向反諷，從詩人變成小說家，意味著昆德拉對世界的態度的轉變，同時也是他思想和文學創作上日益走向成熟的表現。曾被命名為《抒情年代》的小說《生活在別處》，正是標志著這種轉變與成熟的“反抒情性”宣言書。主人公雅羅米爾在“革命熱情”表象之下的自我陶醉的抒情性被作家深刻地揭露。昆德拉把這種可能出現在所有時代、所有體制之下的年輕人身上的恐怖的抒情性作為一種人類普遍的行為進行探索，并試圖用小說的反諷來摧毀抒情幻想。“玩笑”是昆德拉式反諷的利器，《玩笑》中主人公經歷了歷史的玩笑，《生活在別處》中主人公經歷了青春的玩笑，在此后的作品中，愛情、逃亡、回歸、不朽等等文學中的重要主題都被昆德拉以玩笑的方式瓦解，甚至存在本身也成為了玩笑。“布拉格之春”后，昆德拉被宣布為“右派作家”，失去了電影學院的教職。由于長時間無法找到工作，他不得不在幾年里匿名為某刊物撰寫占星專欄。他的專欄深受讀者喜愛，他甚至還曾戴著面具為一些官僚政客做占卜，這幾乎成為了他人生中最滑稽的時刻。昆德拉在小說中探討的“玩笑”，以一種現實的方式切入了他的人生之中，又或者正是人生中所經歷的一次又一次玩笑，才使昆德拉更加深入地將其展現在自己的小說之中。小說中的玩笑越真實就越證明，在那個時代，最小的玩笑話就能摧毀一個人的生活。昆德拉成為小說家的過程，是一次又一次與玩笑、與誤解對抗的過程。

1975年夏天，昆德拉離開捷克前往法國雷恩第二大學任教。抵達法國不到一年的時候，昆德拉向一位德國記者申明：“我有權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永久的移民生活使我沮喪”。昆德拉在法國寫作的第一部小說《笑忘錄》中首次展現了“流亡者”的形象。分離把人與物都變得更遠，這種遙遠以空間開始，繼而蔓延到了時間。隨著時間的流逝，失去的人或地方的形象變得模糊，進而會逐漸被人們遺忘。但是昆德拉小說中的“流亡者”卻不斷地徒勞地與這種遺忘抗爭。昆德拉小說中的遺忘主題在《笑忘錄》中得到了極致的展現。昆德拉把人生中的遺忘當作一種死亡，并且認為一切通過記憶和想象重構過去的嘗試都只能是徒勞。這種對捷克當時的政治進行“遺忘”式的反諷，使昆德拉的捷克公民身份在1979年被剝奪，1981年法國總統密特朗授予昆德拉法國國籍。這一轉變被昆德拉認為是作家在追尋著作品的道路，1980年代，昆德拉開始了他的法語寫作。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從一個國家轉換到另一個國家，從一種意識形態轉入另一種意識形態，昆德拉的身份激起了人們的好奇。他不得不應對人們接連不斷的有關身份選擇的問題，昆德拉總是以一種絕對而沒有任何異議的方式做答：“我是小說家”。“小說家”自此成為了昆德拉所需要的唯一身份。

如果說“作家昆德拉”是在不斷的“離開”過程中逐漸呈現出其成熟的一面，那么“摩拉維亞人昆德拉”則是在不斷的“回歸書寫”中呈現出其“不可能”的悖論。自大學時代離開布爾諾到布拉格求學開始，昆德拉便體會到一種“溫和卻很真實的流亡”。在布拉格，波西米亞文化對布爾諾的摩拉維亞文化的重壓，使昆德拉感受到了自己和故鄉所受到的輕視。布拉格是全國關注的中心，而布爾諾可以作為永恒的不幸者被人們提起。自五十年代的詩歌一直到1967年的第一部小說，昆德拉都在不斷地歌頌著故鄉，如流亡在布拉格的尤利西斯，昆德拉“沿著破舊的鐵路，回到故鄉”。他渴望書寫故鄉，摩拉維亞的音樂與音樂史上的眾多音樂形式都如同他童年與青年的記憶一樣，由音符幻化成詞語被寫入昆德拉的小說之中。失去捷克國籍后，昆德拉一直拒絕各種回歸的可能，認為自己“再也沒有力量從巴黎流亡到布拉格”，并且極力反對自己被媚俗地貼上“不幸的流亡者”的標簽。但是昆德拉曾經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了一個對所有作家都適用的明顯道理：“人在前半生積累了重要的生活經歷、社會經歷以及情色和性經歷。所以作家總是根植于前半生”。雖然在現實中拒絕回歸，昆德拉卻在小說中不斷地重復著“回歸”這一主題。在回歸與遺忘中徘徊的主人公，一方面難以擺脫對失去的故鄉的懷念，另一方面又懼怕無法真正地回歸到彼時彼地的故鄉。西方語言中的“懷念”一詞，最早是用來定義17世紀晚期瑞士雇傭兵所患的“思鄉病”。從這一詞源意義上來講，“懷念”是一種根植于現代性之中的“病癥”，昆德拉一直以一種“反現代”的姿態書寫著“現代人”的種種痛苦。在現代之中，他所否定的是一種“真正的回歸”。當故鄉已經不是我們離開時的故鄉，我們已不再是離開時的我們，地理意義上的回歸只能帶來一種美夢成真后的破碎。昆德拉在“遺忘三部曲”中，特別是在《無知》中，對這種“不可能的回歸”做出了最明確的闡釋。

2019年，昆德拉重獲捷克國籍。昆德拉接受了捷克政府恢復其公民身份的文件，在多次“不得不如此”的離開后，抵達了一種形而上意義的回歸。由此作家昆德拉與其作品所根植的故鄉達成了某種意義上的和解。昆德拉通過“背叛”確立了其作家身份，又通過“回歸”而實現了其人生的“永劫輪回”。或許布里埃以“作家人生”為名為昆德拉做傳，并不是出于對昆德拉私人生活原則的顧忌，也不是因為作家生活瑣事與人生傳奇難以追尋，而是因為昆德拉本身并不需要任何矯飾，只需回顧他的作家之路，便已經足以了解他在“背叛”與“回歸”之間的文學與人生。

（法）讓-多米尼克·布里埃，《米蘭·昆德拉：一種作家人生》，劉云虹、許鈞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