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穆旦生平留下了不少照片。從照片鋪排開來，可勾勒出詩人的形象，得以窺見他各個時期的風采。從一個人的穿著、服飾變化，不僅可以看出他的氣質、精神的品位，也能看見一個時代的風尚。

沃爾科特在談到他的前輩詩人、朋友羅伯特·洛威爾的時候曾說：“無論詩人的生平經歷多么獨特，終究都會化為扉頁上的一串橢圓形肖像。”套用沃爾科特的話：現在穆旦也成了這樣一幅肖像，盡管20世紀下半葉以降出版的中文書，作者的黑白肖像通常不以橢圓形示人。

詩人的肖像大抵有兩種，一種是自然的面相，一種是精神的肖像。這兩種肖像一般會在某點上無縫貼合。而構成詩人精神肖像的，主要是他的詩歌（也包括翻譯等其他作品）。穆旦的這一層面現在談論得已經夠多，這里就不贅述了，至于他的自然面相（包括他的著裝），關注的讀者恐怕也不多。遺憾穆旦身前，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我們無從知道詩人說話的語調、語速和表情，這對理解以分行的句子安身立命的詩人并非可有可無。好在他在不同的時期留下了不少的照片，鋪排開來，他一生的形象還是比較清楚的。借此，我們得以窺見他各個時期的風采，特別是他的穿著，在這一系列的照片中，可以一覽無遺地看得很清楚。而一個人的穿著，不僅可以看出他的氣質、精神的品位，也實在可以看出他的家境以及一個時代的風尚。

穆旦詩歌《自然底夢》手稿

《穆旦詩文集》中的照片，據編者李方說是“由穆旦子女提供、考證、精選、編排”的。收入較早的一幀題為《少年穆旦》，詩人中分頭，中裝，領口的兩個土布扣袢非常醒目。此照可能是從穆旦中學同學申泮文保存的畢業紀念冊“碩果僅存舊初一二組”的十二人合影中輯錄下來的。如是，則照片攝于1935年7月穆旦南開學校高中部畢業前夕。惜筆者未見這冊紀念集。在喬紅、易彬合撰的《〈南開高中學生〉與穆旦的成長》一文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與《少年穆旦》差不多的另一張穆旦照片，也是中分的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茍，似乎就為了這次拍照而剛去理發店打理過。兩張穆旦早年的照片，可以覺出，少年人容色沉毅，但有明顯的拘束感。穆旦表情的沉靜、內向，也非常符合他的中學同學申泮文印象中“文弱書生”的形象。對比一下，兩照應是同一時間所攝，但穿著不同，后一張的上衣上，露出的兩粒西化的大紐扣取代了《少年穆旦》那兩個傳統的扣袢。這件富有時代感的上衣，推測起來，似乎是形制有點像中山裝的南開中學的校服。這張單人半身照，倒很符合中學畢業一寸證件照的標準。

如果兩照確定為畢業前夕拍攝，那就要晚于《穆旦詩文集》后頁標示于“1934年7月10日，天津法國花園亭”的那張。1934年，穆旦虛齡十七歲。他一身白色長衫，書卷氣十足，顯示了他與傳統讀書人在著裝方面的趨同感。當然，唯一能夠表示天津這個開埠很早的城市向度的，是他那襲長衫底下一雙锃亮的皮鞋。

十七歲的穆旦，攝于天津法國花園亭

穆旦長得秀氣，英俊，從他留存至今的不少的個人照和合照推想，他也喜歡拍照。但喜歡拍照的穆旦卻漏拍了歷史性的一照。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組織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去昆明，穆旦被分置在第二大隊一中隊一分隊，途中，所有的小分隊都留下了集體照，穆旦所在的分隊也不例外。一分隊的同學穿著軍裝，打著綁腿，戴著帽子，分列兩排，靠著一堵土墻（具體地點不詳）拍了合影，但十五人的小分隊合影只有十四人，唯獨缺了查良錚。缺失的原因，不外乎拍照時穆旦尚未趕到。他所在的這個小分隊，南開中學時的老同學蔡孝敏是有名的快腿，總是第一個走完一天規定的路程，他則相反，總是最后一個到，以致團長黃師岳須得特地關照伙房，給查良錚（一路背誦英文字典）、劉兆吉（一路采風收集歌謠）這兩位經常遲到的同學留飯。

