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徐則臣推出最新中短篇小說集《青城》，并修訂再版經典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如果大雪封門》。《青城》一書中，作者以三篇愛情故事講述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際。《跑步穿過中關村》展現了“北漂”這一特殊群體動蕩、困窘而又不無喜劇意味的底層生活。《如果大雪封門》涵蓋了作者創作的兩大脈絡——“北京”和“花街”，大都市的生活恍若夢境，現實卻不免艱難。

值《青城》出版，“讓天使在針尖上跳舞——徐則臣中短篇小說分享會”在京舉辦。作家、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邱華棟，評論家張莉，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及徐則臣圍繞這三部小說進行了分享。

活動現場

徐則臣是首位70后茅盾文學獎得主，現為《人民文學》副主編，著有《耶路撒冷》《北上》《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村》《如果大雪封門》《青云谷童話》等。

徐則臣

具有社會性別意識的寫作

徐則臣的新作《青城》，包括《西夏》《居延》《青城》三篇小說，以三個地名作為三個女性的名字，來書寫她們互相獨立、卻又內在關聯著的命運。就《青城》這部小說集來說，它的創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介紹《青城》的寫作過程時，徐則臣談道：“《西夏》的寫作時間大概是2003年左右，這個小說快二十年了，如果讓我回頭去看，挑幾個讓我最感動的、最有話說的，《西夏》是為數不多的小說之一。《居延》是到我個人結婚以后，我覺得對家庭、對婚姻、對女性有了更深入和更開闊的認識以后寫的一個作品。這兩者之間的跨度大概在八年左右，《青城》是前兩年寫的，時間拉得更長。”

這幾個小說有點意思，跟地理和歷史有關系，“我個人特別喜歡用地名做小說的人的名字，比如敦煌、平陽、平遙，我覺得這些名字特別有意思，當你把這個地名拿過來做人名的時候它天然就有一個歷史和文化的縱深。即使你搞不清楚這個地名有多深厚的內涵，比如西夏或者居延，但是它在歷史中存在，就自然會給人物的命運、性格復雜性提供新的闡釋的面向。”徐則臣談道。

《青城》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三篇文章寫的都是女性，徐則臣談道：“對一個男性作家來說，可能關于女性的寫作，尤其對女性形象的塑造，一直被很多讀者既期待又詬病。她們會覺得男作家，尤其是像我這樣的直男，對女性的了解不是特別深入，或者看這個人物形象的時候覺得有點什么問題。所以一個作家會跟自己較勁，希望有所突破，讓自己滿意，也讓讀者滿意。”

徐則臣坦言，完成《西夏》和《居延》之后，隔了很多年，因為一系列的機緣巧合——在峨眉山上想到以“青城”為名；成都周邊游、臨摹趙熙的字、與作家阿來相約出行看鷹等等，諸多因素糅合到一起，便有了《青城》。“寫完以后，這三個姐妹，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我四十歲之前，我對女性的、婚姻的、愛情的、家庭的一些看法，差不多都在這三個作品里面體現出來了。”徐則臣說。

張莉認為，“這個世界上最難的，人和人之間最難的，就是理解，尤其是一個人要跨越自己的性別去理解他人更難。一位小說家的作品要達到更高的高度，就需要有更高層面的社會性別意識。”

“這三部作品寫了所有男人和女人之間最普適的一種關系，就是曖昧，這種曖昧是如何發展的，這是小說里面一直要努力探討的一個問題。”張莉談道。

在張莉看來，徐則臣的寫作是具有社會性別意識的寫作：“我自己看這三部作品的時候，一方面顯示出這位作家，經過時間的淘洗，他對男女關系復雜性的理解，已經不是二元對立的思考了。他寫出了今天這個時代的女性更為復雜的生存狀態，一方面你能感覺到他們身上的美好、奉獻，同時你也可以看到他們身上的那種非常剛性、非常有骨頭的一面。因為男性書寫里面關于女性通常是兩種類型，一個是天使，一個是蕩婦。其實在這兩種類型之外，中國文學史上自古以來還有一種女性的類型，就是飛蛾撲火式的女性，她奉獻，她隱忍，她像地母一樣，但同時她有她的剛烈性，竇娥冤、杜麗娘死而復生，死了也要戰斗到底的精神。西夏、居延和青城，她們雖然受困于某種困境，但是在細微處可以看到他們對自身命運和困境的反抗。”

叢治辰認為，《青城》中的三篇小說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體現了一個男性在不同階段里面對于女性的不同認識。從未婚、剛剛結婚，直到與女性長久相伴，“比如《西夏》很神秘，很像是一個還沒有真正把握住婚姻，甚至沒有真正把握住愛情的人。女性對于一個男性來說，是很縹緲的或者很虛妄的產物。到了《居延》，就像張莉說的，特別動人的是一個女性在北京這座龐大的城市里，最后能夠完全獲得對于感情的自主性。這代表著男性開始跟女性一起生活了，開始對女性的主體性有了比較成熟的認識。而到了《青城》，是最后一個升華。”

城市讓不同的故事發生

北京，作為一個重要的地域符號，同時標記在徐則臣與邱華棟的寫作版圖之中，但兩人的寫作角度卻有著很大的不同。邱華棟表示，“我對北京的感受更想把它意象化，我的小說里面寫實的部分不多，包括一些中篇小說，有一些現實的底色，但是我最終都把它意象化了，用詩歌的意象把它抽象出來，賦予它審美的價值。則臣的小說更有質地，他對北京的群體也好，個體生命的打量也好，更加具有一種現實主義的關懷。當然我們也各美其美，我們倆都是小說家，面對同一座城市，我們在寫小說的時候處理的方式卻是如此不同。”

張莉則表示，時代的變化，使得兩位作家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長出完全不同的文學果實，一個代表著主體性，一個代表著速度感。

張莉說：“邱華棟來到北京以后所寫的那些作品，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北京人生活的歷程。你如果了解北京青年的成長史，去讀邱華棟的作品，完全可以勾勒出另外一種北漂的人生，但又有著北京的在地感、主體性。徐則臣則根據在北京租房的經驗，從西郊開始寫起，后來又慢慢寫圓明園、中關村，從那些地方看世界。他看世界的角度就是跑步穿過中關村的角度。徐則臣他用這樣的方式，書寫了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速度感和地方感，中關村就是整個世界最耀眼的地方，一切都剛剛開始，一切都欣欣向榮，但同時有一種速度，就是跑步。北京西郊青年，他們進入不了我們的生活，但是又時時刻刻在我們的生活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