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出版集團是2016年開始認識和思考“大數據出版”的，當時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出版業有大數據嗎”？ 有的觀點認為，現在的大數據，都是以PB、ZB為單位來計算的，都是規模超大的海量數據，而我們出版業，即便所有出版物加起來，數據量最多也就TB級別，和ZB差了好幾個數量級，規模不“大”，所以也不能稱為“大數據”。順著這個問題往下，第二個問題是，貴州有大數據嗎？ 貴州是全國第一個大數據綜合實驗區，每年在貴州召開的大數據峰會，吸引全國乃至國際眾多一流企業參與，已經成為國內在大數據方面宣傳、展示、交流的一個重要舞臺。貴州做大數據，并不是因為貴州已經擁有了規模超大的海量數據，而是貴州聚焦一個主題：數據安全存儲。在這個主題上，貴州有多個維度的優勢：不沿邊、不沿海、無地震帶，水電資源豐富且價格便宜，能夠為支撐數據存儲的服務器機房提供充分的資源及安全保障；氣候宜人，年平均溫度14度，僅機房建設一項每年就可以節約電費1億元以上。貴州的PUE值是1.45（PUE是總能耗與有效能耗的比值，越接近1說明能耗利用率越高），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是2，杭州是2.2，相當于有效能耗在50%以下。由此說明，貴州在數據的存儲成本、安全備份和防災保護方面，較其他地區更好，適合于做數據中心。

從這個案例大家可以發現，“大數據”的“大”，其實不在于“數據大、規模大”，而在于對聚焦的主題，能夠做到“多維度、全覆蓋”。通過進一步研究我們發現，大數據的特點就是，“主題明確、動態變化、分析預測、降維服務、匹配推送”。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采集一堆大而無用的數據，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數據會因為各種情況，根據對我們聚焦主題的影響程度，產生冷溫熱三種數據，而且不斷變化，而采集數據、建立模型、算例推演，最后的目的就是三個，為我們聚焦的主題做分析預測，為我們研究的對象做降維服務，為我們產品的開發做匹配推送。這就是大數據理念的核心，要做大數據出版，首先要準確理解這個核心。

那么什么是大數據出版呢？我們認為，大數據出版，就是借助大數據的技術和研究方法，把有用的知識以適合的形態推送給需要的用戶，實現產品供給側對用戶需求側的“精致服務”和“精準推送”。大數據出版符合當前出版業的發展趨勢。出版業從以紙質圖書傳承文明、傳播文化的傳統出版開始，發展到“云上存儲、網上出版、屏上閱讀”的數字出版，這一步的實質，是極大地豐富了知識服務的產品形態和輸出終端，再往下，發展大數據出版和以機器人、智能化音箱等為載體的人工智能出版，實質是提高產品供給側的服務質量，更好地滿足用戶精細化、交互式的閱讀需求。而且，傳統出版、數字出版、大數據出版、人工智能出版，不僅有各自鮮明的特點，而且能夠有效融合，一體推進。后三者實際就是我們說的“新興出版”，出版業當前的發展趨勢，就是在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的融合發展方面，努力探索更多用戶認可、滿足需要且愿意消費的高質量知識服務產品，從而更好履行“建設優秀文化陣地”的工作職能。這也是當前時代賦予我們出版人的使命。

理清了大數據和大數據出版的概念，明確了大數據出版在當前出版業發展趨勢中的位置，我們也就進一步清晰了自己布局大數據出版的思路：以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一方面對貴州大數據發展及行業大數據探索進行有效梳理和研究，從數據標準化層面制定基礎、管理、技術、運營四項出版業大數據實務標準，為國家新聞出版署今后規范和完善行業大數據建設提供試點經驗和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按照大數據技術特點，從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角度，積極探索優質內容資源的“多產品形態、多終端輸出”，爭取在用戶層面得到認可、滿足需求并形成畫像分析，在行業內樹立具有貴州特色的“大數據出版”品牌，創造一定的社會經濟效益。

在理論研究方面，我們抓住貴州作為全國首個大數據綜合實驗區的政策優勢和（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貴州省政府簽訂省部大數據戰略合作的發展契機，組織編寫《關于落實省部大數據（出版廣電）戰略合作協議出版應用任務研究報告》，從標準建設的角度制定《出版業大數據行業實務標準》，并根據黨委政府部門領導及專家的意見，不斷修訂完善，最終編為學術專著《出版有“數”》，由中宣部出版局（原）副局長、巡視員，中國畫報協會會長劉建生作序，貴州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成果出來后，得到行業同仁一致好評，比較好地完成了行業在當前形勢下對大數據出版的理論研究任務。

