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唐山大地震，很多地方談“震”色變。我所在的知青點搭起一排排地震棚，知青們晚上大都住在防震棚里。防震棚里一是人多，過于嘈雜；二是稻草地鋪，沒有桌椅，我一人躲在宿舍里寫作。聽到關于“近幾天有地震”的傳言，就趴在床底下寫……多年后，和當年同宿舍的知青聚會，我把自己的幾本書送給他們時，一位室友感慨地說，那時候就覺得你一定能成作家。久久為功，你堅持下來了。四十多年過去，我一直是“業余”創作。無論崗位如何變化，無論工作多么繁忙，無論處境怎樣艱難，無論壓力何等沉重，我從沒停下手中的筆。有一次到京外調研，十天時間馬不停蹄，回來后，除了撰寫調研報告，不久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同行的同志無不驚訝：你小子天天晚上是在房間里干“私活”呀？還有一回隨團出國考察，也是十天的時間，白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滿，我利用晚上的時間把那些觸動我、感動我的人和事用散文隨筆記下來，有時一晚上寫一篇，有時一晚上寫兩三篇，回來不久，也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久而久之，創作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說是生命的一部分。寫長篇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一個規矩：白天不管多忙多累，晚上必須完成計劃的寫作任務。到出版社工作前，我以為到了出版社可能會有更多的時間搞創作。沒想到幾乎所有的白天（包括節假日）都用在了工作上，選題策劃、作者交流、審讀書稿、圖書營銷、文稿起草、理論學習、思政工作、日常事務……晚上回到家，吃罷飯把碗一推，坐到書桌前，打開電腦開始寫作，往往一坐就是四五個小時。一行行、一個個文字，漸漸積累成幾百萬字。這幾百萬字，是心血的結晶，是時間的回報。我同時認為，這也是感情的收獲。不能想象，如果一個作家對文學、對文字、對寫作沒有深厚的感情，不是發自內心地去愛，即使“業余”也當作一種事業去對待，怎么可能孜孜不倦，怎么可能身心投入？我曾讀過一本寫某位科學家的書，書中介紹這位偉大的科學家二十八年默默無聞搞研究。其實，哪個作家不是幾十年如一日地“爬格子”？

2012年2月22日，我曾在《文藝報》發表過長篇小說《漂二代》的創作談《感情是現實主義創作的重要元素》。文學來自生活，是生活的反映或表現，在我看來，它更是作家感情的流露和體現。作家筆下的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如果不是真正動了感情，傾注感情，很難讓人物鮮活，很難讓故事動人。而這種感情的積累相比起時間的累加，需要更持久、更深入。《漂二代》并非我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寫生活在京城的北漂一族。這之前，我已經發表過中篇小說《北京戶口》，這之后發表的北漂一族題材的小說更多，人物涉及洗車店小工、街頭修鞋匠、環衛工、小區收破爛的、停車場收費的、高檔寫字樓保潔員、攔車乞討的、進京上訪的、大學畢業漂在北京的……有人問我為什么對這樣一個群體情有獨鐘，而且十多年來一直在寫這類題材。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已有很長時間。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大規模外來人口與大量流動人口的進入，讓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市呈現出“雜色”，各種文化在此交流、碰撞、交匯和融合，使城市擁有了新鮮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多樣性。城市發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勞動者，同時勞動者也是消費者，然而又難以保證城市外來人口享有同等待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這些進城務工人員被稱之為“農民工”，甚至一度被稱之為“盲流”。我清楚記得，每到重大節日前夕，城市就開始驅趕這些“無戶口、無房子、無固定職業”的“三無”人員。他們一個個、一群群從我面前走過時，投來的目光有無奈、有求助、有怨恨、有憤怒，讓人不敢與之對視。我單位一位大學畢業漂在北京的同事氣憤地說：“這叫什么事？我手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說著，眼淚奪眶而出。這種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靈深處。