湘黔滇旅行團實行軍事化管理，統一著裝。分隊的合影中見不到穿準軍裝的穆旦，不免遺憾，不過，湘黔滇旅行剛剛結束，穆旦就在昆明擁擠不堪的理發店去理了頭發，還不忘拍了證件照。照片中的他，目光炯炯，雙唇緊抿，先前的稚氣一洗為逼人的英氣，此時，咔嘰布的軍裝尚未脫下，也或者他是有意穿著而立此存照吧。穆旦以步行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里的壯舉，完成了他的成人儀式。

從此，軍裝成為他接下來這幾年的主要著裝。至少，他隨西南聯大文法學院遷到云南邊鄙小城蒙自時，仍穿著這套寬寬大大不甚合身的咔嘰軍裝，這有他坐在蒙自男生宿舍水泥欄桿前的照片為證，時在1938年8月23日。他以這樣的方式告別待了三個多月的蒙自而去了昆明。

攝于湘黔滇旅行之后，1938年

在昆明，同為詩人、后來成為好友的杜運燮很偶然地記下了穆旦的著裝，“我是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聯大認識他的……記得見面的第一次，他穿著褪色的藍布大褂，那是當時聯大學生最普遍的服裝”。（杜運燮《懷穆旦》）我們在《穆旦詩文集》中看到一張標示“攝于40年代中”的穆旦頭像照片，穆旦穿著對襟中裝，這大概就是杜運燮目睹的“藍布大褂”。當然，藍色，現存的黑白照片是看不分明的。而在杜運燮眼中，那件藍布大褂已經褪色，這也可見那時穆旦經濟狀況的窘迫。這里回顧頭補說一下那次湘黔滇三千里步行，參加步行的男生，除了確乎如學校所說“借以多習民情，考查風土，采集標本，鍛煉體魄”之外，實際每位學生還可以領取二十元的川資津貼，這對如穆旦等比較貧困的學生而言，不啻是一筆意外的補助金。據當時參加旅行團的成員回憶，當年的富家子弟，少有參加步行團的。

穆旦1940年7月聯大畢業留校任助教，1942年2月即辭去教職，決定從軍赴緬。這里有一個很現實的因素，軍隊的待遇比學校要好得多。40年代昆明物價上漲，聯大的助教們已經無力維持生活，日常開銷每每捉襟見肘，請求加薪的申請函也早就提交聯大常委會，但被駁回了。穆旦畢業后，需要養活此時已經遷到北平的家庭。從經濟上考量，從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何況作為詩人，他還有熱血情懷和甘于冒險的一面。他的第一冊詩集取名《探險隊》，一般讀者未必理解，但是，經過三千五百里步行，他不就是一名資深的探險隊員了嗎？——不僅僅在語言層面的探險。

如果說學生時代穿的是準軍裝，那么，在鐵血奔流的抗日戰場，他終于穿上了少校翻譯官的正式軍裝。有一張意氣風發的穆旦軍裝照片，背景是野外的石階，他左手叉腰，目視前方，無畏而自信。《穆旦詩文集》圖釋為“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間，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前后攝于昆明”。但陳伯良的《穆旦傳》的圖釋是“1938年5月穆旦攝于從長沙到昆明之后”。陳氏《穆旦傳》的圖釋也是由穆旦長子查英傳提供，顯然，照片的拍攝時間失記而不能確定。按理，穿軍裝的照片，分期不難斷定，是不是旅行團的這種準軍裝和入緬軍人的正式軍裝很難區分？也或者，前者本來就是部隊提供的正式軍裝。

參加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前攝于昆明/攝于從長沙到昆明之后。說法不一，拍攝時間已失記。

