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左）、陸建德（右）為《近代文學批評史》譯者楊自伍（中）頒獎 主辦方供圖

在日前于上海舉行的“第一屆譯文年選終評研討會”上，俄語文學翻譯家鄭體武感嘆：現在讀者讀一部翻譯作品讀著暢快，就說原作者寫得真好。一旦自己讀得不順了，就罵譯者糟蹋了原著。這雖然是一位翻譯家的率性之談，卻未嘗不是道出了翻譯的微妙處境。客觀說來，如果翻譯不好，譯者免不了遭受批評。如果翻譯得好，讀者給予譯者的最高評價，往往是忠于原著。某種意義上也因此，我們有意無意忽略了一個事實：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中或多或少包含了創造性。

這一點在詩歌翻譯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以評論家李敬澤的觀察，當我們讀某位外國詩人，說他的詩寫得好，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并不是夸那個詩人，而是夸那個譯者，是夸他在漢語當中的重新編碼，重新創造，這種編碼和創造實際上是無法退回到原著里去的。“我這么說，不是在批評譯者的質量。我只是說，這在翻譯當中恐怕是一個常態。我說這個意思也是為了強調，很大程度上翻譯本身就是一個在落地語言當中的新的創造，在詩歌等體裁的翻譯當中更是如此。”

也因此，在翻譯的評判標準中，李敬澤更在意翻譯對現代漢語有什么意義。“不管怎么樣，外語被翻譯過來后就是漢語，我們讀的也是漢語譯本。對我們這些讀者來說，或者對我們這些文學專業讀者來說，我們當然更在乎譯本漢語的質地。”以他的理解，自現代以來，翻譯本身就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翻譯不僅僅是供我們借鑒、學習、參考，“當一本書被翻譯過來之后，譯文本身就已經參與了現代漢語的建構。我們現在使用的現代漢語，不僅僅是我們日常用的漢語，包括現代文學語言，很大程度上都是翻譯參與建構的。所以我從來都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翻譯家同時是在創造，他們是在進行一個漢語意義上的創造。”

英美文學研究專家陸建德的觀察從一個側面佐證了李敬澤的說法。在他看來，魯迅、巴金等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大體上都有過翻譯實踐，他們的翻譯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國現代文學發聲直接相關，也是從他們那一輩開始，翻譯在中國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種發展其實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比如魯迅先生就特別強調從翻譯工作當中汲取營養，他翻譯是希望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帶來新的血液、新的想象、新的句法、新的隱喻。而巴金可以從事不同語種的翻譯。雖然說他是中文作家，但是他的外文非常好，他收藏的外國文學著作極其豐富。”陸建德曾經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看過一次中國作家的手稿和藏書展，他發現當中展出最好的一本莎士比亞戲劇早期的版本就是巴金的私藏。“這些前輩都熱愛外國文學，也希望通過對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來催生一種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學傳統。”

翻譯無疑在他們的創作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陸建德舉例表示，俞平伯雖然是研究《紅樓夢》的，但是他曾經有過非常短暫的出國經驗，而且很好地學習了外文。“所以他早期的文學創作、詩歌創作當中有很多翻譯文化的痕跡。甚至有一些地方就是直接用英文的，我們現在讀起來覺得很奇怪。”以陸建德的理解，我們不能簡單認為，現代文學剛出現時普遍存在的這種雜糅現象是一種弊病，在某種程度上，它也是一種力量，里面包含了一種催生新生命、新傳統的力量，這種力量我們還沒有好好地總結過。“從現在學術建制上，我們會界定某些人是做外國文學的，某些人是做中國文學的，中國文學又分為幾個時段，其實這些是可以有機結合的。中國社科院外文所在1953年創辦了《譯文雜志》，主編是茅盾，如果我們看50年代刊發的文章，我們會覺得這本雜志中很多翻譯的東西，包括翻譯當時蘇聯的一些社論等，其實和國內發生的大量事件是結合在一起的。”