在實踐探索方面，一方面，從選題策劃開始，推進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的融合探索，選題產品一定要有明確的用戶畫像，要針對用戶“看書”“上網”“讀屏”的閱讀體驗和習慣，在“圖、文、聲、像、影”的“多產品形態”，“書、網、屏、聽”的“多終端輸出”方面大膽嘗試，開發選題《張大光講故事》，紙書銷售2.6萬余冊，音視頻產品播放50余萬次，圍繞用戶采集的有效數據500G以上，實現了很好的社會經濟效益。我們開發的選題《華為三十年（修訂版）》《西游志》《姐姐》等在發行方面做了數據分析，有效降低了發行成本，提高了發行效率。另一方面，我們和高校合作，按照大數據“降維服務”的特點，集中行業50多位政產學研一線專家的意見，把學生在學校“學不到”，但工作“用得上”的就業實務知識編成職場成長、出版實務兩套系統、體系的課程，爭取在出版人才的多維度數據服務和校企深度合作方面，形成集團的一些特色。我們與北京印刷學院合作做了一個校企共建的實驗室，效果很好，就是讓學生去感受真實的職場環境和職場任務，并由此產生一些問答、直播、畫像分析、就業推薦等新型出版服務，學校和學生都認為，這樣的課程是對學校學習的有益補充，在加快推進學生向行業所需人才的轉型上，具有積極意義。

在布局大數據出版的實踐過程中，我們也是形成了一點微不足道的經驗，在這里拋磚引玉，歡迎大家批評指正：第一就是實操策略，大數據出版在行業內是具有前沿探索性質的新興出版，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的策略有三個，一是小步快走，即始終要保證投入風險可控，我們也沒有那么多錢去“燒”數據，去交學費，要做就一定要保證發展可持續，在這個過程中，采取一種“小步快走”，不斷自我完善、迭代升級的態度，我們認為比較務實；二是內外融合，內部是集團傳統出版社與新興出版公司之間的融合，通過具體的選題、項目，讓傳統編輯和數字編輯一起參與，讓大家都有大數據出版的概念，一起探索大數據出版的融合發展流程，外部是和出版“政產學研技”各領域的融合，多看人家怎么做的，多學人家的經驗，進一步了解有什么合作的點。三是有效布局，沒有誰說一來就可以做成大數據，事實上，數據需要積累，算法需要優化，應用場景需要不斷推演和完善，布局大數據出版的實操流程，應該是按照大數據的特點和方法，先嘗試做一個滿足用戶需求、得到用戶認可的產品，這樣的產品多了，才有可能撐起一個有價值、有流量的平臺，最后成為一種頭部數據的“獨角獸”生態。

前期的積累會很辛苦，但只要我們每一步都做得很踏實，哪怕慢一點，但只要可以堅持下去，隨著“云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成熟和投入應用，一旦有一個投資風口，大數據出版就很有可能成為出版企業吸引投資或爭取國家政策支持的一個題材和亮點，在經歷前期的艱難積累后，迎來一個“井噴”式的超常規發展。

第二就是借助外腦。無論是規模體量，還是人才質量，貴州出版集團在地方集團中都不算特別突出，因此我們采取一種“借助外腦，開放共建”的態度，一方面從管理、業務、財務三個層次邀請專家，為集團布局大數據出版提供權威、專業的指導及評審意見，另一方面在出版業“產、學、研、技”及大數據領域，邀請具有豐富實操經驗的專家，具體參與項目建設，集團布局大數據出版，至今共邀請了120位專家參與項目建設、論證及評審工作，從而有效降低了我們的決策風險，并通過專家的“傳幫帶”作用，提高了我們自己團隊的專業能力。

第三就是程序規范，作為國有大型文化企業，貴州出版集團在布局大數據出版的過程中，努力做到“程序講規范，建設有成效，發展可持續”，其中程序規范具有一票否決權。項目從一開始就制定嚴格的“建設及資金使用管理制度”“工作人員廉潔自律管理制度”，每個項目，每個階段，都建立全面的管理、業務、財務文檔，項目每一步怎么決策、怎么執行，資金怎么使用，都做到流程規范，文檔齊全，并根據項目需要，形成專項審計報告，保證項目做到“三個經得起”（經得起查、經得起審、經得起告），“三個說得清”（對紀檢檢查人員說得清、過三五年說得清、離職離崗說得清），“三個不出事”（人不出事、錢不出事、項目不出事）。

出版業究竟“什么為王”？ 從大數據出版的角度，“內容”“技術”“渠道”好比組成王字的三橫，而真正能把這三橫串起來的一豎，是大數據服務，只有通過數據的采集、“脫敏”、建模、清洗、統計、預測等一系列工作，在內容的多形態、多終端方面，形成知識服務對用戶畫像的匹配推送，才能讓內容的“資源優勢”轉化為“資本優勢”，讓技術開發有意義，讓渠道發布可持續，成為真正的“王者”。

（本文作者為貴州出版集團版云大數據公司董事長、數字出版公司副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