我在楊苡的書房里曾看到穆旦翻越野人山到達印度后拍攝的一張軍裝照片（塑封，舊照翻印，查英傳所贈）。拙著《穆旦傳：新生的野力》對此照有這樣的描述：

在加爾各答，穆旦拍了一張半身肖像照，一身駐印軍的咔嘰軍裝，左手護著的軍帽，刻意地擺在右臂前，軍帽顯然是為了拍攝時不遮臉而摘下的。經過兩個月的靜養，穆旦消瘦的身體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營養補充，臉頰變得豐滿了，臉上的笑靨看去也不似原先那么明顯，青春的活力重又回到了這個年輕英俊的身體中了。照片上有兩樣東西特別引人注目，一是斜肩的一條棕色牛皮帶，在閃光燈下散射著神秘的微光，顯然，那是他隨身攜帶的手槍背帶；二是左腕上的手表，非常醒目的表盤上，時針所指正是加爾各答時間下午五點十分。這精精神神的一切似乎表明，穆旦的精神狀態恢復過來了。而身體一經恢復、生活稍稍安定或者說有了一個喘氣的機會，潛伏在靈魂中的詩神也就會適時地來尋找詩人了。

新近發現的穆旦佚文《國軍在印度》，寫到了駐印軍的衣食住行，衣的方面，穆旦說“他們總是穿著卡其黃襯衣和褲衩，很好的布，每人兩套。此外并有白背心里褲，黃膠鞋”。不要說這些士兵服裝，駐印軍的軍火和給養，一切戰備物資，全由美軍SOS供給。上面寫到穆旦在印度的著裝，原來是美制軍裝。

攝于印度加爾各答，1942年

出于身體的原因，1942年底，穆旦因病自印度返回昆明，離開了軍隊。這段時期，友人唐振湘曾有一段回憶道及穆旦的一件可能從印度帶回的外套：“當時我們的生活很艱苦，穿的衣服多數是來昆明以前置備的，少而舊。不知何時何人在房內遺下一件全新的毛料外套，經過相當長的時日，無人認領。我認為可能是穆旦從印度帶回的，幾次問他，他都搖頭，卻說：‘管它是誰的，誰需要就穿吧。’于是我們肯定那是他送給我們而又不愿明說。”穆旦的生活不見得優裕，全新的毛料外套價格不菲，但面對比自己更艱苦的朋友們，詩人極有同情心而又非常顧及朋友們的尊嚴。

穆旦講義氣，但身上很少傳統的文人氣。杜運燮曾記載的那件“褪色的藍布大褂”，并非表示穆旦有著詩人通常所具有的不修邊幅穿著隨意的習氣。從后來他境況稍稍好轉時的著裝看，穆旦其實很注重個人的儀表（當然對毛料外套之類的高檔貨也不看重），照片中根本見不到他粗服亂頭的留影。1949年3月在泰國曼谷任聯合國糧農組織譯員以及其后離開中國大陸去往美國留學的海輪上，他上身的白色短袖襯衫配以寬松的卡其布長褲，整個人顯得清爽、干練還很時尚。那個時期，他留給未婚妻周與良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人也漂亮。

攝于泰國曼谷，1949年

1949年12月，穆旦與周與良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小城杰克遜維爾結婚。二十三日，他們在那里拍攝了結婚照。西裝領帶的穆旦，與一身旗袍的周與良，中西結合，相得益彰。多年以后，周與良回憶，穆旦那天穿的是一套棕色的西服。她自己穿的旗袍是國內帶過去的。那時“一般正式場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錢買，就湊合穿著這套已有的西服”。（周與良《永恒的思念》）

穆旦與周與良結婚照

芝加哥大學的三年求學是穆旦一生中最安定也最幸福的時期。在現今留存的這個時期所有的穆旦照片中，他均以西裝革履示人。穆旦的西服有長有短，顏色也有深有淺。有一件西服，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還看得出筆直的條紋形面料，他穿著它，跟新婚的妻子同游芝大附近的杰克遜公園。