這在某種意義上應了李敬澤說的，現代文學的那些大師，之所以同時是翻譯家，他們不是為翻譯而翻譯，而是懷著強烈的建構現代中國、現代文學的愿望，那種主體選擇是非常強的。“魯迅翻譯任何東西，顯然不是為了完成某個任務隨便就來的，他是有所思考，有所選擇的，主要就看翻譯對當時中國的現實，以及文學是否有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同時是翻譯家，這本身不僅僅說明了他們的能力之廣闊，同時也說明了他們的翻譯本身就是現代文學的建構。”

世易時移，如今文學翻譯就像李敬澤說的那樣，已經不僅是一個文化事業，同時還是一個商業行為，甚至還是一個全球文學市場、文化市場運作的結果。“這都沒有錯，但是同時和文學、文化本身也是有沖突的。包括在翻譯什么的問題上，我們其實需要有更加自覺的主體選擇，而不是只是為商業文明，為全球文化資本驅使。我們不要忘了，翻譯一定涉及到我們中國人的世界觀，也涉及我們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建構世界的。”

事實上，恰如李敬澤所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先生他們花很大精力去翻譯波蘭文學，翻譯弱小民族的文學，就是為了表達當時的中國人和那些弱小民族的命運是一樣的，要在翻譯當中建構起自我的身份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系。在李敬澤看來，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依然需要這種觀念。“這當中也涉及對‘我們是誰？’的認知和判斷。過去很長時間里，我們一定是忽略了一些東西，包括我們忽略了世界文學里其實隱含著權力結構等其他方面的東西。”

李敬澤舉例表示，通過外國文學，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到巴黎人是怎么想的，盡管我們可能沒有去過，但是我們讀了很多法國文學作品。但我們對非洲人毫無概念，對印度人也沒有什么概念。我們對印度人僅有的概念還是唐三藏取經時的概念，還是網上能看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文學翻譯上，我們應當有更加自覺的主體意識，來回應、調整我們中國人的自我意識。而翻譯對于中國人的精神有著至關重要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也理當通過翻譯讓自己對世界擁有更為健全的感受能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譯文年選”評選標準把社會影響放在首位，其后才是學術含量、文學價值、翻譯質量，也體現了翻譯事業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最早成立的專業翻譯出版機構，上海譯文出版社長期致力于“傳播世界優秀作品、創造優質閱讀價值”，經過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涵蓋當代國際知名作家、學者經典作品的出版規模和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出版品牌。今年六月該社啟動“第一屆譯文年選”，也是意在通過評選優秀譯作的方式，為提高引進作品翻譯水平和出版質量提供一種標桿和載體，在鼓勵、表彰杰出譯者的同時，突出文學翻譯的重要價值，推動社會各界對于優質翻譯作品給予更多關注。

最終，由李敬澤、陸建德、孫甘露、小白、易麗君、譚晶華、鄭體武、袁筱一、談崢、但漢松、陳英等翻譯家、作家、評論家組成的專家評審團，綜合參考網絡票選結果，從十部包括英、日、法、俄、意、波蘭語六種語言，涉及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文學評論與非虛構文學等多種體裁的作品中，選出了《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布拉格公墓》《米沃什詩集（總四卷）》《納博科夫短篇小說全集》與《世紀的哭泣》五部作品進入決選。

與多數評委一樣，法語文學翻譯家袁筱一也在考慮獲獎篇目時是投《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還是投《布拉格公墓》陷入了兩難。“進入80年代以來，英語文學的翻譯至少占了90%的天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強調，整個世界文學，或者說對中國來說的外國文學，應該更加往多元方向發展。投給從意大利語譯出的《布拉格公墓》，或許能強化這個意識。”但從翻譯具有的挑戰性來講，袁筱一還是覺得楊自伍譯的《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更大一些。“這樣一本文學批評史領域開創性也是總結性的巨著，翻譯難度不言而喻，他耗時25年把八卷本完整譯出后，又逐字逐句校訂和修改，試問有多少譯者可以這樣堅持？何況，以我重讀第八卷的感受來說，他還是翻譯得比較嚴謹的，翻譯質量很棒。所以無論從翻譯精神看，還是從翻譯質量看，他這本譯著都是應該重點褒獎的對象。”