這種較為突出的不公平現象，對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有過一定的影響，但并不是很大或者說不很嚴重。因為“進城打工掙點錢，回家蓋新房子，改變一下生活現狀”是大多數第一代進城務工人員的基本訴求。而對他們的后代即“漂二代”學習上、事業上、工作上、生活上特別是精神上的打擊和危害是十分嚴重的。他們出生在都市，或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來到城市，盡管他們中有不少人住在廉價的出租屋里，但他們看到的是都市的天空，呼吸的是都市的空氣，行走的是都市的大街，腦海中不停翻騰的是都市景象。更重要的一點是，不管他們的父母在都市從事哪一種工作，都是在為這座都市和都市的人服務，為這座都市出力流汗……忽然有一天，在入學、就業、購房、買車等事關他們切身利益的事情上，因為戶籍而遭到嚴厲和無情地拒絕，可以想象他們的痛苦、不滿和無奈。索爾·貝婁曾將他筆下身份缺失的主人公稱為“掛起來的人”，我把筆下這些人稱為“漂著的人”。那幾年，每年都有找我咨詢或幫助給孩子找學校辦入學的老鄉、朋友。他們大都淚眼汪汪地說：“孩子不送回去沒書讀，送回去又沒法子照顧，這不是難為人嗎？”這就是我寫中篇小說《北京戶口》的生活來源。還是在十多年前，北京北四環外北沙灘橋下十字路口每天都可見到攔車乞討的人群，雖然有人在驅趕他們，我想的是他們來自哪里，為什么冒險穿行在車流之中做這種事情？于是，我通過幾次努力，終于約到一個男孩子。那天晚上，我和他坐在馬路牙子上喝啤酒。紅燈亮時，他起身去乞討。每討到一張面額不大的“票子”，他就會洋洋得意、眉飛色舞。漸漸地，又有幾個孩子也湊了過來。他們互相調侃，互相嘲諷，互相對罵，開心起來好像生活并非不容易。聽了他們不同的講述，我了解了他們，理解了他們，同時也被深深地觸動。此后，我對“京漂一族”投入了很多時間、很多精力，很多心血。中國作協組織作家定點深入生活，我申請到北京市朝陽區重點采訪和調研外來務工人員工作和生活情況。我認為，我關注的不是一個人，而是這樣一個群體，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當然，我不是簡單地為這一群體貼標簽，而是要提示，身處此種社會境況之中，他們的存在是無法回避的，也是不容忽略和忽視的。因為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一旦從大都市消失，大都市的呼吸甚至生命健康都會受到嚴重影響。作為一種在階層/政治規約下的經濟/生活共同體的“北漂”一族，留給他們的，已經不僅僅是制度和社會問題，更是引發了深層次的內心選擇和價值取向的精神危機。因而我認為，所謂底層立場和平民意識，其本身也是立體而豐富的，不能簡單地歸之于某種顯而易見的傾向性。我試圖將人物和事件本身的所應面對的期許與反思、想望與審視統統呈現出來。當然，在寫作的時候或者說在下筆的時候，在堅守底層立場和平民意識時，我努力保持理性審視的力量，以求使之從一種普通的情感上升到心理層面的映射，甚至精神層面的反思。而且在寫作過程中，我所著意側重的是他們各自的個性乃至主體性，想寫出他們身上的溫情與愛意、無奈與苦痛、困惑與迷惘、追求和向往。漸漸地，我與現實中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有了感情，與我筆下的人物有了感情。這種感情，源于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源于一個作家對現實主義創作的理解。我所理解的“現實感”，其中所包含的意思，既有對生活實感和命運遭際的書寫，又不乏對內心世界和精神體驗的敘述。須知任何形式的現實主義，表面上看是關注外部世界現實狀況的書寫傾向，實際上，感情的介入往往同時摻雜其間，也唯其如是，才能避免對小說寫作的簡單化理解，才能還原事物本身的豐富性和立體感。

對類型生活的特定關注是我持續不斷甚或是逐漸升溫的寫作嘗試，尤其對底層人群的生活樣態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筆力，這也許與我關注各種生存狀態中的平民意識，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流露的平民感情息息相關。如此這般的感觸和思考，構成了某種難以名狀的情結，一直縈繞在我的心中，揮之不去。直到今天，這個群體還是我持續投入情感、持續寫作的對象，鮮活地走進了我的小說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一個嶄新而偉大的時代。“農民工”的稱謂被“新市民”替代，大都市向他們敞開寬廣和無私的胸懷，其中不少漂一代、漂二代躋身于各個領域、各個行業，有的事業有成，孩子們也可以同都市的孩子一樣享受教育的機會，北京北沙灘十字路口攔車乞討的人群早已消失了……然而，我發現文化融入還需要漫長的時間，這，就是我仍然在努力用文學反映和表現的推動力。