對于西服，穆旦當然不陌生。他大學入讀的是清華外國語文學系。清華是留美的預備學校，一切遵循美制，西服是著裝的首選。早在1947年5月17日，穆旦參加堂姐查良錠與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沈同的婚禮，也是以一身西服出席。兩年后，他一到舊金山，剛剛踏上美利堅的國土，即換上國內隨身帶去的西裝。在著裝方面，他毫無違和感地融入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周與良在穆旦逝世十周年時撰文回憶：“在美國讀書時，經常穿一條燈芯絨或卡其布褲，上身穿一件毛衣或一件舊西服，一直穿到回國。回國后改穿藍色中山服，一直穿到褪了顏色，袖口和底擺都磨破還繼續穿。他從來不肯穿新衣服，自己從來不買。我給他買件新毛衣，他也說不要為他多花錢，有穿的就行了。我說已經破成什么樣子了，還怎么穿，他說破點補補還可以穿。”（《懷念良錚》）這段話的跨度有點大，但有一點，穿藍色中山裝，那時回國以后。不過，確切地說，穆旦1953年1月回國，也不見得一到國內就換下西裝。1954年11月8日，一張穆旦周與良夫婦和長子的全家福合影上，他仍舊穿著西裝，打著領帶，只不過，照片中的西服皺巴巴的，上面的口袋里還隨隨便便地插了一支鋼筆，顯然，為了方便，對于穿著這類細枝末節，他越來越不講究了。

穆旦（右一）參加堂姐查良錠與清華大學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禮

20世紀50年代，西服顯然在淘汰之列，敏感的知識分子大多已收妥而代之以藍布中山裝。一股沉默卻也顯得干凈清爽的色調悄然風行于知識群體。南開大學是知識分子扎堆的地方，穿著方面的西化，共和國成立之初尚不覺得突兀，但變化已在悄悄發生中。我們看到，1959年5月28日，周恩來訪問母校南開大學，他的同學、時任圖書館館長的馮文潛作陪。馮館長不顧此日炎熱，在大家已穿短袖的情況下，他和黨委書記兼副校長高仰云仍舊一身中山裝相隨。馮館長的中山裝深色，還特別厚，右手下邊的那個大口袋的翻蓋下，方便卻也低調地插著兩支鋼筆。

這是時代的風向，服飾的變化最是一目了然。此后，就是周與良所說的“改穿藍色中山服，一直穿到褪了顏色，袖口和底擺都磨破還繼續穿”的中年時期了。這個時期有點長，我們在難得看到的一幀拍攝于1975年11月10日天津水上公園的彩照上，大抵可以覺出，穆旦泯然飽經滄桑的老知識分子形象了。

“外文系事件”（1954）之后，穆旦低調、卑微、壓抑地活著，處處小心，公開場合，話也越來越少。連年的運動，不斷地下放，勞動改造，他身心疲憊，五十剛過，在夫人周與良眼里，以前那個“講話風趣，很文靜……人也漂亮”的詩人消失不見了，“從后面看，良錚已經是個老人了”。

那么從正面看呢？穆旦的老年好像是突然來臨的。1976年1月19日晚上，他騎自行車赴德才里給兒子打聽招工的消息，不料重重摔了一跤，傷了右腿。經診斷，為“右股骨頸外面骨折”。此后，詩人拄著雙拐，在東村七十號的家里養傷。這一年的3月底，也就是摔傷兩個多月后，忘年交郭保衛赴天津專程看望，“他（穆旦）穿著深色的棉褲棉襖，胡子較長也更加花白了”。郭保衛看到的是一個拄著雙拐的憔悴的老人。與上年秋天的一個傍晚，穆旦“身著西服短褲和短上衣”去北京東城演樂胡同看他時簡直判若兩人。

晚年穆旦特別怕冷。棉褲棉襖加上沒有及時修刮的花白胡子，這一切都加深了他的年老。而一架雙拐，一個病殘的老父形象，也保存在子女回望的深情念想中：

1976年冬的一天，父親將寫好的一封信裝入信封。這又是懷著一線希望寫信詢問《唐璜》。他不顧天寒風冷，堅持要自己去郵局發信。我們送他出門，看著穿著藍色舊棉襖舊棉褲，戴著一頂破舊棉帽，架著雙拐的父親，消失在陣陣的北風中。（英明瑗平《憶父親》）

這就是穆旦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形象。一個天寒風冷中的臃腫的背影。那個俊逸的神采飛揚的詩人早就淪陷在時光的催逼之中。嚴厲的歲月，詩人必然在默默地“獨自回顧那已喪失的財富和自己”。但說真的，此時拿他跟任何一個北中國躬耕于大地的老農相比，其實也已無多形象的區別。這一形象似乎也印證了他晚年寫下的名句：“……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202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