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兄弟在信中談論各自的生活，亦發(fā)表對文藝和時事的看法。讀者既可從這套書信集中看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個人生活與大歷史共振的一段側影，也能看到二人后來形之于著作的文學觀念的形成過程。

夏志清、夏濟安兄弟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的巨擘，《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黑暗的閘門》等著作，給研究界帶來了深刻而長遠的影響。五卷本《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通 信 時 間跨 越 近 二 十 年（1947-1965），夏氏兄弟在信中談論各自的生活，亦發(fā)表對文藝和時事的看法。書信具別樣的紀實性，能夠拉近讀者與寫信者的距離，這一點似乎甚于一般傳記性作品。因此，讀者既可從這套書信集中看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個人生活與大歷史共振的一段側影，也能看到二人后來形之于著作的文學觀念的形成過程，當然也可增進對夏氏兄弟個性的了解。大體上，夏志清信中談論學術較多，夏濟安則花了更多篇幅談他自己的生活。讀完五卷本，梳理思緒，我尤為感興趣的是相對不那么為讀者熟悉的夏濟安其人其文，茲述一二感想。

夏氏兄弟的文藝觀念、品味及背后立場都非常相近，不過一涉及具體文學作品，他們的看法還是有些許不同。夏濟安總體似對明清以來的小說有較濃厚興趣，前后議及不少作品。他認為《歇浦潮》《海上繁華夢》《上海春秋》等晚清“黑幕小說”缺點明顯，即作 者 往 往 感 應 到了時 代的“變”，而不知何以“變”；優(yōu)點則是較為詳盡地展現(xiàn)了晚清社會的mores（風俗）。不過，對《儒林外史》《西游記》《金瓶梅》，夏濟安均不大以為然，說“大致真正喜歡小說的人，都不會 喜歡《儒林外史》”，認為其“文章太壞”，而“《金瓶梅》亦然”。另外，他還不滿于《西游記》情節(jié)的啰嗦重復，批評《水滸傳》內容貧乏……他獨獨欣賞《海上花列傳》有不少“苦心孤詣之處”，認為這部著作超過《儒林外史》和《金瓶梅》。夏志清則對其兄的貶低《金瓶梅》很不認同，寫信回復：“你《金瓶梅》看不下去，不知你看了多少。但讀了譯本，我覺得《金瓶梅》是和《紅樓夢》可相比的書。”也肯定《西游記》的成就：“不能不佩服吳承恩是努力而有天才寫小說的人。最后阿儺迦葉這一段是虧他想得出的。”夏志清雖承認《儒林外史》結構上的缺陷，但也能看出其優(yōu)點，即在于作品的白話“prose”比別的小說高明，“如第二章鄉(xiāng)村人討論燈會，把申詳甫、夏總申、周進等人一個個介紹出來，沒有廢筆……”等等議論都可見兄弟二人見解的不一致處。

這些觀點分歧處或很能說明夏氏兄弟不同的治學特點。夏志清的眼光可能要更為全面，既注重整體評價，也不放過細部；也能夠將局限性置于具體寫作環(huán)境中去考量，勾連比較，較有文學史家眼光。1953年時，夏志清已對沈從文的小說有一整體性的考察與評價，佩服沈的智慧、謙遜與不斷進展的技巧，對彼時湮沒無聞的廢名、師陀等人的作品都給予了肯定性評價。這些評價如今已有公論，不過若考慮到夏志清評論的當時，并無充分的文獻和同行評價可參考，就得承認他卓越的審美判斷力。相較而言，夏濟安有時顯得較片面，他的眼光當然亦很毒辣，但有時似乎有較多情緒性、主觀性的成分，這導致他對具體作品有時抓住一點而不及其余。好處是，他發(fā)展出了一種片面的深刻，其程度有時又為夏志清所不及。如談論京派與海派，一般研究者很容易注意到京、海派的不同，夏濟安除此則還看到京、海派都有一種纖巧柔弱作風，都比較“personal”，指出“他們的personal還只是在aesthetic的一方面，不是moral的一方面”，認為中國近代缺乏一種“不以society為中心，而以individual為中心的morally serious的文學”，而以“individual”為中心，也可以“impersonal”。這些見解都相當精彩，一方面追求道德之嚴肅，另一方面又強調時時處處出之以個體、個性的眼光，無怪他自稱文風受魯迅影響大，日后寫出那樣精彩的魯迅研究文字。

說到夏濟安的魯迅研究，自然要提及《黑暗的閘門》。夏濟安是一自由主義者，這部書的立場自然也是如此。不過夏濟安的語調總體比夏志清的更平和，也更富于對人性的理解。他深入文本與文獻，采用文化批評的方式，考察梳理了20世紀上半頁被時代洶洶主潮裹挾向前的數條小溪流，涉及到當時部分進步作家在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兩難，刻繪出令人信服的文學與政治的辯證。尤其是寫魯迅的兩篇，《魯迅與左聯(lián)的解散》以嚴謹的材料考證，配合以細膩深入的心理分析，對魯迅生命最后幾年經歷的人事糾葛、思想困境作了絲絲入扣的揣度與證明；《魯迅作品的黑暗面》則從文本入手，證明魯迅作品中的陰郁意象不僅象征著舊的文化傳統(tǒng)，亦是其心靈“黑暗面”的寫照；尤其前一篇，大量使用了亨利·詹姆斯式的心理分析手法，且表現(xiàn)出同樣文雅的尖刻與冷靜的犀利。想起夏濟安在寫給其弟的信里曾提及過亨利·詹姆斯小說里的人物，也曾盛贊《西游記》為中國潛意識小說的代表作，他早年也曾嘗試過小說創(chuàng)作……將心理分析運用于文學研究，或是得自這些方面的影響。

