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過多少次杭州，我已經記不清了。最近一次到杭州，先到訪岳王廟隔壁窄巷里的黃賓虹故居，再趕往楊公堤“花港觀魚”蔣莊內的馬一浮紀念館，一路皆是怡人曠景。

隱居湖堤十七載

花港觀魚公園林木蔥蒨、碧水亭臺；南屏山西北方的小南湖畔、蘇堤映波橋和鎖瀾橋之間的蔣莊，湖光澄澈，山影逶迤。明代戲曲作家高濂在《四時幽賞錄》“蘇堤看新綠”篇章里有“碧云蔽空，寂寂撩人”的描述，用來比照馬一浮先生晚年寄居的蔣莊倒也合適。

這一帶銜山帶水，風光殊勝，清末民初時，引得權貴商賈、文化名流紛紛來此建私家莊園。計有鮑、杜、王、林等莊和澄、省、懷、春潤、逸云寄各廬，及九芝小筑、馬嶺山房等幾十處，其中尤以劉、郭、汪、蔣四莊遠近聞名。

蔣莊原名小萬柳堂，舊稱廉莊，是金石收藏家廉惠卿于1901年建造的，樣式頗染歐風。廉妻吳芝瑛與鑒湖女俠秋瑾素有交情，曾義結金蘭。秋瑾遇難后，吳芝瑛不避風險為她斂骨收尸，運回杭州西泠橋畔落葬，并修筑“悲秋閣”及“風雨亭”以資紀念。這份名媛與俠女間的情誼，于艱難動蕩之時益顯珍貴。清宣統年間，廉莊被轉售給桐油業大亨、馬一浮的弟子蔣國榜。新莊主在此廣植花木，易名蘭陔別墅，又稱蔣莊。《西湖新志》中記載：“在花港觀魚之南，無錫廉惠卿之別業。滄桑后以沒收圣因寺產，割得湖堤三畝有奇，堂基益拓，今（1921年）已售諸蔣姓矣。”1950年4月，一代儒學宗師馬一浮應蔣國榜之邀來此隱居，一住就是17年。

設于蔣莊內的馬一浮紀念館，由真賞樓、香巖閣、蠲戲書屋三幢中西合璧的小樓組成。館內展示有實物、圖片、手稿等文獻資料，介紹了馬一浮先生的諸項成就和人生歷程。登樓遠眺，所見正符合馬一浮先生所述：“臨水為樓，軒窗洞豁。南對九曜山，山外玉皇峰頂，叢樹蔚然若可接。”想來他對這個住所還是相當滿意的。馬一浮以“山水猶堪繼老莊，江湖道術猶可忘”的淡泊心態面對世事變遷，但他晚年的這段蔣莊歲月也因世事變幻而跌宕，回想起來，總令人感慨系之。

一幀幀溫暖的畫面

馬一浮搬入蔣莊的時候，連帶把他創辦的智林圖書館編纂處也搬了過來。剛入住那會兒，除了讀書寫字、刻經治印，馬先生還常與弟子們逍遙杖履，尋山問水，過著林下高士般閑逸自放的生活。但他儒學泰斗的聲望，即便與世乖離，也不可能不驚動世人。

1952年春天，陳毅輕車簡從、專程來訪。行前，名宿謝無量曾提醒陳毅，見到馬先生須執弟子禮。想不到，陳毅到了門前，卻被告知“先生書件積案，微感勞累，正在休息，當去知會”。陳毅說：“不必驚動，我過會兒再來。”遂去花崗公園閑逛，再返回時已下起了雨。一問馬一浮仍未起，家人便請陳毅進屋，陳毅卻說：“未得主諾，不便遽入。”寧可立在檐下淋雨等候。《宋史·楊時傳》中有“程門立雪”的記載，而陳毅此番“馬門立雨”，也曾傳為美談。

賓主見面后，聊得蠻投機。一位是學問大家，一位是赫赫儒帥，話題也很廣博，從玄學、禪學、宋明理學談到詩詞書法的創作。當然，陳毅此行的目的，并不只是問學，而是敦請馬先生出山。馬先生雖志不在廟堂，且抱著終身不仕的態度，打算“鬻書代勞”以維持晚年的生計，但還是被陳毅的真誠所感動。他同意受聘為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館館長一職。

馬一浮還專門為這次會見賦詩一首，僅錄兩句如下：“不恨過從簡，恒邀禮數寬。”寥寥10個字，把陳毅的低調和自己答應出山的原因道明了。后來，兩人還有過數次接觸。陳毅某次視察西藏回廣州嶺南休息時，特意邀請馬一浮前去游覽、療養，馬一浮作五律《游嶺南歸書所感答湖上諸友問》以紀游。