在翻譯質量相當的前提下，《近代文學批評史（修訂版）》最終勝出，可見多數評委看重這部譯作的社會影響，以及其獲獎可能會產生的示范效應。翻譯家但漢松表示，楊自伍憑這部譯著獲獎，代表了當代譯壇已經不可能再去復刻和企及的事件。“這和雷納·韋勒克這本著作是一樣的，在他之后，沒有一個西方作者再敢去單槍匹馬去寫文學史。這件事情就算有人可以做，也會被認為是政治上的不正確，你怎么可以以一個人的能力去臧否這么多的人物？韋勒克有自己個人的判斷，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而現在文學史的生產，很多都是資料的生產，要強調各種各樣的視角，往往是不同學者匯聚一起團隊作戰。可見，韋勒克代表的是一種遠去的西方文人的背影，而楊自伍先生跟他一樣，代表了一種已經逝去的老派譯者的身影，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而楊自伍翻譯韋勒克這部批評史巨著的過程，即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驗。最初是他父親，同為英美文學翻譯家的楊豈深將作品一、二卷介紹給譯文社，而且他譯了兩章，請譯文社編輯過目。不久譯事中斷、以致譯稿遺失，楊自伍到現在都遺憾沒能看過這兩章一個字。他在發表獲獎感言回憶說：“到八十年代，張建平先生到我們家來重提舊事，那個時候我父親已經年近古稀，我不知天高地厚，就說我來試試。我父親經過考慮，征得譯文社同意，就達成了這樣一個默契。有幸的是他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個榮幸是方平先生是第一位責任編輯，他肯定了這本譯作的基本質量，后來就順理成章延續了這么多年。”基于此，楊自伍謙稱，他個人獲獎是其次，這個獎最重要的是獎掖一種傳承精神。

事實上，楊自伍的翻譯既體現了傳承精神，也體現了創造精神。但漢松感慨，自己讀韋勒克原著的時候，很少能碰到難懂的單詞，但是他在看楊自伍譯文的話，卻發現一些漢字、詞語都不認識。“如果一部英文著作的一句話里，有三四個形容詞，多數譯者也就把每個形容詞對應翻譯出來并列呈現，但是楊自伍先生可以把四個形容詞變成兩個漢語里的四字成語，甚至有的成語是非常生僻的。當然這是一個風格問題，見仁見智，但是至少他在翻譯過程當中，不僅是簡單去傳遞外文，還在告訴我們中國的漢語曾經是怎樣，未來有可能是怎樣。通過讀這部譯著，我發現漢語里有這么多四字成語，都被我們遺忘了，我感受到一種教育和震撼。”

值得思考的是，我們固然贊賞好的翻譯，但對認真負責，卻在某些方面不如人意的翻譯，是否就以“糟蹋了原著”之名全然否定？但漢松感嘆，現在翻譯的評判處于讀者減分制的審視當中。他現身說法道，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的《福樓拜的鸚鵡》此前的兩個譯本被個別專業讀者批得體無完膚，他因此受命重譯。在譯的過程中，他對照了之前的譯本，發現其中固然有一些問題，但是有些地方翻譯得非常出色、非常高明。“坦率講，如果我來譯，我譯不到讓自己滿意。”可想而知，如果不能客觀看待譯本，這些好的部分就會被掩蓋。如此說來，我們固然要對翻譯提出高標準、嚴要求，并對優秀的翻譯給予褒獎，但我們也完全可以以更為客觀的眼界，和更為健全的視野來看待不同的譯本，以及翻譯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