不過夏濟安令人心折的論述也偶有使人困惑之處。面對魯迅，夏濟安流露出很深的惋惜之意——他認為魯迅本可以運用他的天才去創(chuàng)造更大的文學象征，但他竟如此浪擲了自己的天分，只為了一時意氣寫出那些很快過時的、零碎的雜文。從文藝創(chuàng)造的角度，夏濟安的看法很有道理，這本來也不是獨家見解（比如梁實秋也說過魯迅“可以有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一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云云）。然而，夏濟安似乎也無力理解魯迅何以如此，他專注于淋漓地從“內部”擊破“幻象”，將魯迅與某些青年左翼作家的交往看作是一幕幕凄涼的、充滿諷刺性的荒誕劇。從一些歷史文獻，從魯迅的作品中，當然能夠讀出魯迅的種種憤怒與失望。不過，他是否懊悔自己“天才的浪擲”，是很難講的。魯迅所在意的很可能并非是自己天才價值的實現(xiàn)（夏濟安也提及“魯迅原本無心寫作”），而是直到生命盡頭都念茲在茲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一個需要以全部生命投入其中的現(xiàn)實世界。在這一點上，反倒是最終與魯迅疏遠、殊途的林語堂有幾句知人之言：“魯迅與其稱為文人，不如號為戰(zhàn)士。”“魯迅亦有一副大心腸。”一些日本學者如溝口雄三、竹內好對此也有較深理解。一個人的學術寫作不是孤立存在的精神產品，聯(lián)系書信中夏濟安寫下的種種思緒感想，以及他的另一部私我色彩極強的《夏濟安日記》，或能看出他的學術研究與生命性情之間的顯見關聯(lián)。

《夏濟安日記》記錄的是作者的一段單戀，彼時夏濟安為昆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教師，對方則是所教班上的女學生。作者寫時當然不會知道日記會公之于眾，故帶有完全的隱私性質。日記從頭至尾十分糾結，夏濟安不僅就對方心意進行了長時間的揣度，亦不斷自我分析，字里行間寫滿悸動、壓抑、悲觀與執(zhí)著。當中理性與感性反復消長，無論是情感之熱烈，亦或理性之清澈，都是十足的心理/人性標本。張愛玲讀了這部日記后直呼“很震動”“對人性若有所悟”（見夏志清編著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件》）。這部日記在某種程度上仿佛作者一生情感經驗的高度濃縮——五卷本書信集中，只有第三卷里夏濟安較少談論情感之事，余四卷談及自己若干次單戀，仿佛不斷重復日記中那種患得患失、忖己度人的過程。像西西弗斯無法擺脫命運的徒勞，夏濟安不斷投入“單戀-忖度-悲觀-執(zhí)著-破滅”的過程也與之仿佛。

在日記中，夏濟安寫過：“我的頂大的毛病，還是narcissism（自戀）”。在信中，夏濟安亦對其弟坦白自己的某段心緒：“我橫分析豎分析的，把愛情已經分析走了”。自戀者大抵有較盛的言說、分析自我的沖動，看看兄弟二人書信往返的比例也能看出來：夏志清一貫情緒穩(wěn)定，即便遇上人生變故，下筆也相當自持（如談及第一個孩子樹仁的病歿），信的數量相對較少，篇幅也基本較短，談的多是學術圈中事與研究心得；夏濟安寫信極多，往往揮灑數頁，話題基本圍繞自己的感受與心情。夏濟安生命最后一年，在先后經歷了對女孩B、Anna的無果單戀后，他似又對另一位女孩R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他在R的生日那天送上禮物并一封文雅至極的英文信，聲稱跟對方的這份友誼是基于彼此親密而深刻的理解云云……結果是，R退回了生 日 禮物，拒絕承認這封信的“spirit”。夏志清直言哥哥不該單方面正式“affirm”一種比男女私情還更進一層的“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關系，這不禁使人想起在《夏濟安日記》中，夏濟安也曾給意中人寫信，而對方與其大吵一架的事情。我們無法揣度信的內容，只是，是否也因為那種單方面的“斷言”而冒犯了對方呢？

在夏濟安的文字中，強烈的自我意識與古典的縝密優(yōu)雅交相輝映，內容無論是面向讀者或是面向自我，都閃爍著一種理想主義的光芒。他在每一段單戀中長篇累牘的自我分析，跟他在《黑暗的閘門》中對作家心理的揣度（雖有材料佐證，揣度畢竟是揣度），看起來毫不相干，但正是這種理想主義個性的不同表現(xiàn)而已。只是，他之如亨利·詹姆斯一樣擅長人性與心理的分析，其中同樣暗含著一種古典的信心（或說是一種上帝視角）：“人，是可以被百分之百了解的。”然而，真的如此嗎？ 其弟夏志清只以“confirm”一詞就輕巧揭開了其中的漏洞——無論愛情、學術，或推而至廣闊人生的其他方面，盡管我們步步謹慎地使用“材料”，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抽絲剝繭……一旦涉足人性與人心的廣袤幽深之地，誰也無法保證勝券在握。這或也是語言、敘事本身的限度所在，豈能無怵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