更高規格的來訪發生在1957年4月。周總理和浙江省省長沙文漢陪同來華訪問的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沐著春風漫步蘇堤，并特意步行到湖畔蔣莊。兩國領導人共同上門拜訪一位74歲高齡的學者，這是十分罕見的。據說，周恩來和伏羅希洛夫那天先在花港公園的曲橋觀魚，再到牡丹亭賞花，后穿過小南湖邊長長的花廊到達蔣莊香巖閣前。總理詢問馬老在不在家，馬一浮身著長衫、由蔣國榜攙扶著下樓迎接。總理向伏羅希洛夫介紹說：“這是我國當代唯一的理學家。”伏羅希洛夫對長髯飄飄的馬一浮肅然起敬，問道：“您（現在）研究什么？”馬先生答：“讀書。”伏羅希洛夫又問：“您（現在）干什么工作？”馬先生的回答還是“讀書”。這是一次短暫而愉快的涉外會見，最后周總理提議眾人在真賞樓前來張合影，為這次拜訪畫上圓滿的句號。

1963年，馬一浮80歲壽辰，在當時國家財政比較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批撥1萬元作為先生頤養天年、著書立說的特別款項。同年，被豐子愷贊為“中國書法界之泰斗”的馬先生在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之際，將歷年所作357件書法精品悉數捐出，第二年又捐出家藏唯一一幅宋畫。周總理提議舉辦“馬一浮書法展覽會”并到場觀展。

第二年冬天，馬一浮最后一次到北京參加政協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接見和宴請全國政協委員中花甲以上的老人，其中就有馬一浮。毛主席特地請馬先生坐在自己和周總理之間，陳毅、粟裕、陳叔通等人陪同。宴席開始之前，面對馬一浮、陳叔通等耆碩，毛澤東不要服務員來擺放餐具，而是特地讓年紀較輕的粟裕來擺放餐具，以示對他們的尊重。以上所列，就像歷史的截圖，凝固了一幀幀溫暖的畫面。

志不在名聞利養間

1966年，馬一浮搬到安吉路避居，不久后胃疾復發，出血難止。精通醫術的馬一浮自知大限將至。事實上，他早在1958年就寫了一份《自題墓辭》，其中寫道：“學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以茍悅兮，生不可以幸求。”“蟬蛻于茲壤兮，依先人之故丘。身與名其俱泯兮，曾何有乎去留。”一種從容不迫、視死如歸的生命態度可謂溢于楮墨。

有人很為馬一浮無后而嘆惋。馬一浮17歲娶妻，3年后夫人湯潤生離世，他未再娶，可謂“娶一而終”。關于此歷來存有四種說法，在此只列舉陳星所著《隱士儒宗馬一浮》一書中豐子愷先生的說法：馬夫人懷孕時正值馬一浮為父親守喪期間，恐不孝有違禮教，故用墮胎藥，不想馬夫人服藥竟死。馬一浮時感愧疚，遂矢志不復娶。

以豐子愷先生的佛學素養和為人品格，且面對自己的“師祖”（豐子愷的老師弘一法師視馬一浮為良師），在如此問題上想必不至于打誑語，故此說應有較高的取信度。馬一浮喪妻時，處弱冠之年，后來一心撲在讀書和做學問上，曾有不少人勸其續弦，最起碼也得收養一個孩子，馬一浮卻說，孔子子孫是濂（周敦頤）、洛（二程）、關（張載）、閩（朱熹），而不是衍圣公（指孔子嫡長子孫）。此話一出，別人也不好再置喙了。

至于馬先生的文人風骨，也是有口皆碑的。早在1912年，馬一浮應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秘書長，但不到兩周即以“不會做官，只會讀書，還是回西湖”為由辭官。馬一浮的岳父湯壽潛出任浙江都督，他這個女婿非但沒有借權謀私，反而閉門不出，一心鉆研義理考據之學。后來蔡元培再邀馬一浮去北大任教，馬一浮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字電文拒絕邀請。我只能說，別人或有假清高，而馬一浮是有真傲骨。

馬一浮自認一生有“三好”：好讀書、好友朋、好山水，可見志不在名聞利養間。倘論馬一浮的淵博，除了精通哲學、文學、佛學，僅憑他年輕時在文瀾閣研讀過《四庫全書》的大部分一事，在近代學者中并無第二人。弘一法師曾對豐子愷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人自打生下來每日讀兩本書且能背誦，那么到馬先生這個年紀，所讀的書還不及馬先生多。我每每想起弘一法師這番話，總能生起泰山北斗、仰之彌高、嘆為觀止之感。馬一浮曾創辦復性書院，訂立“主敬、窮理、博文、篤行”的學規，認為“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

晚年的馬一浮孜孜矻矻，兀兀窮年，以傳播儒家經典為己任。他的晚年著述并不太多，卻詩作迭出、格高調奇，這與陳寅恪先生的晚境有所相似。馬先生曾言：“后人有欲知我者，求之吾詩足矣。”是啊！學問者，志業也，唯有詩，才可安放靈魂。

馬一浮的一生，無所利交，唯以道合，可謂踵武前賢之志，靡不寢饋于學。他在蔣莊度過的晚年歲月，雖于個人境遇上有瑣尾流離之感，卻也顯得非比尋常。今思其風，弗能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